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照片记述的票号故事

票号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是晋商辉煌历史的见证。以票号诞生为标志，晋商成功将商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一跃成为当时金融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票号除了辉煌的金融业绩，在商业汇兑中也留下了不少文书和著述。这些著述种类繁多，有介绍经营之道的生意论述，有介绍商业知识的专题著作，还有介绍家庭生活和个人经历的日记自述。前两者在晋商经商的过程中留存不少，但讲述个人生活经历的日记自述却鲜少见到。因此，晋商博物院收藏的晋商文献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其中，比较特别的是一张以1927年拍摄的照片为载体的“日记自述”。

这张照片长23.8厘米，宽30.8厘米，采用竖幅装裱，整体呈灰绿色。相片卡纸纸板坚硬厚重，边缘由两条绿色边框装饰。卡纸靠近相片边缘一侧的边框由凹凸印花勾勒，另一侧由辘线勾勒，中间放置照片。相片中的人物为正面坐姿，头戴小帽，身着长袍马褂，背景为当时照相馆普遍使用的风景背景幕布。卡纸左下角印有曾鸿太照相馆标志，由英文花体字缠绕。名称下方是照相馆的地址和电话信息：济南府西门大街司马内府，电话五九一号。卡纸上的留白部分则是拍摄对象书写的自述文字。从右往左，共270字，内容如下：

余名立朝，字笏卿，世居山西汾州府平遥县，蓝翎五品衔，现年六旬，生于大清同治七年六月十一日酉时，少年读书未竟，弃儒就商，遂在本城广义兴学权子母，于光绪十六年就新泰厚票庄，是年三月十二日调往山东，住济南周村二处四次十有余年，三十一年调往广西，路经汉口湖南湘潭，三十二年调往厦门，由南海航路经梧州广东香港潮州汕头等处，在厦三年，遄返福建，经上海汉口一带下班回里。民国二年又调济南，是年新泰厚歇业。三年就源利通票庄，即取道汉口沙市宜昌，由川江抵重庆成都住五年，该号歇业。八年就济南当业银行兹八年矣。回忆一生劳碌，笔难书述，爰于十六年十月十一日特照此像略生平事迹。俾后世知任事之艰难也。

自记于当业银行之办公室。

这篇自述开头“余名立朝，字笏卿”，自称仅有名和表字。在晋商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份《清代新泰厚人俸折一》中可以找到“杨立朝，字笏卿，白坡上，二厘”的记录，进一步佐证了这张照片的主人就是杨立朝。

杨立朝，清同治年间平遥人，少年时就在平遥城内广义兴店学习商业知识。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杨立朝进入新泰厚票号工作。新泰厚票号是著名票号“蔚字五联号”中的一支。新泰厚票号由新泰厚绸缎庄改设而成，总号位于杨立朝的老家平遥县城，在太谷、祁县、太原、北京、天津、济南、开封、西安、苏州、南昌、汉口、成都、重庆、福州、厦门、桂林等地设立了近30家分号。清道光六年（1826年）开业，主要经营汇兑官款业务，同时也兼营大量捐输社会福利的事业。票号以4年为一个账期，一般每股分红七千两至八千两，最多达1.5万两，股东分红达600多万两。

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民国2年（1913年），杨立朝在新泰厚票号就职。他在记述中提到：“民国二年又调济南，是年新泰厚歇业。”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中记录，新泰厚票号于民国10年（1921年）歇业。此外，在《晋商史料集成》中有一份《民国三年新泰厚票号残账》，里面也查找不到济南分号的信息。因此，这里的“民国二年新泰厚歇业”应该是指济南分号的歇业，新泰厚总号歇业于1921年。

杨立朝在新泰厚济南分号倒闭后，继续从事票号汇兑工作。他来到重庆和成都地区，在源利通票号就职5年，直到该号歇业。民国8年（1919年）杨立朝重新回到济南，又在山东济南的当业银行工作了8年。民国16年（1927年），正值杨立朝60寿辰，他在济南曾鸿太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照片，以记录自己从事汇兑业务的生涯。

班期制度的实物印证

在杨立朝的日记自述中，多次提到“调”“住”和“下班”，这些词语是票号班期制度的真实表达。“调”为调任，调往。“住”即住班，在此上班。“下班回里”即从分号回到总号。在新泰厚任职时，杨立朝先后历经了济南、周村、广西、厦门四处分号的调动。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从总号调往济南、周村分号，坐班四次，历时十多年。之后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调往广西。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调往厦门分号坐班。1910年，杨立朝回到了平遥总号。最后在民国2年（1913年）重新调往济南分号。从1890年到1913年，他的足迹遍及华北、西南和东南地区。他的自述是票号班期制度的真实写照，也是目前为数不多能直接反映班期制度的实物资料。

