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讲党课的朱德

作者: 孟红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革命前辈在运筹帷幄于诸多战事与经济建设之余,十分注重政治工作,会寻机为身边的党员、战士甚或家人及群众因地制宜地开讲党课,党课内容总是那么颇有针对性和说服力,鞭辟入里、生动精彩,听课者深受裨益,乃至受用终生。以下所撷取一些发生于朱德身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不拘一格讲党课的生动典型事例,以飨读者。

“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1937年9月,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三四四旅是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主力旅之一,是1937年8月25日由红十五军团改编而成的,徐海东担任旅长、黄克诚担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六八七团(原第七十三师编成)、第六八八团(原第七十五师编成)。1937年10月,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三四四旅随八路军总部参加了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斗。1937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三四四旅和王震所率部队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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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朱德与刘伯承(中)、邓小平(左)研究反九路围攻作战计划

1938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转战太行山区,连战皆捷。1938年6月,徐海东指挥三四四旅在町店浴血奋战,英勇歼灭日军第二十五师团一个联队,毙伤日军近千人,并击退来援之敌。1938年8月,徐海东病倒在华北战场上。

随后,三四四旅在山西沁水县端氏镇休整、学习、整训。其间,朱德前来检查工作。徐海东由于身体不好、加之多年来南征北战屡屡受伤致使身体积劳成疾而体弱至极,便请求去延安治病和学习。此事得到八路军总部的批准。

朱德认为,论资格和能力,可以由该旅23岁的团长田守尧代理旅长。旅政委黄克诚也完全赞同。于是,朱德同田守尧谈话,明确告诉他代理旅长职务,等候八路军总部任命。

可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却并不同意朱德的这一提议,认为田守尧在资历和领导能力方面,指挥一个近万人的主力旅,似乎还显不够,他们决定将另派他人前来任职。很快,八路军总部派杨得志任三四四旅代旅长。

对这样的人事变动,田守尧思想上就有些想不通,有点不高兴,之后为老旅长送行的聚餐会也不愿意去参加。

朱德知晓了这个情况后,意识到共产党的干部之党性需要加强的紧迫性,便对黄克诚说:“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

随即,黄克诚召集旅党委会。会议开始后,刚开始没人发言,黄克诚先开了口,但对田守尧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尖锐。

朱德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与会领导干部说:“你们这是什么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他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最后,朱德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在朱德指导下,三四四旅经过学习整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上,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

田守尧牢记朱德在党委会上的谆谆教导,在随后的军事生活实践中严格要求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锤炼自己。第二年,田守尧先后被任命为该旅副旅长、新二旅旅长。

“下棋完全与作战一样,我们要下赢抗日战争这盘棋……”

1939年7月15日,八路军总部进驻山西境内太行山区东麓的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在砖壁驻扎时期,不仅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还利用战事繁忙的间隙,进行开荒种地、修筑渠坝、抗旱打井、绿化造林,为当地群众办了许多好事。

值得一提的是,朱德在紧张的工作和战斗之余,经常和所驻村的乡亲们下棋,并利用下棋来做宣传工作。

一天,村民李作艮正在大门口和同村村民下象棋,突然走过来一个穿灰布军装的人,老军人50岁左右,看起来很敦厚。见老军人后面跟着警卫员,李作艮立刻起来鞠了一躬说:“老总,您有事?”那位老军人和蔼地笑笑说:“你怎么称呼我老总?”李作艮回答说,国民党第十三军来砖壁住过一晚,村里人见了当兵的自然而然就叫老总。老军人吹了吹石头坐下来说:“咱的部队,一律称呼同志,你就叫我老同志吧。”说着,老军人要求和李作艮杀一盘,李作艮由于拘束,开始一连输了好几盘。

朱德的棋艺超群出众,全村找不出一个他的对手。他下棋非常认真,也十分投入,每走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走一步是一步,绝不兴随便悔棋,更不受观众胡乱指点的影响,总是稳扎稳打,举棋若定。他下棋还有一个最拿手的本事,就是能把五个卒子都推过“楚河汉界”,对车、马、炮看准了,冷不防吃你一口,又急忙回来护他的卒子。他常讲:“卒子过河顶个‘车’,要打胜仗光靠将相不靠士兵是不能取胜的。”

后来熟悉了,李作艮也时不时会赢这位老军人,甚至还骂老军人“臭棋篓子”,老军人不恼不怒,收拾好棋局继续和他下。后来老军人的房东告诉李作艮,和他下棋的老军人就是朱总司令的时候,老李甚是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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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右)和彭德怀(左)在王家峪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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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前排中)视察抗日军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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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在延安作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

有时候,这边摆开阵势刚刚“杀”开,总部却有急事派通讯员来叫朱德。这时,朱德往往嘱咐不要撤掉棋局,连棋桌一同抬回家中,保持原盘不动,留着下回来了接着下。

李作艮曾经疑惑不解地问总司令:“为什么不轻易半路收拾掉一个棋局?”朱德笑笑说:“下棋不光是为了娱乐,主要是为了锻炼脑子,增长智谋,下一盘就要有一盘的效益。也就是说,打一仗就要力争胜一仗,绝不能半途而废。”

从此,李作艮逢人便讲:“总司令下棋也是作战!”确实如此,熟悉朱德的人都知道,他下棋同打仗一样,严肃认真,稳打智取,镇定自若,用兵如神。正如刘伯承师长所形容的,打得敌人“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也正如他自己所言“战事从来似弈棋,举棋若定自无悲”。

李作艮后来回忆说,朱总和彭总都和他下过棋,朱总司令最喜欢他的象棋,说总部的棋子太小,没有他家的大棋子下起来过瘾。

就在这棋盘上,朱德总司令和老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八路军总部离开砖壁村后,李作艮老人一直把那副象棋珍藏下来。1990年,他的家属将那副象棋捐赠给了八路军纪念馆。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八路军总部移驻王家峪期间,也流传下来一则朱德下棋的有趣故事。

1939年的秋天,太行山的王家峪,山清水秀,人们满怀喜悦地奔走相告:“八路军来啦!八路军来咱村啦!”

