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明与演化科学

摘 要：伏羲以“阳（—）爻”、“阴（--）”爻二进制原码来表示宇宙运动的两种基本形态“外旋”和“内旋”。东方文明是用“以数化形”来认识事件的本质、运动形态，变化规律及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相容的相互作用原理，认识变化事件的本质，开创了演化科学。西方文明是源于将“阴”“阳”二进制原码“以形化数”，将事件的质“去掉”，虽保留了物体的数量信息，却丢失了事件的本质信息。

关键词：东方文明；伏羲事件；信息；科学性

人类社会发展的浮华，有进无退的，不可能返回天地混沌万物初成的时期。科学文化发展了，精神和物质享受丰富了，让人心、人性、人智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达到社会和谐自然的真实状态，培养成天下人都具备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条件反射、本能反应，培养成天下人的思想和行为顺于自然，将天下的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公平、公正、公开化，让施政条件惠民于天下人，自然达到真善寡欲。

一、古代文明的数字观和数量观

人类文明一经开端，便形成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然而，有趣的是，古代文明的东方和西方却沿着两条迥然不同的科学发展道路前进。

（一）东方古代文明的数字观

人类文明首先产生的是来源于对事件形象的观察，事件的形象源于事物的形状、大小、样子，即事物的自然原形或物象；其次是深入到事件的性质、结构的本质认识，最终是认识事件变化过程的运行规律。我国位于青藏高原及其高原的东、南和北侧，地形梯度大，纵横河流多，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复杂。生活在长江和黄河沿岸的古代中国人，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更加注重生产和收成，因而非常关心四季节候、天气变化，以及天体运行对四季节候和天气变化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一套以事物形象变化、性质结构和事件相互作用关系为基本研究对象的整体思维方式和方法，具体体现在变化的过程性，展示了“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事件先后联系的个别性和特殊性。

相传我国古代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百王之首”，是东方人种各族人民共同的祖先。伏羲女娲氏时代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创始阶段，是中华民族自然人文科学起步的黄金时代。伏羲女娲氏为创建中华文明大厦铺垫了牢固的基石。伏羲女娲时代的先祖们对13000年前～8000年前共约5000年间所创文明的集成与总结，是经历数十代才完成的。在此文明创建过程中，伏羲带领族群的一部分部落，沿着渭河到达黄河中游地区，为后来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形成以“三皇五帝”为开端的华夏文明史，奠定了坚实的东方文明的基础。

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首创八卦。根据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演绎规律及天地、风雷、山泽、水火等物象，提炼并升华为八个基本易象或八个卦象（如图一所示），即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分别对应的基本物象为：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对应的易数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周文王演绎为64卦，即称为后天八卦或周易八卦。伏羲心目中的“阳（—）”爻、“阴（--）”爻是代表宇宙运动的两种基本形态“外旋”和“内旋”，如宇宙中的“白洞（阳）、黑洞（阴）”，大气运动中的“反气旋（阳）、气旋（阴）”。

以事物形象为本所产生的《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学说，是与自然接近且包含宇宙万物起源和演化的大道和精髓。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成功地把对事物形成、发展和机制的认识有序地有逻辑地融为一体的系统科学。

老子是我国道家学说创始人，传承了《易经》思想，后由庄子继承并发展。老子认为万物均是由“道”产生而来，而又“道之为物”，其对应的公式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的变化规律也应遵循“道”的原则，也就是说万物的变化规律遵循自然，不能违背自然。因此，人的行为和方法也应遵循自然，不违背自然。老子认为事物都具有阴阳两面，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反映了老子的物质结构和演化观。老子还认识到“和”而“不同”的协调，并不是“相同”，即所谓“对立”“统一”的辩证观。老子的演化观显然不是物质连续变化的思想，而是物质结构变化的数字思想，但与“物有荣枯，人有生死”的自然规律相符合。“曲则全，直则枉”，“逝曰远、远曰反”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宇宙数字观。

