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研三题

摘  要：柳文难懂，这与柳宗元独特的人生境遇和心路历程有关。《柳集》里的碑、铭、赞更是难解，所以少见有人谈及。可是细究起来，读懂《柳集》里这些篇章，不但有助我们了解和认识柳宗元，还能通过解析柳宗元内心深处的东西，让我们看到更加真实、更加生动的唐代社会。

关键词：柳宗元；《谤誉》；铭文篇；碑赞文；君子之气

柳宗元说谤誉

谤原本是指责别人的过失。《国语·周》上说：“（周）厉王虐（残暴狠毒），国人谤王。”后来专指诽谤别人的小人之举。《论语·子张》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这是说，必须得到信任以后才去进谏，否则君上会以为你在毁谤他。誉是称人之美。《礼·表记》说：“君子不以口誉人。”[1]这是说君子不以言语来讨好别人，而是要看他的实际行动。谤誉两者相对相背。誉者颂扬，谤者毁誉。《柳河东集》卷二十《谤誉》文，是柳宗元在永州时所作，文章说人获谤誉各有其道。其文曰：“君子在下位（失势）则多谤，在上位（得势）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这是古代社会的常态，也是封建等级制思维的定式。柳宗元说：“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指地位低下的）遭乱世，不得已而在上位，则道必咈（违逆）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这显然是拿八司马参加永贞革新遭谤来说事。柳宗元痛恨宦官和小人得势。他说：“君子之誉，非所谓誉也，其善显焉尔。小人之谤，非所谓谤也，其不善彰焉尔。”柳宗元以善恶辨谤誉，他直言道：“善人者之难见也，则其谤君子者不少矣，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2]《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张孝先曰：“得谤得誉，皆有所自。众口附和不足信（是说世人轻信），惟以善不善之好恶为区别，此孔氏论人大法也。……言观人者不可以谤誉而轻为进退，修己者不可以谤誉而轻为忧喜（是说世人谤誉不足凭），尤为探本之论。”[3]说到谤誉，《柳集》卷第三十三《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很巧妙地谈及此事。世上许多事，往往都具有两面性；好坏也是这样，不但是相对的，还会相互转化。可一般人往往看不清这样的道理，一味讲黑白分明，遭惑受害就在所难免。其实古人早就知道这些辩证的道理。《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说福祸相系，各有你我，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如贫者未必皆贤，富者未必皆不肖。然而世俗社会经常却不这样看人待物。进士王参元很有才华，可因“京城人多言家有积货（聚敛大量钱财）”，人们“畏忌不敢道之善”，致使“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则嗤嗤者（搬弄是非的人）以为得重赂”。柳宗元在永州听说王参元家遭大火，一切荡然无存，“大喜”，写信《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向他称贺。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九说：“闻失火而贺，大是奇事。”贺人家受难，这太反常理了，柳宗元好似不近人情；可细闻其说，又在情理中。柳宗元说王参元家被大火烧成灰烬，“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显白而不污”。柳宗元和王参元是交往了十几年的“相知”，但遭此谤毁，“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洗清了谤毁）也”。柳宗元说，大火止谤，你重获新生，“其为乐也大矣”。[4]说到火，《柳集》有一篇《逐毕方文》。毕方，是传说中的怪鸟。《山海经》说：“（章莪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毕方是火神，常衔火在人家作怪灾。柳宗元说：“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灾。日夜数十发，少尚五六发，过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无安处，老弱燔死，晨不爨，夜不烛，皆列坐屋上，左右视，罢不得休。”[5]于是柳宗元作《逐毕方文》，以驱火神。可是驱火神也不能止谤，柳宗元在永州十年，一直与谤言为伍，直到死谤言还在追逐他。可柳宗元至死不屈。他藐视那些制造谤言的小人。正如他在《谤誉》文尾所说：“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吾又安敢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我又安取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我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柳宗元说，别人说我是盗跖我不惧怕，说我是仲尼我也不以为荣。任人诽谤议论，我必自善其身而处之。他坦然面对诽谤和赞誉。说到柳宗元《谤誉》文，章士钊有一段绝妙的评说：“尝谓子厚行文，往往胆大如天，以他人万不敢出口之炎炎大言成之。他日论君子在下位多谤，称谤孔子者亦不为少。……此类打穿后壁、超凡人圣之奇文钜制，文家除子厚外，还有能如此著笔裕如（形容从容不费力），吾此未信。”[6]

