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泰厚”人俸折看晋商管理理念

晋商自清道光时期创设票号，至民国时期消失，历经百年。晋商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承担了民间金融汇兑和国家财政汇兑的功能。作为一个从民间兴起的商业组织，能占据金融行业的半壁江山，与晋商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密不可分。

晋商票号通过多年的营商经验预见性地创造出金融机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为晋商票号的发展、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和管理人才。晋商博物院收藏的两份“新泰厚”人俸折提供了“新泰厚”票号人员的详细信息，是研究晋商著名票号“新泰厚”管理理念的重要一手资料。

人俸折基本信息

人俸折是记录票号伙友辛金的档案。晋商博物院收藏有两份人俸折，为叙述方便，按照该人俸折所记录伙友的数量，将记录149人的定为人俸折一（以下简称折一），记录160人的定为人俸折二（以下简称折二）。

折一尺寸为65mm×117mm，19折，除最后一折正反为5人外，其余每折正反共计8名伙友信息，首页写有“宪年宝号”字样；折二尺寸62mm×122mm，20折，每折正反书写共计8名伙友信息，首页从左往右依次写有伙友前月十八日、人、人俸（苏州码）的字样。两份人俸折内容涵盖伙友姓名、表字、籍贯、股数（没有股的为辛金数）、现状等，且伙友信息基本相同，可以基本推定二者均为一家票号所属。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明确表明所属票号和时间，笔者根据人名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大致推断其属性和时间。

我们先来看其票号的属性。折中享有一俸股的人为段村的张凌霄，现平遥县段村还保留有新泰厚大掌柜张凌霄的故居，这与人俸折中姓名、籍贯均相符；折中出现的赵桂元，字子香，为《票庄遗事记略》的作者，对于其身份，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编著的《晋商研究早期论集》中，明确表示其在“新泰厚”北京分号任职；折中记载的杨立朝表字、任职于桂等信息，与晋商博物院所藏曾在“新泰厚”任职的伙友杨立朝的一幅照片内容相吻合。照片周围题记以自述形式记载了其职业生涯。杨立朝，字笏卿，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就职于“新泰厚”，曾先后在济南以及周村（清光绪十六年）、广西（清光绪三十一年）、厦门（清光绪三十二年）分号任职，并载其于民国2年（1913年）在济南任职时“新泰厚”歇业；同时在整理其他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太谷“锦生润”票号民国元年（1912年）的一封信稿中写有“新泰厚侯惠卿”，而此人在折中也有出现。通过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判定这两份人俸折应属“新泰厚”票号。

关于人俸折具体的书写时间，两份折均未记载。通过比对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书写的时间段。折二记载大掌柜张凌霄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十八日身故，而折一则没有身故信息。结合杨立朝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在桂、民国2年赴济南的时间，以及折二中出现的部分故去的伙友信息，我们可以推断折二应是记载一个分红周期的人俸折，且书写时间应在清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2年之间。折二记载伙友数量多于折一，且在辛金上有所增加，有同一伙友在折二出现故去信息，故折一的时间应早于折二。

“新泰厚”属于票号中的“平遥帮”，是“蔚”字五联号之一，开设于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民国10年（1921年）歇业，是经营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票号之一。这两份人俸折撰写时间正处于“新泰厚”由盛转衰的阶段。折中大量的人员、辛金、分号等内容，为研究“新泰厚”票号发展后期人员结构、经营状况提供了详实信息。

人俸折所反映的“新泰厚”管理制度

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之牛耳，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辉煌的篇章。虽然人俸折信息单一，但从中我们仍能窥探到当时山西票号的一些基本制度。

一、用人制度

受地缘因素影响，晋商在用人上更偏向于雇佣本省人。贺黻晃在《中国经济全书》中提到，“查山西票庄同业者，关于雇佣店员之规定，限于山西人，他省之人不得援用”；陈其田也曾在《山西票庄考略》中指出，“山西票庄自经理以下的伙友，除了一二仆役外，清一色地雇佣山西人”。从这两份人俸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新泰厚”的用人是严格遵循此行规的。

我们对两份人俸折中涉及的人员籍贯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两份折共计出现162人，无一人为外省人，而平遥和介休籍贯的人分别高达109人和28人，占总人数的67.3%和17.3%。我们知道，晋商在人员任用上还有“避亲不避乡”的传统。通过对折中信息的分析，可以发现“同乡人”的范围可以进一步缩小到同县甚至同镇同村，如折中反复出现代表平遥城内的“本城”多达29次，段村、张兰、贾村、岳壁等村庄也高频次出现。晋商的这种用人制度，原因有二：一是晋商历来就有重商传统，从商人员众多，有充足的后备力量。尤其是平、太、祁地区作为票号重要的集中地，流传着“做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个客”的俗语，相较于其他地区，这里的人更愿意子女从事商业活动；二是票号在用人时还采取“保荐入号”的方式——即需要有名望的人或者商铺推荐，且与票号掌柜相熟才能入号。作保人大多为各大票号的业务骨干，而这些业务骨干大都来自平、太、祁，同时作保人对推荐的人员有连带责任，故作保人会选择知根知底的人进行推荐，人员多集中在晋中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山西票号的这种用人方式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员的稳定性，提高了人员的素质，增加了票号的凝聚力，实现了“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乃能成事”的目标。这种选人方式对入职人员也起到了约束作用，地缘、人情联系亲密，若有作奸犯科之人，则会传遍附近票号，此人商业生涯也即就此中断。

