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红色记忆三题

八路军总部在高公

高公村位于洪洞县汾河西岸，东距县城10公里，西离万安镇2.5公里。1937年11月25日，由朱德总司令率领的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来到洪洞，第三站选址驻扎在高公村。

那时高公村是个只有200户人家的小村，村落呈甲字形，头东尾西，筑有六道门，围墙高大，气势雄伟。村中四家财主，靠东门路北的一家姓李，俗称“东院里”；小北门有三家，按居住方位分别叫“前院”“中院”“后院”。村子小，又穷，多年来添口不建房。部队的突然到来，村中住房一时就显得十分紧张。

朱德总司令一来住在“东院里”。第一天晚上，朱德总司令与长工樊福有住在一起，警卫人员则挤住在“东院里”的阁楼上。“东院里”的房主名叫李景山，有文化、明事理、教过私塾，是个开明乡绅。第二天，李景山就主动腾出主房，让部队使用。朱德总司令在高公期间，就在李景山家办公，处理军务。经过短暂的相交相处，朱德总司令与长工樊福有交上了朋友。有一天，樊福有对朱德总司令说：“阁楼上存放着房东的棉花，战士们抽烟打火的不安全……”朱德总司令立即命令战士们撤下来，就近安排住处。朱德总司令的坐骑原来在骑兵住处喂养，樊福有提出由他代养，方便朱总司令出行。朱德总司令说这样更好，那就有劳了。

来自南方的战士，冬天烧不了暖炕。樊福有又是砌烟囱，又是糊炉子，极尽主人的责任。一时间，朱德总司令和樊福有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凡有要见朱德总司令的人，樊福有总要盘问清楚后才允许见面。

出了高公村南门，往西走约50米，住有几户村民。家家都住着坐西向东的土窑洞，围墙是干打垒的土墙。李三喜的家也在这里，但他家的院落与众不同，是个圪窝院子（河南一带叫地坑院），四面都是窑洞，东窑的一孔做大门出行，窑顶上种着庄稼。李三喜的院落自然就显得非常隐蔽。1937年12月6日，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会议就是在李三喜家的窑洞里召开的。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人出席了会议。事后人们才知道会上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部署敌后游击战争事宜。

八路军总部驻高公期间，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本村三官庙戏台演出抗战内容的文艺节目，时至今日高公村上了岁数的老人还记得清清楚楚。八路军在高公村驻扎一个多月，和高公村人民相处得亲如一家。部队纪律严明，不但对老百姓秋毫未犯，还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实事，担水、扫院、劈柴、磨面等等，天天都做，人人都干。村里的小娃娃都吃过部队的大米饭，一些贫困户还得到过部队的接济。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住的和王东梅家是邻居，她经常替王东梅照看孩子，王东梅家为康克清备了柴煤，互相照应。王东梅与康克清多以姐妹相称，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书信来往。

总部迁移到马牧村之前，朱德总司令赠给长工樊福有一顶军帽作纪念。村民们知道部队要离开了，自发地半夜起来送行。战士们依依不舍，乡亲们苦苦挽留，场面十分感人。村公所送给部队一面“军民一家亲”的大匾，表达了老百姓对部队的爱戴和拥护。许多热血青年跟到马牧村八路军总部，要求参军抗日，李来成、王吉华、樊登娃等就是1937年入伍抗日的。

多年后，朱德总司令还能记起樊福有这个老实巴交的长工。1958年，中央军委曾经派人接樊福有赴京与朱德总司令叙旧，遗憾的是樊福有已患病，未能成行。

丁玲和西北战地服务团

1937年11月下旬，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来到洪洞县八路军总部。当时，朱德总司令先后驻扎在苏堡、韩家庄、高公、马牧村，115师军政干校驻扎在马牧村。丁玲和她的丈夫陈明，住在西漫底村民宋永珍家东厢房的北屋。

丁玲个子不高，皮肤白皙且胖，30多岁，是全国知名的左翼作家。她带领的战地服务团成员，经常奔波于八路军总部和部队营地巡回演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是当时华北抗日中心临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服务团成员在村中一方面进行军事制式（即现今的常规训练，诸如步伐、队列、射击、夜间行军等操练），一方面编排抗日文艺节目，向当地老百姓进行“打倒帝国主义！赶走日本鬼子！”“还我华北河山”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书写抗日墙报和标语。为老百姓扫院子、干农活和做家务。服务团还在村中放映幻灯片，其内容是日军入侵东北杀人放火，祸害无辜，以及东北人民奋起反抗日寇暴行的英雄事迹等。服务团的成员早晨操练时，高唱《走，跟着毛泽东》的歌曲。丁玲同群众一起观看文艺节目的场面，至今在老年人的回忆中仍历历在目。村中许多耄耋妇女以曾同丁玲一起观看文艺表演为荣。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著名歌唱家王昆同志的丈夫），当年也是战地服务团的成员。