韩愈有“五原”文，究根溯源，论说道、性、毁、人、鬼之本。《原毁》是“五原”之一，是探讨毁谤本原的。全篇以古今君子相比照，从取义不同论说事情的源本，认为今人君子与古人君子的价值取向是相背的。古人君子是宾，为民；今人君子是主，为己。做事情也反过来了，认真做事情会遭诋毁之言，守德为人会有诽谤相随。柳宗元的《谤誉》和《咸宜》二文与韩愈的《原毁》一样都是发此感慨之作。二文在《柳集》同卷，应是同时之作。《咸宜》篇论说“兴王之臣多起污贱，亡王之臣多死寇盗”，以为“咸宜”，此说具有一定的历史规律性。柳宗元是想通过这篇小文告诫人们出入做官要审时度势，方可避祸全身。柳宗元在文中以两汉之始的事来论证他说的道理，指出“屠贩徒吏出以为公侯卿相”，说这不是天生就具有的，是时势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以史而论，柳宗元“势”说的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与我们平常说的“时势造英雄”同理。说到不幸，其文说：“汉晋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饿，以墙壁间以死，无他焉，彼因劫戮困饿器也，遭时之非以出，独其始之幸，非遭（董）卓、（刘）曜而后为祸也。”此说与前说同理。柳宗元《咸宜》说幸与不幸，因不同的价值取向，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其文曰：“彼困于昏乱，伏志气，屈身体，以下奴虏，平难泽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适其傃（平素），其进晚尔，而人犹幸之。”这是说君子之难，柳宗元自况也。又曰：“彼伸于昏乱，抗志气，肆身体，以傲豪杰，残民兴乱之伎行于天下，一得适其傃，其死后耳，而人犹祸之。悲夫！余是以咸宜。”[7]这是说小人之祸。柳宗元认为，这两种不同的结局，都是适宜和有道理的。《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柳先生文》卷二十引黄唐说：“遭兴运而爵位，遇乱世而诛戮，柳子咸以为宜”。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六说：此论“爽朗”。 乾隆敕纂《御选唐宋文醇》卷一十二说：“肃、代、顺、德之间，阉寺执国命，藩镇攘土地，皇纲陵迟，四海有瓦解之渐，而庙堂之上文恬武嬉，一如太平无事者。宗元所为悼痛，而举汉、晋之末，公卿将相以为戒。……虽一邑之令，固万人之所托命焉。《易》曰：‘其所由来渐矣’，由辨之不蚤（早）辨之也。”乾隆帝以唐史证论柳说，慨叹柳宗元不早辨也。正如焦循批《柳文》（明万历刊本）卷一十所说：“议论精辟，又有廉悍之笔以运之，转折如铁。”柳宗元逆境不屈的精神与他的思想品格息息相关，今日读来，仍让人倾服再三。

柳宗元铭文篇

铭文是刻在器物上的文字，古时多铸在钟鼎上，秦汉以后，刻于碑石。碑石称述死者，钟鼎文称述先祖。《礼·祭统》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文以金石记之，为的是让后人铭记在心，感恩先祖，永志不忘。后来铭文成了一种专门的文体，是有韵的雅文。晋陆机《陆士衡集》一《文赋》说：“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柳集》卷二十有铭序六篇，大都是称颂先人和铭记史事的。

首篇《沛国汉原庙铭》是说汉高祖刘邦的。题目中的“原”字，不是今之原本、原先之意，古时作“重”和“再”解。汉高祖刘邦在长安城中有祖庙，汉惠帝时又在渭北作庙，所以称惠帝建的为原庙。柳宗元作《沛国汉原庙铭》不知起于何时何因。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卷二十说：“班固《高帝赞》以刘邦为尧之苗裔，故子厚全其意发挥，气亦沈实，但造语太偶尔。”《韩醇诂训》说：“汉高祖十二年，还过沛宫，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后，吾魂魄犹思沛。且朕自沛公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遂置酒沛宫，作《大风》诗歌之。所谓汤沐邑，是指周代供诸侯朝见天子时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封邑。《礼记·王制》说：“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汉代沿袭此制。柳宗元在铭文里歌赞此事说： “乃乐沛宫，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风》，以昭武成之德。乃尊旧都，以壮王业之基，生为汤沐之邑，没为思乐之地。”柳宗元之所以赞赏刘邦，铭文里有一句话道出了原因：“化环堵为四海，而黎元（指百姓）得以安其业。”这显然是称说他所主张的大中之道。为此，柳宗元在篇尾唱道：“焕列唐典，严恭罔坠。勤此休铭，以昭本始。”[8]

