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史学习札记

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到1935年10月19日结束的工农红军万里长征，是一支英勇豪迈的战歌，一部厚重深奥的大书，总是在历史的长空中回响，在中国和世界人民记忆的屏幕上闪光。毛泽东主席曾说它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宣传和播种的思想与精神，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结果，产生着强大的影响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并说：“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我们长久记忆的长征，所经历的战斗过分地悲壮，故事过分地曲折，情节过分地动人，场面过分地宏大，精神过分地感人，衣衫褴褛的红军将士用铁脚板写出的这部史诗一样的精彩长卷，具有强大的教育营养和认识真理的价值，吸引我们反复地学习和研究。在研读中，笔者感到有不少需要弄清和牢记的问题，便随手写了几篇“学习笔记”，现与史学爱好者们一起分享。

遵义会议是如何促成召开的

“遵义会议”是长征路上最重大的事件和收获，是世纪伟人执掌航舵的闪亮登场，是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是开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束灿烂曙光。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严密控制下，这样的会议为什么能够胜利召开？是什么强大的力量促成的？这就要从那段云遮雾罩的历史中去寻找。

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出发于江西瑞金，共有86000余人，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的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革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组成的。为保守秘密，对外都使用了代号：军委称“红星”，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称“红安”，第二野战纵队称“红章”，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称“总部”。

那时没有“长征”这个概念，而把这次战略转移称为“西征”。其队伍分为左右两翼：左翼由第一、第九军团组成，右翼由第三、第八军团组成，后卫由第五军团担任，护卫居于中间的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共五千余人，叶剑英任司令员。第二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部门、工会、共青团等组成，共一万多人，李维汉任司令员。

“最高三人团”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和总司令朱德等总部领导人一起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最高三人团”曾打算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为编外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因三人激烈反对，只好让他们留下来。因一纵队有这么多领导人，所以被称作“中央队”。行军中，毛泽东邀请张闻天、王稼祥和他一起走路和宿营，形影不离，于是就有了“中央队三人团”的说法。

“中央队三人团”是于1934年10月10日晚上，一起从瑞金出发的。那时，毛泽东因9月份患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张闻天派医生傅连暲诊治，刚刚被治好，身体虚弱，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两人行军都需要坐担架。张闻天身体略好，基本上靠骑马行走。

张闻天是上海沙县人，早年其实是位作家、报人和理论家，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而有了个俄国名字“洛甫”，1931年1月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9月成立，博古（秦邦宪）任总负责人，张闻天是九位委员之一和三位常委之一。1933年1月中旬张闻天到瑞金，没过几天博古也到瑞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新的“中共中央局”，博古被推选为书记、总负责人，张闻天为常委兼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和张闻天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相互知道彼此的名字。1919年12月张闻天参加进步青年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年1月毛泽东也加入这个组织，两人入会的名单都刊登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1931年初张闻天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就对苏区的毛泽东时有耳闻，1933年到中央苏区后，就开始与毛泽东会面。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接着成了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取代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毛泽东则成了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二人在一处办公，住房也靠在一起，于是就渐渐熟悉了。因接触较多，所以两人对不少问题的看法也较接近，对党内生活就有了共同的感受。

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他于1931年到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他和张闻天均是“左”倾领导集团的成员。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事实面前，对“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于是在长征路上就和毛泽东有了不少话题。其中谈论最多的，是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真正原因。张闻天还讲到在福建事变和广昌战役问题上自己与博古的争论，对其军事指挥极为不满。毛泽东则拿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对比，分析李德、博古单独防御、否定运动战的错误。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张、王都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和看法，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战略战术的错误。

1934年11月，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8万人一下锐减到3万多人。“中央队三人团”感到不能再沉默了，战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就在政治局内公开批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说红军应运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在行军路上，他们还同博古、李德继续争论，指出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是错误的。在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知蒋介石已识破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特意在沿途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因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就建议周恩来把进军的方向转到敌军较少的贵州，去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和12日，中央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李德、博古仍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则坚决反对，主张向贵州进军，周恩来同意了这种意见。最后，“中央队三人团”的建议获得通过，中革军委于12日19时30分发布了向贵州进军的命令。但博古、李德坚持己见，却下令各军团向湘西进军。经一场争吵，14日军委又命令红军夺取贵州的黎平和锦屏。12月18日，在黎平县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决定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作认真的总结。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也是这次会议决定的。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一片橘林里休息。王稼祥问：中央把红军的最后目标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当晚，王稼祥就将张闻天的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给彭德怀，然后又说给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悄悄传开，大家都十分赞成，要求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会议在贵州省翁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之后，在行军路上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这就给遵义会议召开消除了一个障碍。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撤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如此重大的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笔者从历史资料和当时领导人的传记与报道文章中得知：一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危害过于明显，红军遭受的损失前所未有，引起强烈的不满。二是毛泽东积极的工作，张闻天、王稼祥对“左”倾路线的批评与摆脱。三是“中央队三人团”的强大推力，张闻天在其《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一文中就写道：“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特别是张闻天首先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让其出来掌舵的急迫性，以及王稼祥对这一观点的巧妙传播。四是对周恩来的争取和黎平会议已作了要召开遵义会议的决定等等。这就在思想上、组织上给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好了准备。

遵义会议能够召开的原因，还可参考《中共党史高层人物评传》上卷之《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和确立》所谈的观点。这本书说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我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有三点理由：一是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显示了超群的远见卓识和独创性地开展工作，引导革命化险为夷、胜利发展的才能。二是毛泽东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力挽危机的努力，促成了对“左”倾错误领导的纠正。三是党的领导人追求真理、维护真理的崇高品质和为党负责的态度，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该文所谈的这三点，可作为我们认识遵义会议能够召开原因的重要参考。

就这个问题，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张国焘危害中央的密电电文是如何写的

自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来，长征队伍内部就很少稳定过。张国焘自认为人多枪多，就野心膨胀，妄想篡夺中央领导权，不停地制造“地震”，甚至要危害中央领导。为此，他于1935年9月9日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去一封密电。

因时隔久远，至今还有人心存疑问：到底有没有这封密电？这密电的电文是如何写的？笔者在阅读有关图书和资料时，特别注意这一问题，因而就读到了这一密电的内容，知道了事实的真相。

有没有这封密电？回答是肯定的：有！许多领导人都证明确有此电报。

向毛泽东报告这封密电的，是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知道了该密电的内容后，中央立即决定北上，才脱离了险境，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保证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因为叶剑英立有如此的大功，所以毛泽东在多种场合高度赞扬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67年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对杨成武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和高级干部谈话时又说到这件事：“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的，不然，我们就当俘虏啦。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点根据地，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搞那么多根据地呢？”

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一次汇报会上，就讲了很长一段关于密电问题的话。他说：“……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消息，决心北上。”

1960年11月9日，朱德在一次谈话中说：四方面军到阿坝时，“张国焘就变了，要全部南下，发电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截住，告诉了毛主席，没向下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

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写道：“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论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变了调，……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