在洪洞期间，丁玲和她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与上海演剧一队的演员们，1938年元旦前后在万安、高公、马牧、白石、杜戍等村联合演出。上海演剧一队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日歌曲《游击队之歌》是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在这里创作的，在洪洞青年中传唱颇广。1938年元旦，八路军总部在万安镇东门安乐庙舞台上召开群众集会，欢迎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到来。朱德总司令、民主人士李公朴、丁玲等人先后讲话。会后演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1938年春节，卫立煌将军一行到马牧八路军总部给朱德总司令拜年，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欢迎会上表演了节目。这次“西线上的盛会”，成了轰动一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佳话。

丁玲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洪洞的革命活动，足迹遍布高公村的三官庙舞台、万安的安乐庙舞台、马牧的北寺（即华严寺）、西漫底献殿前的戏台、白石村的温家大院、洪洞县城的关爷庙舞台等处。这些在她的散文《孩子们》《西安杂谈》等文章中都有真实的记录。文章中记述了少年张百顺（13岁）、张如亭（12岁）、李强林（13岁），在战地服务团的宣传、激励和鼓舞下，偷偷地离开家乡，来到服务团驻地，要求加入部队。因他们年龄小，服务团再三劝说，父母四处恳求，他们就是不回去，经部队首长特批，才将这些热血少年留下来，编入抗日大军。

丁玲和她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永远留在洪洞人民的心中。

魏巍在马牧参加八路军

《谁是最可爱的人》名闻天下，文中的人物和英雄事迹激励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投身到伟大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去。作者魏巍是在日本侵略我中华领土之时，从洪洞县马牧村走进革命队伍的。

1937年12月，17岁的魏巍只身离开家乡郑州，怀揣18元钱，几经周折，来到山西省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和115师师部都驻扎在这里。115师军政干校驻扎在一个小学校。接待魏巍的是一个和蔼的东北人，他是学校办公室的主任，名叫方炽。方炽端详着这位身着黑色学生装、风尘仆仆的青年，当即问明来意，对他进行了入学考试。考试方式很简单，让他回答三个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是什么？三是你自己的志愿和目的是什么？魏巍在家时受上海左翼文化的影响，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何干之的《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上海出版的杂志《自修大学》，回答这些自然不成问题。听完年轻人的回答，方炽同志满意地说：“录取了！”便当即让他换上八路军的军服，并在左臂戴上了十分醒目的“八路”的臂章，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名战士。多年后，魏巍说：“我任何时候也忘不了方炽同志。”

115师军政干校驻扎在马牧村不久，就被合编到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随营学校的前身是红军教导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为随营学校，并东渡黄河随总司令部一起行动。任务是战地培训基层干部，随时补充部队。校部设在洪洞县白石村。经过一番考试，共编为7个队，计千余人，魏巍被编在四队二班。四队是个文化程度较高的队，成员大多来自北京、上海、太原等地。四队二班共七八个人，住在白石村五圣寺的古庙里。1938年元旦过后，随营学校开始了正规训练。政治课讲的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军事课目主要是制式教练、班排进攻防御、紧急集合等。白天上课，夜间有时还教实战演练，魏巍的军事常识和军人的素养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和养成的。四队的领导都是些很坚强的人。队长徐国夫、政治指导员欧阳平、军事教导员陶汉章，都是经过长征的成熟军人。欧阳平性格活泼，他上的政治课，让刚入伍的大中学生为之倾倒，大家想不到工农干部竟有这样高的水平。那时正提倡“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毛主席还在延安的干部会上表扬过他。陶汉章历时三个月，编写了《游击战术纲要》一书。随营学校在白石村驻扎训练近两个月，1938年的2月20日奉命离开白石，西迁洛川。魏巍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关键、最难忘的两个月。在这里，他成了组织的“培养对象”，经副班长张绍闵介绍，于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魏巍回忆起随营学校生活时说：“随营学校是我真正生命的开始，是我人生的起跑线。”他还给马牧村题词：

“马牧村的乡亲们留念：1937年冬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我在马牧村参加八路军，呵，难忘的时代！难忘的马牧村！新世纪之春，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