（二）古代文明的数量观

“数或数量”来自于物质或事件的计量，尔后扩展为计时、编序或丈量土地面积、计算财富等。出于生产和生活的实际服务的需要，结绳记数逐步发展为加、减、乘、除和乘方、开方演算，以及计算矩形、三角形、梯形和圆的面积。中国虞舜时代用这个方法来丈量土地面积，推算历书和制定历法等；埃及人用来划分尼罗河岸土地面积，征收赋税，计算谷仓容积等。源于城堡式生活方式的西方人，对待事物形象更多的是采取静态分解、分析而侧重于一般性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今天人们所熟知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气象等学科，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科学的思想体系和基础方法已深深地烙上了公元前几个世纪古希腊文化的印记，产生了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并推动数学和哲学发展对近代科学和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西方数量分析方法的发展

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公元前527）是古希腊文化的启蒙者和先躯者之一，他对古希腊自然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4—公元前497）学派。毕达哥拉斯提出了“万物皆数”的观点，认为物质的本原归于数。柏拉图（Platon，约公元前427—公元前347）传承“万物皆数”的思想，并且将数学与物理学联系起来。在欧洲文艺复兴后，伽利略指出物理学的目的是寻求物理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现在称为“数量公理”），而不是探究原因。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是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包括物质的连续性和“质点”观念；科学应由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推演出来，任何科学的模式都应该是一种公理体系，即由少数几个公设、公理推出一系列例题或原理、定理；还提出了“四因说”，即“内在因”指事物的内在原因，“外在因”指事物的外观形式的原因，“作用因”指作用的东西或人的原因，“终因”指事物变化的目的原因。后来欧几里德（约公元前330—公元前275）建立以公理为基础的平面几何，对以后牛顿、爱因斯坦分别建立力学和相对论的方法，对数学家建立数论基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其矛盾性，其“因、果”说具有东方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观点。伽利略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他是专门寻求事件的数量公理，并因此建立了动力学和整个近代和现代物理学。后来牛顿把“物、力”分离，在数量公理基础上建立“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建立了牛顿力学和整个物理学的数量结果定律，且经过300多年的发展，以数量关系建立了当代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的探索原因和过程的观点逐渐被遗忘和被埋没。由数量分析所建立的理论和方法，被哲学界描述为近代“豪华”（非朴素）的高级科学理论。尔后作为哲学家的康德基于数学物理方程的知识，将数量分析演绎为体系性的形而上学学派的集大成，基于数量的形式通用性发展为人们思维观念的统一规范程式。

但随着人们探索问题的进展，数量科学逐渐被推崇为科学的唯一标准，尔后运用到其他科学领域，也逐渐显示出当代科学体系内部的不和谐。莱布尼兹发现的“二进制”在中国的伏羲先天八卦图中其实就有所描述和使用。莱布尼兹认为：“伏羲氏八卦是最古老的科学纪念物”，“伏羲是中华帝国东洋科学创造者”。[1]英国李约瑟（J·Needham，生物学家）指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果，已注入西方近代科学中，在现代化科学中发挥出更杰出的作用”[2]。美国卡普拉（F·Capra）把《易经》一些基本概念与物理概念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易经》反映了古人对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的基本图，是中国思想的核心。《易经》是人类最古老的一体智慧的书”[3]。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发展，近数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在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都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4]。

（四）事件的“数与形”认识观

数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的思维逐步由事件的直观思维走向形式或抽象思维。形式思维在于笼统性，只能停留在表面一般性的认识上；事件的直观思维在于事件的具体性，能对任何物质或事件的深层次性的揭示予以清楚地分析，对事件具有本质性的认识。我国古代的河图、洛书（图二）以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是历史上最早的几个阐述形与数的典型例子。尽管现在还无法准确搞清楚河图、洛书的来历、产生的原因和时间，但它却与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思想根源有“天壤之别”。前者着眼于将数化为图形，后者着重于将图形化为数。这种“化数为形”或“化形为数”的思想反映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人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