二、待遇制度

晋商票号伙友的收入待遇主要指辛金或“身股”收入等类型。从折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类人群：一类是有“身股”参与票号分红辛金；一类是只有辛金；还有一类是既没有“身股”也没有辛金，票号只提供吃住。一般来说，三种情况互不叠加、独立存在。

对于年资较短的伙友来说，主要收入源自辛金。辛金指伙友劳动的辛苦钱，因入职年限和所在职位的不同而各异。新入号者没有辛金。以折二为例，我们将全号记录的160人中未获得“身股”的115人进行了统计，统计情况如表一所示，其中94人领取辛金，占总人数的58.75%，未领取辛金的21人占总人数的13.1%。在领取辛金的94人中，最高者达124两，最低为12两，二者相差10倍之多，具体数量可以从表二中反映。从该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票号辛金结构等级较多，从12两到124两有整整38级。这也是晋商辛金制度的一个直接体现，即根据各级劳动者的价值和对商号贡献大小及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区分，不搞平均主义。由无辛金到有辛金，从几两到几十两，时间跨度可能会有十多年，但是能让伙友们直观感受收入的变化，为其提供了一条清晰、可靠的晋升渠道，这样更有利于发挥伙友的主观能动性来为票号增收。

对年资较长的员工而言，收入来源则是通过“身股”获得。“身股”制又称“人身顶股”制，俗称“顶生意”，是一种劳资关系，可以理解为财东出资，即票号的原始资金；员工出力，即凭借自身才能、业绩经过相应的评定而获得的“顶生意”股份，到账期时按股额参加分红，盈利越多分到的红利也就越多。

伙友拥有“身股”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财东在开设票号确定聘用的掌柜，以订立书面合同直接定下“身股”；另一种则是原有伙友通过自身的贡献入股。从表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折一还是折二，“身股”人数均为45人，其中折一“身股”总人数占全折人数的30.2%，折二占28.1%，至少从“新泰厚”来说，大约只有30%的伙友才能拥有“身股”。根据人俸折提供的信息得知，有部分伙友辛金达到70两及以上便能获得“顶身股”，但仍然有15名伙友仅仅享受辛金待遇，仅根据本折可以获悉，辛金70两仅仅拥有“顶身股”的门槛，要想跻身于“顶身股”的行列，还需要经各股东认可。故票号伙友会通过努力工作来提高自身业绩和水平，这对票号的发展也起到激励作用。

当然，为避免伙友惫懒的情况发生，每逢一个账期都会对所有伙友进行赏罚，表现优异者会适当增加一厘甚至二厘。折中的宋济堂、张凤池在这个账期中分别增加了一厘和二厘，“身股”增长至一俸和八厘；表现平平者维持不变，如折中阎世公、李钟灵等人在这个账期中“身股”数没有发生改变；表现较差者不但不增加身股，还要进行处罚，例如折中的雷春风和任步云在这个账期中明显标注罚一厘，从三厘降至二厘。赏罚分明的“顶身股”对全号的伙友都具有吸引力。顶上“身股”者希望“身股”数能不断增加，没有顶上“身股”者企盼着未来能顶上“身股”，以此来推动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

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度是一种特殊激励制度。一方面它把伙友的分红与票号盈利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将伙友由原来的被雇佣者变为票号的经营者，为伙友带来强烈的归属感。俗语说：“辛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伙友将票号视为自身的产业，每个人都会为了票号的延续和发展努力工作，创造财富。

山西票号不仅着眼于现在，还放眼于未来，从人俸折中我们可以看到“身股”为一俸、三厘、二厘伙友的身故信息。一般来说，山西票号伙友为终身制，票号伙友逝世后实行“故身股”制度来纪念其为票号作出的贡献。“故身股”是一种特殊的分红方式，也是“身股”制的延续和补充，是指具有“身股”的伙友去世后，仍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参与分红，“故身股”的设立对于伙友而言既是一种慰藉，又是无言的激励，在世时的利益还可以延及后人，其中的人情味不言而喻。这种形式不仅在潜移默化间能够增强票号的凝聚力，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票号业的人文精神，能够为今后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奠定基础。

山西票号所采取的伙友待遇形式是一个重大创新。利用辛金、“身股”等形式缓和了伙友与票号利益之间的矛盾，在伙友、股东与票号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使得山西商人日渐强大与团结，将票号的兴衰与伙友的利益联系起来，极大地调动了全部伙友的工作积极性，形成拼搏向上的一个整体，在商业竞争中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群体作用。这种制度增强了晋商在同行业中的竞争能力，同时财东的利润也有大幅度提升，从而促进票号进一步扩张，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晋商也因此在世界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总分号制度

山西是晋商在构建商业版图时的核心，但晋商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仅仅局限于山西周围，而是以山西为中心向外辐射。为进一步发展业务，晋商票号开始实行总分号制度，他们一般将票号的总号设在平遥、祁县、太谷，而分号则遍设全国重要工商业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