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教育馆的博物馆教育模式管窥

19世纪后半叶西学东渐，清末推行“新政”，围绕“启民智、育新民”的各种社会教育理念与实践，出现了新式学堂和通俗教育所等机构，它们通过普及民众知识，提高民众素养，引领与推动了地区社会教育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将北洋政府时期盛行的通俗教育馆（以下简称通教馆）改为民众教育馆（以下简称民教馆），成为一度繁盛在全国各地推广的社会教育机构。这一时期，近代博物馆也引入中国并不断壮大，拉开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帷幕。民教馆被普遍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馆和图书馆的雏形，从而忽略了其与博物馆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从博物馆的角度考察部分民教馆社会教育实践发现，民教馆的职能和社会教育活动与博物馆在很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对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民教馆的地位与职能

民国政府成立之初，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即通电各省都督府筹办社会教育，在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把民众教育归入社会教育行政系统内管辖，逐渐使民众教育走向正规化，同时规定通教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为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逐步推行奠定了组织基础。社会教育司最初分为宗教礼俗、科学美术、通俗教育三科，后改为图书博物与通俗二科。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着力提倡并积极推动民众教育，并逐级推广至各级地方政府。1928年江苏省首先将通教馆改称为民教馆，1929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将通教馆改为民教馆并作为教育民众的中心机构，全国各地相继执行。筹设于1929年的国立中央民教馆是指导民教馆事业发展的中枢机构。1931年始，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同质化的文化教育机制，使民教馆创办形成法定制度。国民政府教育部1932年2月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1935年2月又颁行《修正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进一步表明了它在社教组织系统中的地位。民教馆与学校教育之别是在城乡广泛设立的、面向社会民众、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和“综合机关”，最终所体现出来的是国家意志和政府意愿。1939年教育部颁布的《民众教育馆工作大纲》规定：民教馆之施教目标是“在养成健全公民，提高文化水准，以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发展”。这一点，是当时的博物馆所难以企及的。

为了达到社会教育之目的，很多通教馆和民教馆在职能构建上都具有了博物馆职能的雏形。1915年成立的南京通教馆是近代设立最早、影响最大的通俗教育机构，设有图书、科学、艺术、推广、编辑、教育、事物七部，1929 年改为江苏省立民教馆。北平市民教馆前身是京兆通俗教育馆，《京兆通俗教育馆记》载其设有4部：“中为讲演部、游艺部，左为图书部，右为博物部。架有图书，室列型模，壁图懿训。历代帝王之像，山川草木之类，动植飞潜之伦，山海珍异之物，农工出品之汇，张者、悬者、罗者、陈者，举凡不出于教育之外。”教育部公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要求各省、市、县分设民教馆，指定内部功能部门分别是阅览部、讲演部、健康部、生计部、游艺部、陈列部、教学部、出版部共八部，实际上各级民教馆普遍有博物、科学、艺术、陈列等内设部门，其内涵与博物馆的职能设置颇为类似但又有所扩大。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三四十年，也正是我国近代博物馆产生并不断发展的时期。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伴随着西人在华活动的扩张逐步建立起来，无论是以研究和收藏为目的的自然博物馆，还是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扩大影响创办的向公众开放的科学技术博物馆，对于中国博物馆思想的启蒙、公共意识的拓展、科学技术的传播等方面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正如蔡元培极力提倡社会教育是源于其多年游历欧洲，感受到西方各国社会教育的发达，深知社会教育对促进民主政治有重大的作用一样，我国博物馆的先驱从一开始就深受西方博物馆公共性和教育性的启发。张謇于1903年赴日本考察实业与教育并参观了日本的博物馆与博览会后，奏议清政府尽出历代内府文物珍宝建设帝室博览馆，1905年创办南通博物苑，其中陈列有自然、历史、美术、教育四部文物与标本，后来不少民教馆的陈设与其类似。不仅如此，作为我国首个高校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的教育对象并非局限于学生，而是以开启民智、服务社会为己任，实践着张謇设立博物苑也“为地方人民广农业上之知识”和“就南通人民程度而言，欲期教育之普及，须先从社会教育入手，方足以收大效。如博物苑、图书馆……皆属于社会教育范围以内”等目标。南通博物苑从开始就面向广大社会民众， 是公众教育机构，与民教馆殊途同归。此时，民众教育工作者观察到了西方博物馆观念由珍奇的库藏、学术研究的场所到民众教育工具的演变过程，认为若要实现博物馆普及教育的功用，必然实现由“艺术之庙”到民众学校的转变。1939 年颁布的《民众教育馆工作大纲》明确规定：“民众教育馆应辅导或协助各该区社会教育机关及公私立中小学兼办社会教育，并谋事业之联合”，亦与博物馆辅助教学的宗旨相一致，可见民教馆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效仿了博物馆的教育模式。