以《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着眼于将数化为形，将数字看成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整体的观念，追求对事物整体、统一的变化和认识以及整体的把握，实质上更具客观性。这或可称为“化数为形”，即信息的数字化，是物质和事件及变化的标志，不遵循数量的运算法则。

以“万物皆数”的观点代表的西方文明，“化形为数”将数字看成是分离的、独立的系统，是一种解析的观点，浅显且较易理解和掌握。从表面上看，它具有精确性的一面，实际上是追求对事物的分解、局部的变化和认识，存在连接整体不足的现象。“化形为数”丢掉了物质本质的大量真实信息，仅保留了数量特征，满足数量运算法则，同时也伪造了事件的信息。

二、东方文明的特质

相传伏羲仰观日月星辰的变化，俯察山川风物的变化法则，不断地反省自己，追年逐月，风雨无阻。有一天，他在观察渭河山水时，渭河对岸的龙马山豁然中开，但见龙马振翼飞出，悠悠然顺河而下，直落河心分心石上，通体卦分明，闪闪发光。这时分心石亦幻化成为立体太极，阴阳缠绕，光辉四射。这便彻底揭示出天人合一的密码——阴阳。

（一）信息是事件的记录符号

相传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在此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即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又发展到在木竹上刻以符号作为记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渐进，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结和刻木的方法，远不能适应需要，这就有创造文字的迫切要求。黄帝时期是上古发明创造较多的时期，那时不仅发明了养蚕，还发明了舟、车、弓弩、镜子和煮饭的锅与甑等。在这些发明创造的背景下，仓颉依照万物的形状创造出字来。譬如：日字是照着太阳红圆红圆的模样勾的；月字是仿着月牙儿的形状描的；人字是端详着人的侧影画的……传说仓颉首创文字的事后来被黄帝知道了，他大为感动，乃赐仓姓。其意是“君上一人，人下一君”。

信息是事件的记录符号，但用数量来代替事件的信息，会损失事件的重要信息。中国古代伏羲创造了“—”爻、“--”爻的二进制记录信息的符号，并以结构的卦象来描述物质的变化，达到保真物质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二）探索自然规律的演化科学巨著

传说中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三皇（伏羲、神农炎帝、轩辕黄帝）开创《易经》《连山易》《归藏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后来老子暗解《易经》开创了道家，孔子明解《易经》开创儒家，其内容涉及哲学、科学、政治、社会、文学、艺术、生活等诸多领域，成为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佛教传入中国，融入《易经》形成了中国释家文化。易学、黄帝内经（中医学）、道学、儒学、释学、艺术、武术等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科学体系，构建了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古往今来，已经融合成一派浩瀚的大海。

《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图三）是探索春夏秋冬、宇宙万事万物的演化规律，探索时间演变和物质的变化性问题，研究过程物理学的演化科学巨著。《道德经》第二十一章即论述事物演变中的物质、信息、能量演化特征，指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四十二章又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并进一步论述“道”是万事万物的唯一本原，“道”的本身包含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形成“和气”这个第三者，阴气、阳气、和气这三方面生出万事万物。陈刚毅在研究《物质稳定性与不稳定》的论文中，从物质搅动能量守恒定律揭示了物质自循环的“三环稳定性”原理，“阴”“阳”为矛盾的对立体，相互不能交换“能量”，只有在“三环”作用下“能量”才能相互转换，证明万事万物都包含阴阳互为对立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作用而形成矛盾的统一体；揭示了物质、信息、能量的演化和相互作用的本质特性。

5000年来的东方已开创了人类应对变化事件的智慧。所谓“非规则”或“非确定性”的本质为物质的变化性，是非线性问题；变化事件应对了物质的“Diagrams（以数化形）”，即数字化，数字化直接进入事件变化的过程性。目前我们运用在重大自然灾害预测预警的灾害信息数字化方法，就是针对地球物理探测信息，并重点在于揭示“超低温”、大气结构或“滚流方向（旋转性）”等非规则信息引出的认识和应用问题——表现于自然界的物质变化性问题的实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