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与“万里茶道”

200多年前，山西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开辟北方商路，勇闯茫茫戈壁，把生意做到了俄罗斯，成就了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中华贸易史上又一条国际商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茶道”。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俄罗斯时特别指出，17世纪的“万里茶道”是连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随后，国家文物局又将其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成立了“‘万里茶道’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一系列实质性的举措相继跟进，亮点频频，再一次引起世人瞩目。

一片绿叶，万里飘香。忻州与“万里茶道”有什么关系？忻州是否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本文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重温那段辉煌历史，致敬前辈们的卓越贡献，弘扬晋商的开拓精神，以引发更多人对“万里茶道”的重视、关注、研究和参与。

独特的历史地理位置

三晋大地，山河壮丽，自古就有“表里山河”之称，整体轮廓山环水绕，与四邻界线十分明显。西部是黄河、吕梁山，东部是太行山，北部是长城，南部有中条山；从纵向来看，两边是大山，中间夹着盆地，大运通道约550公里，东西距离约300公里，地势大致近似一个北高南低的平行四边形。

忻州位于省城太原以北，是山西省内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也是唯一一个地理上横跨东西的地级市，所以占据山西“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吕梁山”的重要高地。具体说到忻州地理，大体与山西地势一致，也是两边山地，中间盆地，南有石岭关门户，忻州古城因此而被誉为“晋北锁钥”；北有雁门关门户，被誉为“天下第一关”。自古以来，忻州就是中原通往塞外的重要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山西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的相互影响孕育了三晋文化，从而也形成了山西人赖以生存又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著名学者王尚义在其《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将明清时期山西的经济区划分为四个版块：大同府经济区、太原府经济区、平阳府经济区（今以临汾为中心县市）和潞泽经济区（今以晋城、长治为中心县市）。

忻州属于大同府经济区，包括了宁武府4县、忻州2县、代州3县、保德州1县，从大的区域看，忻州归晋北，这里紧邻蒙俄，早前经济就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结构。皮毛制品是本地的特产，同时又从南方贩运来茶、棉、丝等手工业制品。中国云南是茶叶最重要的原产地，茶叶有助消化、提气神的药用价值，北方高原上寒冷地区生活的人们“嗜茶为命”，这种产茶区和耗茶区的远距离分离，导致茶叶一度时期被西方人称之为“绿色黄金”。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BG·米斯尼科夫研究统计，当时半磅（1磅等于453.6克）中等品质的砖茶就能换到一张貂皮，1磅普通的花茶可换到三至四头奶牛，因此忻州地区经济结构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具有边贸特色的市场型经济。

忻州从经济区划分上属于大同府经济区，从军事区划分上战略地位也非常显著。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元朝的蒙古人并没有消亡，而是逃往北方大漠草原，又不断向南侵袭。为了防守北方边疆，明朝在北方长城沿线设立九边重镇，进驻了70万军队，其中有四镇在地缘上与山西有直接关系，包括大同镇、山西镇、宣府镇、延绥镇。大同镇驻地大同，管辖边墙东至宣府镇，西至偏关鸦头山；山西镇驻地偏关，管辖边墙东至偏关鸦头山，西至老牛湾延绥镇；延绥镇驻地榆林，管辖边墙东至老牛湾，西至宁夏镇边；宣府镇驻地河北宣化，管辖边墙东至居庸关，西至大同平远堡。从中可以看出，忻州几乎全部与四镇有直接关系，而且忻州因为“外三关”与河北“内三关”共同拱卫京师的特殊地位，与九边重镇中另外五镇也有一定的间接关系，都是山西商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即便到了清代，关内关外大一统之后，为了防备汉人与蒙古人的联系，军事驻地及力量并没有减弱，只是向北推进罢了，做生意的还是这些山西商人。正是由于明代九边重镇的设立，边关战略位置的提升，给山西商人提供了军需供应和庞大驻军消费供应的机会，山西商人也因此涉入边镇贸易，催生了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由此拉开了晋商纵横商界500年的辉煌史。我们平时所说的“晋商”，就特指明清时期崛起的山西商人。