民教馆选址与教育的关系

博物馆馆址的选择曾有很多研究论述，其关注的大都是能否更好发挥收藏、陈列、教育和研究职能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等问题，而民教馆的馆址选择，却是以能否更好发挥社会教育的作用为核心。

早在通教馆创办时期，各地就多以靠近民众的文庙、关帝庙、书院、会馆等作为馆舍。1915年江苏省有13县开办的县立通教馆在文庙内附设，京兆通教馆则设在北平钟鼓楼。民教馆延续通教馆选址做法，或直接利用原有文庙、祠庙、寺庙和会馆，或由纪念祠庙改建而成，但布局基本参照先贤祠庙建筑的形式，或设在公园内。1931年浙江省有94所民教馆，其中洛宁县立民教馆、富阳民教馆等9所馆址在文庙或孔庙，其他26所则设在关帝庙、城隍庙或者政府相关机关内。河南省立民教馆设在开封城隍庙，云南省的昆华和昭通两所省立民教馆分别设在省会孔子庙和昭通孔子庙，山东省立民教馆以原省贡院为馆址，甘肃省立兰州民教馆设在兰州庄严寺，四川省立南充民教馆利用白塔寺、东岳庙旧址改扩建而成等。贵州省立独山民教馆借文庙旧址扩建为馆舍，六进院落，建筑气势恢宏，环境优美。这些场所内往往原有很多历史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或原状保存，或移交博物馆。如安徽寿县民教馆以清代寿春镇总兵署为馆址，内有上勒“大唐颍州开元寺铸钟一口重五千斤”青铜钟及总兵王幼山“一笔虎”草书碑刻，现均藏县博物馆。也有很多民教馆为方便实施教育而设在公园内，成为陶冶民众性情的良好场所。如成都民教馆前身是1924年成立的成都市通教馆，利用了原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的商品陈列馆馆址创办；江苏省立南京民教馆馆址原为清代上海道蔡氏宅地即韬园；县立民教馆中江苏如皋、安徽天长、福建龙溪、北平通县以及浙江鄞县、桐乡、汤溪县等均设在公园内。即使假文庙等场所设置的民教馆在利用中也保留了园林化传统，这更利于民众到此娱乐和修心养性。

庙宇等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民众教育的天然联系古已有之。原归绥县城（今呼和浩特市）的文昌庙建于清雍正元年，是旧时举子应考前必来祭祀祈求魁星保佑金榜题名之所，清宣统元年在此创建了归化城图书馆并建学额40名的蒙养学堂，1925年成为绥远全区通俗教育讲演所，1933年改称绥远省民教馆。民教馆所利用的庙宇等传统建筑，并非远在深山，而是就在民众身边，是他们日常生活往来必经之处，甚至具有信仰和情感依赖。当代博物馆重视社区服务，民教馆作为教育或公共文化设施，具有很强的服务社区民众意识。

我们不难看出，利用原本存在或已倾圮的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场所作为民教馆馆舍现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不仅是建筑原本的文化象征赋予了民教馆独特的文化底蕴，更是将社会教育机构的建筑规格提高到祠庙礼制类建筑，基于其功能与祠庙等建筑的共通性以及彼此精神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无形中使民教馆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民众的最大认可。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文庙、关帝庙、书院、会馆、贡院等成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的馆舍，很多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与民教馆的长期使用不无关系。如1933年成立的山西省立民教馆设在太原府文庙内，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是山西省博物馆所在地；北京鼓楼在1996年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民教馆举办陈列展览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的重要工作内容，只有收藏而没有向公众开放的陈列展览，则难以称其为博物馆。通过对民教馆的考察发现，民教馆为启迪民智、传播知识及陶冶涵养民众性灵，其重要活动之一就是通过举办以艺术、科学、自然、文物、年俗、卫生、图书和爱国主义教育等主题展览来吸引公众，这也是各级民教馆的普遍做法。

