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档案馆馆藏特色述略

山西省档案馆总建筑面积5.68万平方米，馆内结构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清晰，设计理念更加突出档案馆的社会服务功能，对外服务场所总面积达1.56万平方米，6个展厅总面积5000余平方米，成为完全可以满足公众查阅档案信息、获取文献资料、文化休闲益智的公共服务场所。档案库区设在主体建筑的北侧，共6层约1万平方米，可满足未来30年馆藏容量需求。截至2022年底，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有465个全宗，档案资料70余万卷（册），其中档案58.52万卷（件）、资料12万册、印章738枚、照片5000多张，形成纸质、声像、印章、书画、电子档案等多种载体形式以及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会计档案、契约档案、人物档案等多门类的馆藏结构。

与其他省（市、区）综合档案馆相比较，山西省档案馆的馆藏资源具有典型的个性化特征。

明清档案在抗战时付之一炬

山西省档案馆的清代档案仅有6件，清代之前的档案为零。明清两代山西巡抚衙门形成的大量公务案牍为何片纸未存？这还得从全面抗战爆发说起：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分平绥、平汉两路疯狂侵华。沿平绥线突进的侵华日军于9月5日从山西的东北角入晋，9月9日阳高城失陷，9月12日黎明天镇城失陷，9月13日晋北重镇大同沦陷，阎锡山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署的“大同会战”旋即宣告流产。接着阎将战区主力全部南撤到内长城一线，战至10月1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战车的加持下突破内长城防线。至此，晋北直入太原的最后一道天然山隘只剩忻口这道防线了。

忻口战役是太原会战的中心战役，从10月13日至11月2日，历时21天。参战的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通力合作、奋勇杀敌，战斗异常惨烈。就在前线鏖战拉锯最为胶着的当口，沿平汉线突进的日军于10月26日轰开了山西的东大门娘子关。

北线吃紧，东线告急，太原城内人心惶惶，满城悲凉。阎锡山的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以及省政府秘书处共计职员700余人，有500多人申请离职，省政府已成瓦解之势。其他机关、学校、工厂以及商民，纷纷搬移物资，出城逃散。此时，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已七旬高龄，省府日常事务全权交由秘书长王尊光主持。在此太原城风雨飘摇之际，王尊光开始提前操办太原失守后的相关事宜。他先把省府尚且在岗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安排南撤临汾，再重点将省府明清两代形成的公务案牍和辛亥革命以后的全部档案、卷宗、表册、图书等文献，用大卡车运了50余车，藏到太原东山1936年阎锡山部署挖就的防空土窑洞内。原计划必要时把洞口一炸，档案卷宗即可完整地埋在洞内保存，以待将来挖出使用。随着战事进展，形势越发危急，王尊光的心里越发忐忑，心想封埋档案依旧不是万全之策，一旦被日军发现，扒取出来，山西的山川地理、矿藏、财富、人口、赋税、统计数字、商号富户名册等第一手资料，便会毫无遗漏地被敌掌握，然后按图索骥，这部分档案就成了日本侵略者荼毒山西的有力工具。于是，他下令秘书处第四科科长张拱达率领四厅一处选出的30余名职员，从洞内把当时有效的法令、章则、赋税凭据和最新各项统计表册，以及正在办理铨叙的各级公务员履历证件，共装两大卡车运出。其余文献全部就地烧毁，30多堆炭火整整烧了7天。

11月2日，忻口战役结束，日军越过太原北线最后一道屏障，直扑太原城。当日，阎锡山令省政府南撤临汾。王尊光率领4个厅长及厅处20多个科长、秘书，带着留存的两大卡车档案退至隰县，驻留一星期。紧接着南撤的军政人员纷沓而至，纷纷要求挤乘汽车南撤临汾。王尊光只好把一卡车档案连同装档的十几只大木箱子卸在隰县城内的小学校里存放，自己带着另一卡车档案赶到临汾，在城内铁佛寺办公，所带档案也卸置在寺内保存。

1938年2月，临汾城在日军的铁蹄下岌岌可危，阎锡山令大部分军政干部渡黄河赶往陕西。2月26日，阎指挥滞留的军政人员向晋西撤退，王尊光奉命组织省府人员向吉县方向退却。王尊光手头掌握的只有这两辆卡车，跟随的12名文职人员和30多名警卫队官兵皆需乘车，哪还顾得上铁佛寺内的那十几只大木箱里的档案啊，仓皇中他们甚至连烧毁档案的念头也不再有。

抗战胜利后，王尊光出任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滞留在隰县小学校及临汾铁佛寺的那两大卡车档案早已不再考虑追寻。如此，这两卡车档案至今下落不明，成为历史之谜。

1963年2月28日，王尊光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写道：“当时我决定烧毁档案，自以为给山西人民办了一件好事，不料现在编写历史资料，有许多事实无处考据对证，带来很大损失。”（见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山西文史资料》，1981年第12辑）

近30年来，我一直留心关注着山西古玩旧货交易市场及民间藏家的历史文献收藏，看是否会有隰县小学校和临汾铁佛寺那两大卡车民国档案的身影零星闪现，结果全无。我也曾嘱精通日语的朋友多次登录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去检索查询，结果也是无。由此推测，那两大卡车档案，大概率是在战乱中被当地百姓做引灶废纸烧掉了。

民国档案具有浓重的“阎锡山烙印”

山西省档案馆收藏的民国旧政权档案，共计49个全宗，9万卷。1911年10月底至1937年10月底，这段被烧掉、遗失的民国山西空档期的档案，在20世纪60年代山西省档案馆曾从各地征集、收集回一部分，后又从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复制回一些，总算填补了这段“断档”空白。相对而言，山西的民国档案资源还算完整。