一天中午,总部右面张丙午家的大门里,健步走进一位身材魁梧的老八路。这位老战士黝黑的面庞上挂着慈祥的笑容,一双聪慧的眼里闪烁着亲切的光芒,他握住张丙午的手兴冲冲地说:“听说你是王家峪的‘棋迷’,来,咱们‘杀’一盘。”张丙午连忙起身热情欢迎,立即摆开龙门阵“迎战”。不料,号称“张高棋”的他,这天却一连输掉三局。更有趣的是,局局都输在了卒子上。这位老八路善使卒子全部杀过河界的绝招,使张丙午大为惊异,甘拜下风。

当张丙午还在纳闷时,只见老八路笑呵呵地说:“这和打仗一样,只靠我们八路军还不够,还要靠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只有军民并肩战斗,才能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听了这番话,张丙午心悦诚服,满怀尊敬地站起来,紧紧地握住老八路的手,连连称赞:“好棋手,好棋手!”

翌日,当张丙午从住在他正房的电台室的同志们口里得知,那个同他下棋的老八路就是威名远扬的朱德总司令时,他高兴得逢人就夸朱德棋艺高超,逢人便宣传朱德给他讲过的抗日救国全靠军民团结的道理。不仅如此,张丙午还和儿子一起参加了村里的抗日人民自卫队。

从此,朱德得空就常常和张丙午下棋。一天下午,张丙午叫了几位喜好下棋的老汉,在总部门前的石桌上和朱德摆开了阵营,他们四五个人共同对付朱德一个人。然而,一局又一局,朱德总是“将”得他们顾此失彼,进退两难。有时,从车、马、炮到将、相、士,竟一个也动弹不得,一动就被吃掉,导致全盘皆输。观阵的人越来越多,赞声不绝。

傍晚,朱德见天黑无法走棋,便从下棋谈起,给他们做起宣传工作来。他说:“下棋完全与作战一样,我们在井冈山打白军时,就已经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当时我们照这条方针打敌人,不论黄洋界歼敌,还是七溪岭战斗,连战连捷。下棋和打仗是一个道理,必须纵横机动,进退得当,有时步步逼近,猛吃一口,打开缺口,连续进攻;有时灵活撤退,避敌精锐,摆好围阵,待机歼敌。每一着棋,都不能四平八稳地沿着老套子走。就说我们今天抗日,只要广泛动员民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就会使日军像陷进泥坑里的野牛,一点也动弹不得,越动就陷得越深。当前日军在华北战场上虽有三十万兵力,但由于我们八路军的车、马、炮和将、相、士同心协力,英勇作战,就拖得日军欲南侵而不得,想定居而受扰,只好在我们掌握着战争主动权的‘棋局’里损兵折将,四处挨揍。”

老乡们听着朱德津津有味的讲解,一个个点头称是,茅塞顿开,乐而忘返。

见老乡们听兴正浓,朱德继续深入浅出地打着比喻说:“由于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棋谱’,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摆开了人民游击战争这局棋,使长驱直入的日本侵略军几经周折,屡遭重创,狼狈不堪。仅1938年一年中,战局迫使日军曾两易统帅,先以寺内寿一代替香月清司,紧接着又以杉山元取代寺内寿一,但谁来指挥下这盘棋,也同样挽救不了败局。他们的三十万大军,只能困守在华北几个大城市和几条交通线上,在这些点线之外,就是我们八路军游击队的天下了。甚至形成‘棋着’插花、犬牙交错的棋局,在敌人占领的战线内也有我们点燃起来的抗日烈火。”最后,朱德大声强调说:“我们要下赢抗日战争这盘棋,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的道理,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中,充分发挥一兵一卒的战斗作用。否则,是难以取胜的。”

饭后棋余,朱德总是讲一些关于作战和下棋的话题,并巧妙地融入军民一心团结抗日的宣传教育,通俗易懂,极有哲理,老乡们听了个个眼界大开,斗志倍增,受益无穷。

“大家一定要重视这项工作、热爱这项工作,人人争取做一名红色军医”

1939年春,八路军总部野战卫生部在山西潞城县的南村建成一所卫生学校。当时,朱总司令就住宿于离南村2.5公里的北村,对这所学校及入住治疗的伤病员总是牵肠挂肚,常抽空到卫生部的总医院和卫生学校进行视察,指导工作。

这年7月,日本侵略军又大举围攻晋东南根据地,卫生学校跟随总医院一同转移到了武乡县土河坪村。这个前后居临峡谷的山庄,住着70多户人家,与砖壁村隔沟相望。此时,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卫生学校传开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朱总司令看望我们毕业生来啦!”学员们在急促的哨声中跑来,齐刷刷地集中到了校部门前。不一会儿,朴实可敬的朱总司令便在卫生部部长孙仪之的陪同下,微笑着走到了队列前面,亲切地同学员们打招呼问好。当时,学校的条件十分简陋,没有桌椅板凳,更没有礼堂和会议厅,学员们上课不是因地制宜在山包里,就是在大树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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