很多民教馆的建馆章程规定了陈列展览的职能和展品的搜集方法。如《河南省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第八条：本馆作业动静并重：陈列展览，以收观感之效；宣传推广，冀获陶融之功。”“第十条：本馆搜集陈列品之方法，得用下列各种：一调查、二征集、三募捐、四购置、五制造”。1933年甘肃省教育厅颁布《甘肃省各县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县立民教馆须设九部，其中陈列部职掌为“标本模型古物书画照片图表雕刻工艺各种产物博物馆及革命纪念馆等属之”。此乃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了民教馆兼具了如同博物馆的陈列展览职能。

河南省立民教馆的美术馆深知艺术可以陶冶民众心性，为此购置大量古玩丝织品，并向名家征集中西画品、石膏像等用于展览，馆内藏品以及外界寄存的用于展览的艺术品有铜器、瓷器、雕刻等古玩，以及塑像、刺绣、丝织品、国画、西画、书法作品等共计399件，使到馆参观游览的人数日益增加，其中1933年-1934年度举行十次展览，参观人数达395635人次。河南省立民教馆还详细制定展览大纲，于1933年举办为期 7天的“九一八国难展览会”，展览分为甲午战争追记和“九一八事变记”两部分及若干单元，参观人数约 15200 余人次。展览结束后，该馆以谈话的方式组织了民意测验，塑造了民众抗日救国的观念，提升了展览延伸效果。

另据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新都名胜录》《江苏教育概况》《江苏省立南京民教馆概述》和《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等记述，当时江苏省立南京民教馆保存有艺术陈列品1200余件、工艺织锦及杂品250种、科学标本421件、农副产品43件、实物模型147件、仪器143件、器械（具）1349件、乐器202件、儿童玩具160件等，在科学陈列室、艺术陈列室陈列展览的世界新发明之科学教育名品种类繁多，任民众参观。可见当时南京民教馆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可惜在1937年底侵华日军攻占南京，金陵惨遭浩劫，馆藏物品荡然无存。

又如山东民教馆1932年元旦举行的两次展览会都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是为期一周的艺术展览会，共征集到陈列品金石、书画、雕刻、摄影等五百余件，济南市重要收藏家的珍品应有尽有，每天到馆参观的人数两千人次以上；二是同时举办的年俗展览会，通过搜集展出祭品、春联、玩具、神像、年画等物品达到纠正陋习、破除迷信之目的，展览达十五天，参观者万余人次。

抗战时期的1944年，国立中央民教馆曾在中苏文化协会主办“边疆文物展览会”，分西南、康藏、西北三区展出了90余件蒙古、藏、维吾尔、苗、彝等少数民族服饰、食具、洁器、乐器，96部经文，23种其他文物，以及蒙古包、苗寨模型和全国少数民族分布图等，参观者极众。

即使是地处北部边疆的绥远，也把展览作为民众教育的重要载体，其对展览的组织安排与当下博物馆的做法极其接近。如1933年除夕期间举办的年俗展览会，设有总务股、征集股、编拟股、布置股、招待股、交际股与游艺股，以陈列古玩、古物、古书、淫词、神像、通俗教育画、国耻地图、民众教育挂图与历史爱国故事挂图、注音符号读法、社会写真等内容，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表演新剧双簧及猜谜、民意测验等形式，达到启迪民众、破除迷信、矫正积习进而引导正当娱乐的改良目的。

全面抗战后，政府机关及文教机构纷纷内迁，四川等大后方地区的民教馆增设渐多，国民政府为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教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使命，国立中央民教馆对各级民教馆的示范与指导更加侧重于唤起民族意识，因此围绕抗战举办的教育展览活动很多。此时，为解决战时新出土文物保管困难问题，依据 1938 年重庆市政府的训令，重庆市立民教馆负责新发掘文物在未经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及行政院备案以前的接收和保存事务。该馆借此有利条件举办各类文物、民俗、抗战实物展览，1941年春向社会广泛征集展品，5月举办了“陪都古物展览会”，展出馆藏及征集到的古代陶器、铜器、玉器、瓷器、字画等2000余件。1944年12月，该馆又与“说文社”合办“古今货币展览会”，展出各收藏家收集的从殷商时期至当代的货币达万件。

民教馆举办展览的重要目的是公民观念塑造，虽然大部分民教馆陈列展览的内容和形式有异于博物馆，但两者的目的都是为增加观众体验和扩大宣传效果，说明民教馆展览已具备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形制。其中绥远民教馆为了办好展览所特设的相关部门与当下博物馆组织展览的项目负责制无异，其完整配套以及开展后进行的各项活动内容之理念放在当下也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