红军东征：驰骋三晋 播撒红色火种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结束长征，顺利到达陕北。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召开，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救国，以发展求巩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36年2月20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正式打响了东渡黄河的战斗，拉开了红军东征的序幕。中国共产党东渡黄河，驰骋三晋，播撒了红色的革命火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红军东征在山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惊呼：“晋陕毗连，陕北红军之活跃，实威胁山西之安全。”他一面沿黄河东岸修筑碉堡，加强工事，一面在山西全省加强筹划防共事宜，成立防共保卫团。只是再坚固的工事也无法抵挡抗日的英雄。

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红军主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侵略军直接开火。1月27日，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率领红十五军团的第七十八师抵达延长县城。1月31日，军委在延长召开会议，正式将整编后的东征红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参加东征的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下辖红一师、红二师、红四师。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下辖第八十一师、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下辖第二五○团、第二五一团、第二五二团。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下辖第二六二团、第二六三团、第二六四团。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组成后，立即开始了东征的准备工作。2月18日，彭德怀、毛泽东发布东征作战命令。

2月20日20时，东征战役正式打响。红军所到之处，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组建抗日游击队，建立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为争取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实现对日作战，3月12日，红军在郭家掌召开会议，毛泽东决定兵分三路：左路军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威胁太原，与红二十八军配合，转战晋西北；右路军红一军团挥戈南下，突破汾河堡垒线，沿同蒲路两侧横扫晋西南；毛泽东、彭德怀率总部人员为中路，活动在中阳、离石一带，指挥南征北战。16日，红军按照郭家掌会议的部署开始行动。红军主力展开后，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连续在晋西大麦郊、石口、罗村、四江等地召开政治局会议（即晋西会议），讨论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以发展求巩固”为红军的战略方针，并决定今后党中央不再随军行动。晋西会议贯彻了瓦窑堡会议精神，推动了党的政策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的转变，更成为迄今党在山西召开的最高规格的会议。

红军所到之处，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红色政权，组织游击武装。大半个山西沸腾起来了。

随着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围剿”各路红军，为避免与处于优势的敌人决战，保存抗日实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4月28日，彭德怀、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指出：“方面军在山西作战已无顺利条件”“我军决定西渡黄河”。

从5月2日开始，东征山西的红军各部回师黄河西岸。至5月5日，全部返回陕北。同日，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陆海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东征红军始终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红军东征战果辉煌，正如毛泽东所说，“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

播撒红色火种

红军东征，这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实现对日直接作战等为目的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和军事行动，从发起之初就注定了它的辉煌，也注定了红色的革命种子将播撒在人民群众的心里。

1936年2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相继发布《东征中敌军政治攻势的指示》《东征中肃反工作的训令》以及其他具体规定。为了加深红军将士对中央各项政策和规定的理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战前动员和督促检查。2月上旬的一天，天降大雪，面对大雪飘飞、银装素裹的陕北高原，毛泽东挥笔写就了气壮山河的名篇——《沁园春·雪》。这首大气磅礴的千古绝唱中有祖国山河的壮美雄浑，也有对今朝革命英雄儿女的赞颂，更有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和广阔胸怀。壮美的祖国山河，如此雄伟多娇，岂容敌人侵我国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客观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制定了红军渡河东征的军事战略原则，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2月20日，红军正式下达渡河命令。命令各渡河突击队“先头绝对隐蔽，乘夜偷渡”，强渡黄河。

红军东渡黄河后，为了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驰骋三晋大地，声势浩大，所向披靡，极大地支援了华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动员先锋队的战士们，东征红军在行进中常利用风琴弹奏革命歌曲，鼓舞斗志，振奋精神。1936年3月18日，山西省洪洞县白石村，迎来了一支部队，战士们头戴蓝灰色军帽，帽子上镶着一颗红光闪闪的五角星。当天下午，在白石村温家大院里，村民们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以及救济贫苦农民、发展生产的政策。孩子们沿街欢跳，村中一片欢腾，白石村这一天，比过年还要热闹。这支振奋人心的队伍，正是聂荣臻、罗荣桓等将军率领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风琴跟着部队日夜行走，在东征红军回师前夕，留在了白石村学校。这所学校教学条件十分简陋，红军回师后，学校师生用这架风琴奏响抗日歌曲，一时间，师生们的歌声响彻校园内外，白石村人人传唱抗日歌曲。学校里从此有了琴声，也激发了村民们参加革命的激情。80多年过去了，风琴上镌刻的“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政治部赠送”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见证着当年红军同山西百姓结下的深厚情谊。如今，这台风琴陈列于山西博物院。它身上的原木色显得沉稳厚重，仿佛一位历经岁月的老者，在低述一段曾经的过往。对于受赠者，这台风琴无比珍贵，于是，白石村一代又一代人把它完好地保存到现在。这架风琴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救国、传播革命火种的见证。

