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集档案文献纪录片《记忆》解说词（第71—84集）

第71集：侯马盟书再世

档案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侯马盟书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为完整的古代档案。山西简称晋，源于3000年前，这片土地属晋国。

晋国在历史上存在了600余年。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中最有实力的一位霸主，从其肇始，晋国称霸长达一个世纪。春秋末年，晋国被魏、韩、赵三卿瓜分，史称“三家分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战国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平阳机械厂、侯马电厂等一批工业项目的建设，侯马的考古发掘工作，异彩纷呈。

1955年秋和1956年夏，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文物普查组，两次派人进行勘查，出土了大量铸造铜器的陶范及有关遗物。

1957年，专家们基本确定侯马就是晋国的最后一个都城。1960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侯马地区古城遗址的勘探发掘工作的通知》，考古专家加快了发掘进度，并最终确定汾河、浍河的交汇地，是春秋时期晋国晚期都城遗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吉琨璋

1961年，晋国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新田，直到公元前376年“三家分晋”，总共是209年，晋国一直以此为都，也是在这期间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田就是今天的侯马一带。

这是1963年划定的侯马晋国遗址保护范围。3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宫殿台基残迹和铸铜作坊、石料作坊、骨器作坊、货币铸造作坊、祭祀遗址、宫殿建筑遗址及盟誓遗址隐约可见。

在盟誓遗址，出土了一批距今2500多年的珍贵文物——侯马盟书，数量多达5000余件，其中，可以识别的有600余件。

山西博物院副院长 赵志明

侯马盟书是新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集中出土、数量巨大的侯马盟书，全流程还原了东周盟誓制度，记述和印证了重大历史事件，是极为罕见的文献档案、极为成熟的早期法书和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除盟书外，晋国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用作祭祀的玉璧、陶范等，其中，仅青铜作坊遗址，已发掘近1万平方米，出土铸造青铜的陶范10万多件，完整器物约千余件，其上线条流畅、装饰精美，呈现了标准化的生产模式。这都说明山西南部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繁盛与辉煌。

晋国遗址和侯马盟书的发掘，是党领导的考古事业的杰作，为厘清晋文化脉络、传承晋文化打下了深厚基础。

（郝平 撰稿）

第72集：安泽送瘟神

大骨节病的基本特征是矮个子，粗脖子，短腿。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种病在我国山区半山区广泛流行。山西省安泽县档案馆保存的这份档案，详细记述了这种病患对当地群众的危害。

据1966年普查统计，安泽县17个公社，大骨节病患者达1.5万人，加上甲状腺肿病、克山病，患地方病的人数在2.3万人以上。

安泽县府城镇上梯村村委主任 董秀亮

在我们安泽县，流传一句俗语：吃了安泽水，粗了脖子细了腿。以前我们这一带大骨节病的人特别多，俗称“水土拐子”。走在路上，一瘸一拐的中年人到处都是。

山西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是山西省唯一的省级地方病防治科研单位，原名山西省卫生厅大骨节病防治研究组。1952年9月成立于安泽县，1962年更名为山西省地方病防治所，迁址临汾。

为了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更好地服务亿万农民群众，1965年6月，毛泽东主席发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城市和解放军的医院，纷纷派出精干的医疗队伍，开赴安泽县。

党中央派出的解放军医疗队来了，山西省地方病防治所的专家来了，晋南地区专科医院、运城医院和防疫站的医务人员也来了，他们组成了强有力的防治队伍，与为害千年的地方病展开较量。

这些医疗队帮助地方党委和政府，广泛深入地开展群防群治工作。他们举办了各类型的学习班，以医疗实践为课堂，培养赤脚医生1000余人，帮助全县156个生产大队开展合作医疗，建立中药厂。

在临汾市档案馆，保存着当时的情况简报：永乐公社茨林大队产妇王青梅，因患严重的地方病，骨骼畸形，造成难产。解放军医疗队在设备简陋、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进行剖腹接产，保全了孕妇和孩子的生命。

