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水既生

我的父亲水既生，1928年2月出生。父亲兄弟姐妹7人，在兄弟中排行老三。1934年父亲读了一年私塾后，转入县立实验小学读书，12岁小学毕业以后，因朔县没有中等学校，于是便去了省立大同师范学校读书。

在学校上习字课时，老师常常把父亲的习字作业贴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供同学们观看学习，这也让父亲从那时起，就从内心喜欢上了书法。

两年后父亲因家境窘迫，无力再到外地求学，遂辍学回家，和父兄一起靠摆烟摊谋生。后来朔县成立第一完全学校，父亲才又复读了半年。

辍学期间，父亲开始自学篆刻。关于学篆经历，父亲是这样描述的：“余之习篆，始于少年时。少年失学，自难平静。偶见一书册中多人之题词，均钤有印章，对篆刻之美久久萦心，因之便萌生了学刻印章之念头。彼时家乡地处塞外，文化落后，人才匮乏，投师无门，习无资料，但对篆刻的喜爱又不能自已，遂以学校手工小刀，于废弃麻将上刻划。由于既无印谱亦无篆文典籍可循，因之每看到书上或画上之印章，便如获至宝，或对之临摹，或默记后回去模仿，可因材料缺乏，刀具不当，学印困难，苦不堪言，然深爱篆刻，虽苦不辞。”父亲可能不会想到，仅仅是出于一时喜爱的篆刻，后来竟成为他一段时期内的谋生工具和一生的艺术追求。

1947年父亲来到太原，开始以耕石为生，以羸弱之躯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也为后来的书法篆刻打下坚实基础。

1958年，父亲进入太原市工艺美术社工作。在太原市工艺美术社工作期间，父亲负责石膏工艺品设计和雕塑工作，设计制作过石膏浮雕花边镜框，还为晋祠文管所制作了宋塑侍女小型复制品。通过改变品种、优化工艺，获得了很好的效益。1959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父亲带领10多名徒工，为山西省农业展览和山西省气象展览设计制作了沙盘模型及雕塑。在此期间，父亲还通过自己的钻研，对等高线沙盘的制作摸索出一套简易快速而准确的方法。

1959年12月，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和相关部门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全省规模最大的一次工艺美术会议。父亲以太原工艺美术社雕塑技师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参与了讨论首都人民大会堂山西厅设计方案以及省领导组织的老艺人座谈会。对于参会年龄最小的父亲来说，这是人生阶段的一件大事，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父亲总带着一丝丝自豪。

1960年父亲被调入山西省轻工业厅科学技术研究所工艺美术组，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遗产，父亲投身到陶瓷生产与技术的工作中，开始了为之热爱、为之奉献、为之慨叹的陶瓷艺术生涯。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山西陶瓷的发展，开辟了山西陶瓷行业的新时代。

父亲进入陶瓷行业，是由美术及工艺，由工艺又及考古。从1960年进入陶瓷行业到1975年以前，父亲主要从事的是山西陶瓷传统生产工艺的研究和恢复工作。

对陶瓷工艺没有任何基础的父亲，为了了解陶瓷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一头扎进阳城后则腰瓷厂，与工人师傅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点火、一起看炉、一起开炉、一起讨论，边看边学，虚心请教。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父亲就从陶瓷行业的门外汉成为行家里手。

父亲在后则腰瓷厂将琉璃釉在原来黄、绿、白、蓝四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深棕、浅棕、灰葡萄、浅黄、浅绿等十多种，恢复了自清朝就已失传的茄皮紫色釉。

到1961年8月，父亲完成了“映日红”、香槟紫、琥珀黄、鳝鱼黄、铁锈色、漆光黑、单色印花、黑地黄花、黄地黑花、漆样隐花、开片碎纹等11种工艺的试制工作，编写了《民间陶瓷装饰技术的介绍》。父亲在此期间设计制作的茶具、文具、花瓶、台灯等50多种展品，大部分被选送参加了全国陶瓷展览。

1963年父亲在临县招贤陶瓷厂偶然发现了烧造“油滴”的规律，通过小型的实验，基本掌握了“油滴”的生产方法。1970年父亲为该厂制定了生产工艺，使该厂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家可以生产“油滴”的厂家之一，

1964年7月，山西民间陶瓷研究所成立，父亲受命负责开展黑陶的试制工作。当年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书，父亲带领保德薛老虎、寿阳刘瑞禄、临县李有义等4人制作了高2.05米、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件刻花梅瓶，后来这件刻花梅瓶一直保存摆放在迎泽宾馆。

1966年3月，父亲到平定冠庄陶瓷厂蹲点，搞黑釉粗瓷出口试点工作。他设计制作的黑釉刻花瓶成了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并培养出一批能工巧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的弟子张聪带领3个儿子坚持不懈，将平定黑釉刻花瓷这一技艺传承下来。后来“平定黑釉刻花陶瓷制作技艺”被列为首批“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黑釉刻花工艺大放异彩。由于对平定刻花瓷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父亲被称为“平定刻花瓷的奠基人”。

在平定冠庄陶瓷厂之后，父亲又扶持了灵石南关陶瓷厂出口产品试制，使一个内销都困难的生产厂当年就接到了外贸订单。其后怀仁吴家窑、朔州峙峪、长治北董和孝义兑镇等陶瓷厂都加入到了陶瓷出口的行列。