红军东征抗日讨逆的爱国义举，宣传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广泛地宣传、发动了群众，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农民、学生纷纷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据统计，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山西省洪洞县仅白石村和西李村两村，就有300多名农民参加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有一位名叫王东平的孩子，年仅12岁，1936年春，红军东征队伍驻扎在洪洞县，临走时，王东平跟着队伍成为一名小战士，成为了当时年龄最小的一位小红军。之后，国际友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时遇到了这个小红军，并为他拍了一张照片，刊登在《西行漫记》中，文中写道：他的绰号叫“山西娃娃”，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说，红军是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队伍。所以我要当红军。“山西娃娃”王东平很快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成了驰名世界的红军娃娃。

在吕梁市石楼县红军东征纪念馆陈列着一个珍贵的瓷碗，碗边的划痕仿佛讲述着一段经过岁月洗礼的历史。1936年3月中旬，红军东征来到灵石县西庄村。有一位红军战士走进老乡王金柱家，发现老人正患病躺在土炕上，红军战士就请来了医生给老人看病，还从药铺买来了药。第二天，王老汉的病就有了好转，这位战士向王家借了一斗小米和一桶酸菜。第四天，红军战士背着一斗多麦子，提了一桶盐，并拿着一只细瓷碗走进了王家，抱歉地说：“前两天在这里住，麻烦您很多，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这点麦子和盐给您留下，那天，不小心打碎了您家的碗，就用这只碗顶上吧。”王金柱听了不知说什么才好，心里想：地主老财放高利贷，放一斗收二斗，我借给红军一斗小米，人家就给了一斗小麦，吃了一点酸菜，就要用盐来还，打了个粗碗，就赔了个细瓷碗，这咋能行呢？说什么也不要。两人再三推让，红军战士就是坚持放下东西，对老人说：“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是我们红军的纪律。”说罢，敬了一个军礼，转头就一溜烟跑了。王老汉出门赶来，只见红军队伍整装待发，村里的百姓站在村口依依不舍地欢送着红军。

东征期间，毛泽东接见了在战斗中被俘的阎军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提出红军东进抗日的三点要求，请他代为转达：第一，在绥远让出18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如果第一个不行，就来第二个，在雁北让我们红军一条路，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第三点是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共产党共同抗日，我们共产党打头阵，打败日本兵，再进行民主选举、成立联合政府。这次会谈后郭登瀛被送到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

红军回师陕北后，毛泽东再次接见郭登瀛，详尽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希望他回到太原后能够说服和动员阎锡山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临行前，毛泽东托他转交致阎锡山的亲笔信。郭登瀛回太原后向阎锡山汇报了被俘的情况，并送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转达了毛泽东的希望。在信中，毛泽东言辞恳切，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企图借“剿共”的名义，染指山西的险恶用心，使阎锡山深有感触。但阎锡山并没有直接复信答复，而是召集其心腹开会讨论，结果绝大多数人赞同“联共抗日”的主张。阎锡山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反共的决心开始动摇。

在1936年的这个春天，东征红军所到之处，遍撒革命火种，他们在三晋大地秋毫无犯、开仓济贫、抗日讨逆、纪律严明的义举，使山西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认识，使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深植于人民群众心田。

再宣言 再宣传 再播种

毛泽东曾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东征就是再宣言、再宣传和再播种。东征向各界人士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立场，唤醒了民众，播撒了火种，也为山西在抗日战争中各个根据地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红军东征的政治宣传工作，并且作了充分的准备。要求广大指战员要把在军事上打击敌人同向人民做政治宣传结合起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充分认识到政治宣传的重大作用。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式就是要突出党的策略任务，突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革命的总目标、总任务与山西的具体情况密切结合起来，用山西人民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开展工作。1936年2月4日，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东征中地方工作的指示》，进一步具体提出了地方政治工作的三条基本方针：第一，要把抗日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把土地革命引向深入；第二，要在红军所到之处创造苏区，建立模范抗日根据地；第三，要揭破敌人的欺骗，争取广大群众，使一切地方工作适合于党的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