山西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所长 贾清珍

解放军医疗队到了安泽县后，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防群治工作，对地方病进行了全面的普查，也大力培养了赤脚医生，全县所有生产大队实现了合作医疗。省地病所同时也派人参加了相关的工作。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安泽县群防群治消灭大骨节病、防治地方病的经验，在全国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

（宋志强 撰稿）

第73集：情系黄土地

翻开这本厚厚的《太原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登记表》，我们仿佛回到了50多年前。这份档案保存于太原市档案馆，记录了太原市部分知青的岁月，知青生活无疑是他们人生经历中难以忘怀的起点。

马晓凤，1973年在太原市南郊区郝村公社马村插队。

王琨毅，1974年至1976年，在太原市北郊区丈子头公社七府坟大队插队。

如今，年近70岁的他们，回想起那段知青生活，记忆依旧那么清晰。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马晓凤

我们到了农村以后主要是参加了修梯田、修水库、修道路和建设果园的工作，一开始觉得还很新鲜，后来慢慢就适应了，我也因此对农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太原煤气化医院主任医师 王琨毅

我在村里是赤脚医生，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是医学专家。有一次，一个老大娘在家里晕倒了，我正在地里干活，听到以后，我背着药箱就跑回村里边去了。一看，老大娘是高血压病急性发作，我赶紧给她做了应急处理。我和乡亲们一起，用平车把她送到医院去。

难忘的青春岁月，不仅给农村带去了知识和活力，也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道路。

回城后，有农业生产经历的马晓凤在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工作了30多年，取得多项科研成果。有赤脚医生经历的王琨毅，在太原煤气化医院工作，成为一名医学专家。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一大批知识青年，包括来自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知青，来到山西农村插队，为改变山西农村贫困落后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

山西省知青创业文化研究会会长 乔晋湘

咱们山西，先后有过34万知青。这里边有北京的、天津的，还有更多的是本省的知青。他们曾经在山西的农村，和老乡一起奋斗、一起流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郝广杰原是天津市湾兜中学教员， 1968年，他带领30名青年，徒步2000余里，到山西平陆县毛家山安家落户，扎根农村，艰苦奋斗，在改变了毛家山生存环境的同时，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2010年，已进入古稀之年的郝广杰，毅然带着户口再次从天津落户毛家山，在第二故乡扶贫创业。

如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仍然成为一大批有志青年的自觉行动。脱贫攻坚路上，山西有两万多名驻村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员，战斗在农村扶贫第一线，为山西乡村振兴谱写新的辉煌篇章。

（田晓晴 撰稿）

第74集：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1978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通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后来曾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通讯的作者是新华社记者穆青、陆拂为、廖由滨，通讯的主人公是山西省闻喜县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

1910年6月，吴吉昌出生在闻喜县涑阳村，祖祖辈辈以种西瓜为业，是远近闻名的种瓜能手。1959年春天，他得知国家急需棉花，爱祖国、种棉花的念头在心中涌起，于是建议生产队改种棉花。

为了了解棉苗习性，掌握棉苗生长规律，吴吉昌搭个窝棚，就住到了试验田里，一连78天没有回家，吃饭都是由老伴送。试验的结果，吴吉昌的试验田比普通水浇田产量高了一倍多，比旱地多了近4倍。

他发明了“冷床育苗”“一窝双株”“巧留油条”等多项植棉技术，为棉花全苗壮苗、早发稳长、增蕾保桃、稳定高产提供了宝贵经验。

1965年8月，吴吉昌在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要说今天我在棉花生产上稍微摸着一些门道，那完全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所有功劳是党的，是集体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吴吉昌。

吴吉昌孙女 吴娟娟

总理接见几个劳动模范，和他们座谈，说是主席交给我们个任务：能把这个棉花继续增产吗？他说可以。总理问他有多大，他说他57，总理说，我67，咱们两个能不能有个约定，就是说20年的时间，能把棉花增产上去吗？我爷爷说：行，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