班期是票号分号人员任职的期限。班期制度是票号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一种策略，类似于现代企业管理的轮岗制。在票号上班的伙友会在一定时间内被调换到不同的分号，并设置“班期”作为分号人员任职的期限。这种制度的产生与票号总分号制度的设立密切相关。

票号总分号制度是班期制度产生的前提。山西票号业务以汇兑为主，要想洞察市场先机、占领市场高地、顺利开展商业经营，就要形成遍及全国的商业网络。山西票号将分号设置于商业、金融业重地和交通枢纽城市，以便获取准确、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针对性开展业务。在票号发展最为繁荣辉煌的时期，基本涵盖了全国的交通中心和金融中心。以杨立朝就职的新泰厚票号为例，新泰厚总号设在平遥城内，先后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湘潭、长沙、南昌、福州、重庆、成都、济南等近30个省、市开设分号。分号以北京为中心，海陆并重，遍布内陆和沿海城市。运营如此庞大的金融系统需要完备的人员配置。在类型上，掌柜、营业、跑街、出纳、文书、学徒等各类人员是总号和分号都要配置的基本人员；在数量上，总号约十一二人，分号约三五人。为了维持全国各地分号运营，新泰厚票号每年在职的伙友大约有上百人，由总号分派到各地分号任职。

总号将伙友分派到各地分号任职时一般会设置一个任职期限，到期下任或轮换到另一个分号，业绩好的，经过高级人员推荐，也可调回总号。山西票号班期设置的时间有长有短，一般根据伙友就任票号离家远近来区分。如果在总号工作，班期只有两三个月。总号附近其他城市分号的伙友班期为一年。华北地区分号上班的伙友班期为三到四年。更远一些，如东北、西北、华南等地分号上班的伙友要长达五年。

班期结束时可获得休假，也叫做“下班”。休假时间则与伙友的班期长短有关，一般来说，坐班的时间越长，获得休假的时间也越长。下班期间，除了年终结算时需要到号内工作数日外，其余时间都可以在家料理私事。

除了时间限制外，票号班期还有着严苛的管理制度。伙友从总号选派至分号后，班期到期后一定要回总号一次，由总经理询问分店业务是否无误，若是无误，则还是派遣到分号上班。如果伙友未按要求回总号汇报，形迹可疑的会被总号押送地方官府询问。如果伙友在分号经营过程中存在监守自盗的情况，则会被没收家产，从不宽容。

在杨立朝的自述中，1890年到1905年的15年间，他在济南、周村坐班“四次十有余年”。如果按四次班期计算，每个班期为三到四年。然后又调到广西和厦门，其间也经历了为期四年的一个班期。新泰厚票号的班期设置与当时山西票号的班期主流设置相差无几。在班期制度下，杨立朝在济南、周村、汉口、湘潭、厦门、梧州、广东、香港、潮州、汕头等处频繁奔波，艰辛可想而知。然而，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票号也为伙友提供了丰厚的报酬，保证班期制度的良性循环。

票号伙友的身份象征

班期制度的设立，既能让伙友有时间熟悉各地情况，方便后期开展业务，又可为票号减少差旅费用支出。票号伙友坐班期间吃住均在票号内。衣着、药物或由票号统一配置，或配发现银补贴，日用品及假期的旅费也由票号支付。员工的待遇除了生活开支的供应外，还有由票号支付的“辛金”。

“辛金”即薪水，是票号发放给伙友的工作报酬。票号每年支付的辛金根据伙友业绩的好坏和工作时间的长短来确定，一般发放三四十两或七八十两。刚进入票号的伙友，一年仅发七八两。只有在号内工作十多年的伙友，辛金才能涨到一百两。票号伙友的收入除了辛金外，还可以获得特殊的身股，这也是票号的一种极具特色的激励机制。

身股是票号伙友的人力股。拥有身股，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分红。票号依据伙友入号的时间和业绩贡献，每隔四到五年的大账期进行结算，向伙友发放一厘到一分不等的分红。一厘为最小单位，一分约为十厘，一般从一厘起算。票号分红大多按“银六身四”的原则分配。“银”即出资时所获得的银股，“身”即经营时出力所获得的身股。如果票号年终清算时收获了一万两红利，则拥有银股的东家和掌柜可以分红六千两，拥有身股的伙友可以分红四千两。如果身股共有四分，四分为四十厘，则每厘就可分到一百两，利润相当可观。一般来说，按照票号的人员设置，总号大掌柜可以分到一分，分号掌柜可以分到五六厘，普通伙友则分到一二厘。