《剑门铭》金石之文，是为平藩将帅严砺铭功之文。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参与反对永贞革新的藩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行军司马刘辟自称留后，转年反。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改元，宪宗以高崇文为行营节度使，率京西兵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以讨刘辟。剑门山，又称梁山、大剑山，在四川剑州，山势险峻。严砺是剑门山的守将。柳宗元铭文说：“惟蜀都重险多货，混同戎蛮，人尨（杂）俗剽（悍），嗜为寇乱。”刘辟“怙恃（凭借）富强，涛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剑门，凭负丘陵，以张骜猛，坚利锋镝（兵刃与箭头），以拒大顺。”柳宗元赞严砺说：“惟梁守臣礼部尚书严公，以国害为私仇，以天讨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不怕死）。十一月，右师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斩虏；左师出剑门，大攘顽嚚。议功居首，进为大藩。”[9]由于平藩有功，严砺迁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在此之前，贞元十六年至贞元二十一年严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牧于梁五年”，其间他疏江（嘉陵江）通运，柳宗元曾为之作《兴州江运记》赞之。章士钊说：“《剑门铭》为子厚匠心独运，惨淡经营之作，盖子厚向为严氏借辞奖饰。”为此，章士钊说柳宗元为严砺作《剑门铭》，其“笔有偏锋，意存左袒”。[10]柳宗元与严砺，在永贞革新前应有交往，柳宗元对他很有好感，这在《兴州江运记》和《剑门铭》里都能看到。但柳宗元“左袒”和称赞的是严的利民和平藩，这些与柳的政治主张是相通的。《柳集》卷三十六有《上严东川寄剑铭启》，其中赞赏严砺“以仁厚蓄生人，以勇义平国难，而剑门用兵之事，最为天下倡首。”他是要借此自励：“今身虽败弃，庶几（但愿，希望）其文犹或传于世，又焉知非因阁下之功烈，所以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仅撰《剑门铭》一首，诚无以称宏大之略，亦足以发平生之心。”[11]可历史往往并不遂人意，功烈不一定会传之不朽；而严砺其事却是因为柳宗元写了《兴州江运记》和《剑门铭》才让后人知道而传之于世的。

后来严砺在剑南东川节度使任上贪赃枉法，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为元稹所弹，死于任所。《新唐书·元稹列传》记载说：“母丧服除，拜监察御史，按狱东川，因赅奏节度使严砺，违诏过赋数百万，没入涂山甫等八十余家田产奴婢，时砺已死，七刺史皆夺俸。”柳宗元颂砺功烈，砺却晚而不全，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憾事。

《涂山铭》是铭赞大禹的。大禹是传说中的人物，对之众说纷纭。涂山，旧说在寿春东北濠州，也有说在渝州，还有说在越州。《国语》仲尼曰：“禹致群臣于会稽。防风后至，杀之，其骨专车。”柳宗元文中也说：“则戮防风，遗骨专车。”看来柳宗元也认为古涂山在会稽。从地理范围看，古会稽所辖者大如战国之楚地。而柳宗元以“涂山”作铭，是想要后王效法夏禹。柳宗元铭文曰：“惟夏侯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劳万邦，和宁四极，威怀之道，仪刑后王。”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乃先王为政之三柱。柳宗元铭序说：“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赏功；故尧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汤武立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圣，而唐虞让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让德焉。”柳宗元铭文中赞说的“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是称颂古贤的大德大功。柳宗元在铭尾唱道：“涂山岩岩，界彼东国。唯禹之德，配天无极。即山刊碑，贻后训则。”他要“制立谟训（圣人的训诫），宜在长久。”

柳宗元《武冈铭》作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永州司马任上。与前三篇不同，这篇文章是赞美从父柳公绰的。铭文中的武冈是山名，位于湘西，在邵州境内。邵州与黔、辰、播、费、永州等都隶属于江南西道。唐时湘西以犷悍名，无人不知。《注释音辩》载：“元和六年，辰、溆蛮酋张伯靖按黔中观察使窦群督敛苛刻，因聚众叛，杀长史，劫据辰、绵诸州，连九洞以自固。”此时柳公绰为湖南观察使治潭州，朝廷命他与黔中观察使崔能、荆南节度使严绶讨之，三年不能定。后抚之，以张伯靖为右威卫翊府中郎将。六州平。柳宗元铭文描述其情状说：“投刃顿伏，愿完父子，卒为忠信，奉职输赋，进比华人，无敢不龚（供）。”这好似历史上民族融合的缩影。其夷人（少数民族）进入华人（汉族），无外乎三件事：保全父母，诚为忠信，奉职输税。章士钊说：“今日三事具，夷即为华。明日三事复背，华仍将退而为夷。化民成俗，无形中已将华夷之别，彻底铲除。”历史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地走过来的。章士钊《柳文指要》卷二十评《武冈铭》说：“此役由公绰与崔能、严绶三面交加讨伐，独公绰不录受降之功，乃史家不谨误略，幸有此铭补史之遗。”少数民族张伯靖叛乱，实则是地方官吏肆虐压迫的结果，这与柳文《童区寄传》买卖人口之患是一样的。柳宗元《武冈铭》所赞的不是皇权武威，而是柳公绰的仁政爱民。其文曰：“昔公不夸首级为己能力，专务教诲，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为虺蜮，大不为鲵（喻凶恶不义之人），恩重事特，不迩而远，莫可追已。愿铭武冈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邻，以示我子孙。弥亿万年，俾我奉国，如令之诚。邻之我怀，如公之勤。”[12]柳宗元赞柳公绰爱民友邻，以仁教诲。他为之作铭，是要将仁政爱民之道，示之子孙，传之万年。乾隆敕纂《御选唐宋文醇》卷一十二说：“‘不夸首级，为己能力，专务教诲，俾邦斯平’，数语能简括治蛮夷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