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的环境卫生

清朝末期，太原时称太原府，太原府城的环境卫生由阳曲县县衙管辖。

据原任阎锡山政府时期的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太原市卫生二队工作的肖寿凯撰写的《近代太原城区环卫工作概述》记载，太原府由官府出面组织开展环境卫生工作，约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巡警总局开始。环境卫生属于警政管辖的范围。

实际上“警察”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police表示“秩序”和“社会和平”。我国在西周就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机构，国家设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纠察），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县、乡两级创设了最早的治安机构——亭，专司缉捕盗贼、维护治安等，汉高祖刘邦曾任泗水亭长。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于当年11月病逝，清廷令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按照《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不得在天津租界周围20公里区域内驻扎军队。为了维持治安，袁世凯进行了变通，从北洋新军中抽调3000名老兵，组成了警察队，创设了中国警察制度，使天津成为当时全国治安最好的城市。

据2014年出版的《太原公安志》载，太原建立警察机构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遵照御旨，将山西保甲总局改为山西省巡警总局，初时只管太原府城的警政事务。据肖寿凯记述，1905年，警务部门正式承担了府城的环境卫生。1906年，逐步在全省各厅、州、县设立了警务分局。

到清宣统年间，阳曲县衙从每街道各抽调劳役3人，全城共抽调约210余人，组成了“省城清道队”。在警察署的监督下，由清道队开展日常的环境卫生工作，主要负责将官府衙门所产生的垃圾，从府城城内运送到城外进行倾倒和填埋处置，同时，清道队还负责整修城内的街道，清理道路公共卫生等相关工作。

时任清道队队长杨沛霖，山西霍县人，是同盟会会员。清道队除队长外，下设了工巡长（班长），普通工巡一般俗称“清道夫”，此外还有石工巡（石匠）和木工巡（木匠）等。清道夫的工资均由阳曲县衙进行开支，每个清道夫的月饷为银元六元三角，石匠、木匠月饷为银元八元，工巡长月饷银元十元。服装配备上，县衙给每名清道夫配发了蓝布对门坎肩，坎肩后背圆圈内印有“清道夫”三字，便于民众识别。

清道队成立前，太原府曾制定过街道整修、清扫、灰渣清运处理、粪便清除和污水处理等相关规定，未设立专门的环境卫生机构。当时街道上没有路灯，仅在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设置了少量用玻璃罩着的煤油灯来照明，以方便人们夜间出行。宣统三年（1911年），路边开始出现了少量电灯，因此，街道清扫和收集垃圾等环境卫生作业，一般在白天进行。

清道队每月主要对各级官府衙门前的道路进行打扫，具体为清理房前屋后、庭院内外，把灰渣和垃圾运至城外。其他街巷的环境卫生，则主要由市民住户自行承担，类似现在的“门前三包”办法，由巡警总局对各住户的环境卫生地段划分责任，住户按照地段实行“各人自扫门前雪”。巡警总局规定，每家每户每日清晨必须清扫一次，如有违犯，由区巡警扭送至警署给予一定的处罚。

清朝末期，太原城内的灰渣比较多，主要是因为老百姓和官府均普遍烧煤糕所致。官府的灰渣一般由清道队运到城外的低洼处进行填埋处理，而普通百姓的灰渣，由各户自行运到城外。有钱人家尚能雇得起车辆委托运出，一般的普通百姓往往是随意乱倒，造成城内许多空闲地带普遍有乱倒垃圾的现象。今天的坡子街、半坡东街、半坡西街等，就是因为乱倒灰渣较多而得名。旧时府西街曾叫过“灰市街”，实际上也是随意倾倒垃圾，清理不及时所致。

宣统二年（1910年），省城巡警总局对太原城内的积存垃圾组织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清除。同时，颁布了一条禁令，要求凡官、私垃圾一律自行倒在城（墙）外，严禁在城（墙）内倾倒。并责令警察区、署严加监督检查，违者严惩不贷。同时，对进城贩卖烧土的，要求每卖出一车烧土，出城必须拉走一车灰渣；菜农也同样如此，凡卖完一车菜，出城时也须捎走一车灰渣。百姓美其名曰“山西太原府，灰渣换烧土”，此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胜利后。实际上在民国时期仍沿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2019年，笔者在日本调研时，发现日本的街道也主要靠临街门店和单位进行维护、打扫，做法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相类似，政府组织的环卫队伍，只是每两三天，驾驶着清扫车，对快车道和道路进行机械化的保洁作业，很少有专门的队伍进行清扫，主要得益于市民素质较高，很少有随意乱扔垃圾的现象。且路边基本没有垃圾桶，市民一般是把垃圾装回家再扔，加之气候和道路硬化等因素，总体上街道比较干净，很少像我们国内的大多数城市一样，每天组织环卫工人，不间断地进行“全天候”的巡回清扫保洁。

清末的太原，处于风雨飘摇中，但在铁路建设和文化教育发展方面，却取得了突出的成效。铁路方面，1904年正太铁路开工，1907年建成通车，加强了太原与外界的联系。教育方面，1902年创办了山西大学堂，是继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之后全国第三所现代意义的大学。文化方面，乾隆年间，清廷编纂了《大清一统志》，带动了地方志的编纂，太原地区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志书，如道光《阳曲县志》、光绪《徐沟县志》《清源乡志》《太原县志》《阳曲县志》《晋祠志》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学者郝树侯编纂了《太原史话》，带动了太原历史文化的研究。郝树侯，名建梁，字树侯，山西定襄人，1907年生，1925年9月考入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国文系，1942年任山西大学讲师、教授，1977年任山西省政协委员、山西历史学会理事长，著有《太原史话》《杨业传》《傅山传》等，笔者收集了其5个版本的《太原史话》。2003年，太原迎来了建城2500年，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组织编撰了《太原史稿》，成为系统研究太原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