票号在没有红利分红时，为了让伙友见到实际利益，对每一位拥有身股的伙友按其股厘的数量，给予一定银两，这种银两称为“应支”或“支使银”。“支使银”可以按年支取，也可按标期支取，算是票号对拥有身股的伙友额外的利润保障。

《清代新泰厚人俸折一》中记载道：“杨立朝，字笏卿，白坡上，二厘。”根据这本人俸折记录，当时新泰厚票号总人数148人，其中45人拥有身股，占总人数的30%。整体来看，票号的身股制把票号的整体利益和全体伙友的个人利益紧密结合，促使伙友为了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从杨立朝的任职经历上看，他从1890年入号，到1913年出号，在新泰厚票号工作的23年间已经获得了身股。

票号晚期的艰难生存

从杨立朝的经历来看，他的前半生基本奉献给了票号行业。杨立朝先后供职于两家票号。然而到民国年间，政局动荡，全国各地票号的数量大为缩减，票号经营不善，纷纷改组或歇业。

陈其田在《山西票庄考略》中写道：“票庄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家……票庄集中全力经营各地及各省往来的汇兑，把有关地方性的营业，逐步让与钱庄。”票号主营各省汇兑，并以此创造了金融业的辉煌。然而随着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相继成立，外国驻华银行也开始插手中国金融业务，这些新式银行成为票号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从1897年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商银行17家，均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根据1906年清户部存放票号款项统计，全年存款总量约383万两，其中外国银行存款占30%，户部银行占55%，票号仅占13%。庚子事变后，山西票号汇兑官款数额达到顶峰。从1901年到1908年，山西票号汇款官款共9753万两，平均一年汇兑1219万两，票号汇兑官款的数量大约提升了两倍。然而票号承接的汇兑官款仅占当时承接官款汇兑各机构总和的20%。据记载，单由国外银行经手的债赔款就可达3500多万至4200多万两。

除了官款汇兑，票号在金融行业的其他业务也受到这些新式银行的冲击。厦门票号行业的兴起和衰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厦门，票号主要业务为代收官方税收、厘金及其他公款收支，存款业务多为定期，储户大多为官吏。票号通过汇兑和存款所筹集到的流动资金也会以低利贷放款给有业务往来的钱庄或商行。当时的厦门与日本、东南亚以及香港等地商贸往来频繁，商贸使用的资金大多由当地的票号汇兑。据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4月7日《申报》报道，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厦门各商行向票号借贷款高达六七十万两。新泰厚分号在厦门开张后，仅仅经营十一二年，就获利十万多两。然而到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厦门金融市场为台湾、汇丰等帝国主义银行把持，票号业颓败，收歇5家，仅存新泰厚一家。

面对新式银行的竞争压力，票号曾试图通过改组方式变革经营模式，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全国社会动荡，北京、天津、太原、汉口、成都等大型金融城市战火不断，山西票号受战乱影响，经营亏损严重。从天成亨等14家票号向北洋政府财政部呈报的请愿报告看，新泰厚在此次动乱中，各分号总共损失八万两现银，衣物折现一万八千两。

除了现银损失，山西票号还面临着倒账风波。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在山西票号的借款长期有借无还，在无法收回放款的同时票号还要应对大量的提款。根据《北洋政府档案》1913年天成亨等14家票号呈北洋政府的清单编制，当时的新泰厚票号在全国共有14家分号，当年累计存款约121万两，放款约196万两。这意味着这一年有75万两的贷款难以收回，更别提盈利了。同时，在新泰厚尚且营业的14家票号中，除了上海和北京分号，其他各号均处于入不敷出、艰难维持的状态。《大公报》1915年7月3日登载的《河南票商惨状述闻》中写道：“时值荒乱，纷纷提款，其零星小户到号强迫，而外欠之款则收不回来者。”1915年河南开封仅存三家票号，新泰厚是其中之一，但其汇兑业务基本停滞，仅“收账还账”。

在杨立朝的记述中，杨立朝在新泰厚就职后，先后两次进入济南分号。在该号经营的晚期，国内军阀混战，内忧外患不断，票号只能采取撤庄裁员的方式来保存经济实力，维持经营，然而仍难掩衰落之象。济南新泰厚分号歇业于1913年。是年，杨立朝进入源利通票号。仅仅5年后，源利通票号也歇业倒闭。之后，像新泰厚这样运营时间较长的票号也于1921年歇业。

票号行业的衰落导致票号逐渐在金融业失去话语权，票号伙友开始流向其他行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银行。正因有了近三十年金融从业经历，从新泰厚票号和源利通票号出号后，杨立朝顺利担任了济南当业银行经理。他60岁时感叹于自己一生奔波劳碌，便拍摄了这张珍贵的照片，为后人讲述了票号伙友的工作之艰和票号晚期的生存之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