晋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和缓冲区。晋商走出三晋大地，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占领俄蒙贸易，开辟北方贸易通道，而茶叶贸易是其大宗商品。山西地理位置的优势，晋商财力的不断积累，加上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万里茶道”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万里茶道”由晋商发起并主导，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出发，途经江西的河口镇，湖南的安化，湖北的羊楼洞、武汉的汉口，河南的社旗镇、孟津渡口，穿越太行山峡谷进入晋城；走进晋中祁县、太谷、榆次休整，北上晋北，经忻州的石岭关、忻州古城、崞阳古城、阳明堡、雁门关北上大同方向。其中忻州石岭关和雁门关是必经的重要关卡，雁门关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分为两路，一路从右玉的杀虎口去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另一路走东路出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再从张库大道经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至蒙俄边境的恰克图，然后经圣彼得堡及莫斯科，转往欧州各国。这条道由南向北，先是肩挑，再是船行江河，接着是骡马，最后是驼队，绵延1.4万公里，途经国内8省区200多个城镇，贯通中、蒙、俄3国，在中华贸易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开拓的商界领袖人物

晋商历经千难万险，几度沉浮，称雄商界500年，靠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和政策之便，更在于他们拥有“勤奋节俭、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从最初成功开拓北方商路，后进一步拓展出到京津和江淮地区的南方商路，进而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从前期经营活动主要从事商品贸易，到后期顺应市场规律变革为票号，关键在于，在晋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会涌现出一批开拓的商界领袖人物，力挽狂澜，引领着前进的发展方向。如祁县乔家大院创业发家的始祖乔贵发，榆次常氏家族开通万里茶道的先驱常万达，平遥日昇昌票号的创办者雷履泰，晋商中唯一留有传世著作并才华出众的经理人李宏龄等。

忻商是晋商中的一支生力军，虽没有像太谷曹氏、介休侯氏、祁县乔氏和曹氏、榆次常氏和王氏那样显赫，但忻商走口外、谋生致富，让一个州县和许多商人发家成为巨富的并不少见。清光绪重修《忻州直隶州志》序文中写道，忻州人“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落及西北口外各城，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以此致富起家者实多”。如周朴斋兄弟两人继承父业，周朴斋到40岁时开始致富，后来“以塞外，非首邱地，复移家于故土，晚年家益丰。忻州屈指巨富者，必及于公”。忻州人中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经理人。闻名商界的山西旅蒙商号“大盛魁”，创办人是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分支机构遍布大半个中国，极盛时从业人员有8000多人，在清道光至同治年间，代州人王廷相担任过这个商号的总号大掌柜。他从学徒做起，精明能干，一步一步升为大掌柜，使“大盛魁”商号进入黄金期。

在群星璀璨的晋商中，不能不提一位名叫程化鹏（1824—1892）的忻州商人，他不仅是“万里茶道”上的开拓者，也是革新者和推动者。榆次常氏家族后人、民国著名学者、书法家常赞春在其主持编写的《山西献徵》中，专门为两位忻州商人程化鹏和陈吉昌作了小传，称程化鹏为“晋商领袖”，肯定了程化鹏的卓越历史贡献。

明清时期，统治者仍以“天朝大国”自居，总体上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整个中华大地仅有北方的恰克图和南方的广州两个官方的对外贸易市场。恰克图是“万里茶道”上标志性的节点城市，恰克图市场由最初的四顶帐篷，到后来稳定在100多家大商户，可以说晋商几乎垄断了恰克图的俄蒙贸易。