纵观这9万卷民国档案，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打着“阎锡山烙印”，无论政治、经济、军事，还是统一战线，无不打印着“阎记”标签。

最典型的就是《阎锡山日记》。

阎的日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记事，只记理”。大多是随想，有的更像格言。别人的日记论“篇”，他的论“段”，每日可记数段，也可只记一段，甚至数月只记一段。每段前均有大流水号标识，当然也有日期。

阎记日记，形式也很特别。据阎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太原绥靖公署机要科有一科员叫刘石生，精书善画，是五台县河边村人，跟阎同乡，深得阎的信任。每晚阎在接受医生按摩时，就会把刘石生叫进去，阎说一句，刘就记一句，然后回去再把记下的“理”工工整整誊抄在固定的日记本上。同时在另一个日记本上还要将重要的来往电报录下，一同作日记保存。电报是保密的，但阎所说的“理”并不保密，于是不几日就会有阎的格言传出，如“站在对的前面领导大家，站在错的后面指导大家”“世上的两种人最厉害，一是不要命的人，二是不要脸的人”等等。

《阎锡山日记》原件现存山西省档案馆，共16本。精制宣纸，16开，每页十行，毛笔竖写。日记起自1931年元旦，当时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的“中原大战”刚刚结束，阎失败后蛰居大连不到一个月，正在闭门“做学问”，反思自己从政的经验得失。“只记理”的日记由此产生，可看作是他反思的“理论成果”。此后“记理”，便成了他的习惯。

阎的日记，分类也很特别。16本日记，前9本记理，截至日期是1944年12月27日，总段数为3939段；第10本是书信录；第11本是重要电文录；第12本是阎的讲话节录，也多是格言体；第13本是阎起草的告战区同胞书、对官兵的训话及纪律条款，其中很多内容可作晋绥军的军纪看待；第14本是读书笔记，以摘录古代典籍为主，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心学尤甚；第15本是日记摘语，算是前9本的精华版；第16本是诗集，阎为这本诗集起名《骑驴吟》。“七七事变”后，山西从北往南渐次沦陷，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阎于4日离开太原南撤临汾，后又渡黄河客居陕西秋林镇，两年后才搬回吉县西北30公里处的克难坡村，与壶口相邻，直到抗战结束。就是说，阎之日记，有长达5年记于克难坡。克难坡山大沟深，无法通车，阎出入以驴代步，故诗集名为《骑驴吟》。阎诗多为七言，读来有趣，如一首题为《怨西后》的诗：“国家闲暇明政刑，般乐怠敖理无存。女子当国无不误，可怜国人告无门。”明显把大清灭亡的主要责任错误归咎为女性当政。

阎一生非常看重自己的日记。离五台山不远的河边村阎氏老宅的砖墙上，至今仍留存着几十段日记格言，如“原谅人高人一等，被人原谅低人一等”。是他当年训诫家人及随从的一种办法。另外，1960年5月23日阎病逝台北，遗嘱第六条就是“墓碑刻日记第100段和128段”。我查了一下山西省档案馆的馆藏原件，第100段和128段分别是：“五千年来，没有自己退，可带上他人的。一场大战，走了的机会，失了真可惜。此理见的很到，拿心很坚。被移的原因，动机是仁，结果是欲。的确，是学问不够的过。”“不为威迫易，不为情迫难。不为利诱易，不为善诱难。错成德之良机，失做事之势利，非迫于威利，乃动于情善。不错良机可以为君子，不失势利可以做豪杰。”

然而，我在另一份资料中看到，阎的墓碑刻的两段日记分别是：“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为做事之顺道。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从内容推测，后一种说法更为可信。毕竟前面的两段明显是对“中原大战”失败的感慨，后两段更符合他一生的心得。

难道，退居台湾的阎锡山，又另起炉灶开始了新版本的日记？

直到2008年12月29日，我应邀到刘石生的公子刘正慧先生家叙谈，经他点拨，我的疑惑才得以全释。原来，《阎锡山日记》有正副本各一套，均为抄本。其中一套，解放后由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收藏，现藏于山西省档案馆。另一套于1945年4月太原解放前夕，由阎身边的人带至上海，后转往台北。留在山西的是正本，带至台湾的经过后来修订、润色、整理，以《阎伯川先生感想录》在台出版。阎墓碑所刻的两段碑文，是根据台版本所刻。

在山西省档案馆收藏的民国经济类档案中，同样深印着“阎记”特色。比如，最能代表民国山西经济发展状况的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及其所属的西北实业公司，其形成的档案无不打着“阎锡山烙印”。

馆藏的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档案1633卷，西北实业公司全宗1836卷。这部分档案充分见证了近代山西阎氏官僚资本的生成、发展与壮大。

中原大战失败一年后，阎锡山通过各种手段得到了蒋介石的谅解。西北实业公司是蒋和阎“捐弃前嫌，团结御侮”、阎锡山复出后在《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和“造产救国”“建设西北”口号下的实际产物，其和阎锡山一手打造的同蒲铁路管理局、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绥西垦业银号、晋北盐业银号等一样，均为“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所属，是阎锡山创设的各项工矿企业的总管理机构和工业方面的总枢纽，也是山西最大的官僚资本集团。这部庞大的山西工商业总舵机关，最高权力机构是督理委员会，阎自任首席督理委员，董事长由首席督理委员指定。这样，阎锡山就把民国山西的工商业命脉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董事会称“人民公营事业”（简称“民营事业”），不叫“国营”或“省有”而称之为“民营”，是阎锡山为防止蒋介石官僚资本吞并的别出心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