“兔毫”与“油滴”一样同属我国陶瓷的名贵品种。1972年父亲在平定试制成功几种不同韵味的兔毫釉。同年，又在1964年初步试验的基础上，试制成功“绞胎”瓷。

经过父亲的努力，开发出棕釉、黄釉、各种搅釉和鲨鱼皮、孔雀花、鹧鸪花等艺术釉，恢复了油滴、兔毫、黑釉刻花、黑釉印花、黑釉剪纸花、黑釉铁锈花、黑地黄花等各种装饰方法，黑釉陶瓷品种不断丰富，出口品种也达到150多种，黑釉陶瓷已突破了原来传统的概念，越来越受欢迎。到1974年，山西的黑釉陶瓷出口单位达到10家，出口数量增加到近200万件，产品销往日本、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开创了山西陶瓷前所未有的辉煌。

在1975年以前，父亲主要从事山西陶瓷传统生产工艺的研究和恢复工作，在这之后的重点则放在陶瓷考古的学术研究方面。

1975年12月，父亲参加了中国硅酸盐学会召开的《中国陶瓷发展史》编辑座谈会；1977年3月，父亲再次参加了中国硅酸盐学会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中国陶瓷史》编辑座谈会。

同年4月，山西省组织力量开展《中国陶瓷史》山西部分的编写工作，抽调4人组成编写小组，父亲任编写小组副组长。

从1977年5月11日开始，父亲与危而安、李广智、章秀皋和万新民等用了20多天，配合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和叶喆民先生调查了临汾、霍县、介休、怀仁、浑源、大同的15处古窑址。

从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走后一直到11月29日，父亲他们北穿恒岳、东入太行、南临中条、西跨吕梁，沿漳水、溯汾流、涉滹沱、渡黄河，冒严寒、顶酷暑，一共调查了大同、怀仁、浑源、朔县、右玉、河曲、阳泉、盂县、平定、长治、壶关、襄垣、太原、交城、介休、保德、兴县、临县、临汾、洪洞、乡宁、霍县、蒲县、永济、河津、阳城等26个市、县的64处古窑址，其中唐代古窑址4处，宋（辽、金）、元古窑址25处，明、清古窑址35处。1978年，他们又零星调查了几处。此次调查采集了古陶瓷标本3万多片（件），抄录、槌拓了相关碑文19件，走访了省、地、市、县博物馆和文物馆、所20处，查阅不同版本地方志150余部，积累了30多万字的笔记资料，整理出3000件瓷器造型和图案纹样，基本厘清了古代山西的窑口分布、烧造年代、产品特征，为编写《中国陶瓷史》和《山西省陶瓷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填补了我省陶瓷考古的空白。这些成果后来被编入全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一书中。

1979年《中国陶瓷史》完成初稿，后又经过不断的修正、补充和完善，于1982年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中国陶瓷界的一件大事，也是父亲人生中的一件盛事。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20多年，父亲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资料分析和论文写作。在此期间父亲多次参加了国内的重要陶瓷专业会议，发表了20多篇陶瓷学术论文。

1980年5月21日至25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瓷都景德镇召开了编辑出版座谈会，讨论《中国陶瓷》丛书编辑出版计划，丛书共34册，将同时发行英、日文版。除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人员外，包括父亲在内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山西陶瓷》被列为《中国陶瓷全集》的第28卷。在无任何借鉴的情况下，父亲以时间为线，按照唐以前、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突破传统窑系说的束缚，从工艺技术发展的观点立论，勾勒出山西陶瓷发展史的概貌，将山西陶瓷第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证明了山西陶瓷在历史上曾经的辉煌，改变了山西陶瓷在中国陶瓷中的地位，引起国内外业界极大的关注。

《中国陶瓷全集28·山西陶瓷》是第一部有关山西陶瓷的学术专著，填补了有关山西陶瓷专著的一项空白。

父亲的研究著述后来还促成了山西的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当年时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王晓毅带人在做永济蒲州故城考古时，出土了一批细白瓷，通常这类瓷器会被认定是河北定窑生产。但通过实地考察，蒲州出土的这批东西与定窑白瓷有很大区别。王晓毅回忆说：山西古陶瓷考古的奠基人水既生先生早年曾发表文章提到过“河津也烧造白瓷”。就这简单的一句话，让他找到了突破口，将目光锁定在了河津境内的古瓷窑址。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津市文物局共同发掘的河津固镇宋金瓷窑遗址，揭开了山西古代陶瓷业的神秘一角，对认识宋金瓷器生产方式以及区域经济形态具有特别意义，成功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发掘废墟寻技艺，翻检碎瓦著文章”，这是父亲的一幅自撰联，既是他工作的方法，也是他大部分人生的写照。

另外，工艺美术也可以说是与父亲相伴一生，从雕塑到陶瓷均属于工艺美术领域，书法和篆刻也常与工艺美术相融。除了陶瓷外，父亲还关注着其他山西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并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作为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评委、山西省传统工艺美术发展协会艺术顾问，父亲为传统工艺美术的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旅游工艺品纪念品的开发献计献策，尽心尽力培养后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