“万里茶道”上的恰克图俄蒙贸易，曾遇到过两次前所未有的危机。第一次是清道光、同治年间，国内民族矛盾加深，白莲教起义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将富裕的江南及沿海地区卷入战火，“万里茶道”交通要道几近中断。清政府为筹措军费镇压太平军，实施“厘金制度”，税收加重，晋商“获利无多，是以生计日穷，渐行萧索”。当时，中俄双方在恰克图都已设官管理，中方在朝廷的理藩院设有官司，但不征税，出口和出口税分别由张家口关和归化关（今呼和浩特）征收，凡商人前往恰克图贸易，必须先去上述两关领取理藩院票，又叫“信票”，也叫“部票”或“龙票”，上面注有商人姓名、货物、日期、住宿等事项，沿途道路各个关卡严加盘查，稍有不符或注名不清晰，不是退回两关重办，便是处以罚金或扣留货物，手续繁杂又费时，十分不便。于是一些商人便避开官道，从事对俄走私贸易以营利。但是凡走私者既要承担风险，又要受官吏勒索，同时也使政府减少了税收，其结果是“病商损国”。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忻州商人程化鹏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赴京上书理藩院，陈述政府管理弊端，请求明定税则、简化手续、准许商人运茶直接与俄国人进行贸易，并建议开辟新的贸易商埠伊犁和塔城，以上请求和建议都获得了批准，为山西商人争取到了正当的贸易权利。据《山西贸易志》分析，“咸丰期在恰克图晋商的倍增，当与批准程化鹏的呈请有关”。第二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在华势力日益强大，原本晋商垄断的“万里茶道”，因为清政府允许俄国人直接进入湖北等地建茶厂并享受最惠国待遇降低关税，导致俄国人无须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就可以直接将货物从恰克图运往俄国各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晋商的生存，程化鹏拼力“回狂澜于既倒”，与另外两位商人余鹏云和孔广仇一起呈请绥远城将军，陈述“俄商到我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也可去俄国而觅新途”，此事经绥远城将军转呈清政府后，引起了恭亲王的重视，最终经同治皇帝御批，准山西商人之请，并予减少厘金税额，以示体恤。晋商又一次在艰难中顽强地站起来，重振旗鼓，返回了恰克图，并陆续深入俄国境内各地，同俄国商人公平竞争商业利源，程化鹏因此而被业界公认为“商界领袖”。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在南起福建武夷山，北至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西至欧州的这条漫漫的“万里茶道”上，至今仍保留有晋商及沿线商民留下的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文物遗存，诉说着那段曾经荣耀和辉煌的历史。然而，由于时间、战乱等因素，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文物遗存因为缺乏挖掘和保护而遭到破坏，正在逐渐遗失。

为此，2020年12月10日，在武汉召开的“‘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城市联席会议暨‘万里茶道’八省区文物局长申遗工作座谈会”上，通过了申遗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正式成立了‘万里茶道’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文件中将“保护好遗产的景观环境和历史风貌，切实维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引起沿线节点城市人们的广泛关注。

说到晋商留给今人的历史文化遗存，最直观、最珍贵的文物遗存当数山西境内的大院建筑和全国各地现存的晋商会馆。一般来说，大院是晋商在外地经商致富后，为显示“富实气象”而在家乡兴建的宅院，像祁县的乔家大院、太谷的曹家大院、榆次的常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等，如今已成为知名的文化旅游景点。会馆则是晋商在向外拓展商道时，为了维护本行本帮的利益而筹建的联络感情、开会议事的场所。历史上山西商人究竟建了多少会馆，目前没有精确记载。清道光年间出版的《都门纪略》一书中，记载在京的全省性质及府州县性质的会馆共34个，这些州县是太原、代州、忻州、平定、太平、翼城、闻喜、洪洞、浮山、曲沃、襄陵、临汾、解州、永济、赵城、灵石、介休、汾阳、盂县等，其中全省性质的7个，府性质的4个，州县性质的23个，这些州县，一般都是晋商人才大县，财力雄厚，其中忻州、代州位列其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忻商兴盛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