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甫起义与元代畲族反元斗争

摘 要：元末李志甫起义是元朝末年的一次畲族反元斗争。其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地方官吏的盘剥和地方豪强的掠夺，使得阶级矛盾加重；另一方面是汉人逐渐南下，带来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李志甫起义还暴露出元朝末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等种种问题，预示了反元大风暴的即将到来。

关键词：赣闽粤交界；外地豪强；本地土著；控制力

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六月，漳州路南胜县畲民李志甫起义爆发，攻漳州，杀长吏。朝廷随即调江浙行省平章别不花入闽平叛。从至元四年（1338年）到至元六年（1340年），由李志甫发动的起义影响凡三年。而若将其置于整个元代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以漳州、汀州和潮州为中心的闽粤赣三省交接地区，一直是畲汉杂处地区。复杂的民族结构和较为偏远的地理位置，使得这片区域内一直存在着动荡的因素。

一、赣闽粤交界地带与畲人

根据屈文军《元代的畲族》一文可知，以漳州、汀州、潮州、梅州和赣州为核心的这一片闽粤赣交界区是元代畲族的主要聚居区。唐宋以来这片地区山多林深，瘴疠肆虐。宋人刘克庄形容该地民族风物时曾言：“风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蛋，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通潮、梅，北通赣、汀。”[1]由此可见，早在宋代，今赣闽粤交界地区已经是一个多民族杂处的环境。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这片区域远离政治中心，这便使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相对落后。前引宋人刘克庄的文章中也提及：“畲民刀耕火种，崖栖谷汲。”[2]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对广东的畲民亦是“以刀耕火种为名者也”[3]呼之，说明在当时社会，畲民依然保持着原始的生活方式。

这样一个民族众多、地形复杂、距离政治中心辽远、三省交界地区的民风亦很彪悍。明代成书的《八闽通志》对漳、汀一带民众的评价也多是“民风轻死、强讼”等语。自唐以来，有关当地畲民作乱的情况史不绝书。即使在元朝，除了李志甫之乱，此前尚有陈吊眼之乱，此后亦有连续不断的畲民叛乱。及至明清，当地的畲民叛乱依然见载。

二、李志甫起义的原因

目前有学者认为，由于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将领在当地组织的反元斗争，使得这片地域在元初陷入动荡之中，这便促进了畲人与汉人的融合，使得三省交界地区行政边界模糊，进而在当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区形势。

此外，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在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反元斗争中虽然也有当地不少畲人加入，但是这些畲人未必全是一心复宋。如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陈吊眼随同张世杰一同攻打蒲寿庚，后者“阴贿畲军”，造成张世杰“攻城不利”[4]。这说明畲人举兵之意未必在复宋。不久后，陈吊眼率其众降元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在元初的一系列畲人的反元运动中，我们会发现，这些反元运动既无有效组织，也无明确目标，甚至内部时常发生分裂。如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陈桂龙起兵反元，其兄子陈吊眼亦起兵响应。然而当面对来势汹汹的元军时，史籍中却未见二人有配合，反而叔侄二人被元军各个击破，陈吊眼被杀，陈桂龙投降后被流放。[5]

随后的黄华、许夫人之乱亦是如此。黄华其人族群身份不可考，但史载其当时率领的军队被称为畲军，《元史》记载许夫人为畲民妇。二人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一月起兵；[6]可是这场反元运动的最后结果却是黄华被元朝招安，而许夫人战死。[7]

由以上两个例证可以看出，元初时的闽粤赣地方的畲乱，乃至各种民变事件，与其说是由于文天祥等人反元斗争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不如说是文天祥这些人利用了社会动荡而进行反元斗争。元初赣闽粤交界地区的畲民起义已反映出民族矛盾还在走向激化。只是其时畲民并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严谨的组织集团。该地区的畲民起义当是由因畲民自身的利益受到侵害而引起的。

在这一点上，元人自身也有着清晰的认识，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五月崔彧上书言：

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拘刷水手与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变。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与民者，必以实，召募水手，当从其所欲，伺民气稍苏，我力粗备，三二年后，东征未晚也。[8]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王恽在任少中大夫、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时，“黜官吏贪污不法者，凡数十人；察系囚之冤滞者，决而遣之；戒戍兵无得寓民家，而创营屋以居之”[9]。同时，他还上奏朝廷云：

福建所辖郡县五十余，连山距海，实为边徼重地。而民情轻诡，由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讨，复柔践之甚，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也。今虽不能一一择任守令，而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尚缺，宜特选清望素著、简在帝心、文足以抚绥黎庶、武足以折冲外侮者，使镇静之，庶几治安可期矣。[10]

可见，元初赣闽粤的动荡，大体由于元朝地方官吏欺压当地民众所致。遗憾的是，崔彧、王恽等人的进言，未必受到当局的接受。前举崔彧的进言，元世祖不以为然，未以采纳。而在王恽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进言之后，次年五月钟明亮又反叛。彼时王恽再次进言：

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今剧贼猖獗，又酷于华，其可以寻常草窃视之？况其地有溪山之险，东击西走，出没难测，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选精兵，申明号令，专命重臣节制，以计讨之，使彼势穷力竭，庶可取也。[11]

由此推知，王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的进言，亦未对朝廷有重大作用。

世祖朝至成宗朝初期，元朝逐渐稳定了南方的形势，赣闽粤交界地区也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至元末顺帝时期，赣闽粤地区的畬民起义再次进入一个频繁时期。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正月，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反叛，“其党石昆山、钟大明率众从之，伪称大金国，改元赤符”。次年六月，漳州南胜县畲民李志甫亦率众反叛。本次李志甫之乱，以往学者大部分认为依然是由于地方官吏的过度盘剥所致。不过，笔者还认为，这次的畲乱也可能与地方民族成分复杂有关，而官吏盘剥则激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

元兵南下带来时局动荡，加之元朝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大量人口流失。而就在此时，一些外地豪强趁机进入漳州南胜县本地巧取豪夺，造成与本土民众特别是畲族土著民的冲突。

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言及漳州府南靖县[12]时曾言：

（南靖）畂多而壤沃，视他邑颇胜。第兵燹之后，民多流离，境内田畂归他邑豪右者，十之七八。土著之民，大都佃耕自活，其他豪右得田者，惮于立户当差，则又飞诡其田米。每米一斗，割租谷或数斗、或一石以与诡寄之家，使之代纳粮差，名为配米大租，遂有‘一田三主’之说。得租者不能常守，又或减米而卖其租，遂有‘虚悬’之号。讼端纷纷，多从此起。又卖田者见昔贱而今贵，则索买之增价，或一索，或再索，或屡索，其名曰‘洗业’。索而不遂，则告与借，告车估，缠讼不已。[13]

由此推断，元初由于频繁的畲民起义，加之元兵的进剿，使得当地畲人人口减少，前举王恽在至元二十七年（1289年）的进言中便已提到“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从中可以看出因为战乱而导致人口锐减，外来移民豪强趁机掠夺畲民土地，隐瞒田畂，将课税转嫁的情况时有发生。

除了外地豪强与本地土著的冲突之外，民族之间的差异也当是促成李志甫起义的另一个原因之一。

《民国长汀县志》记载：

汀东南百余里有猺子焉，结庐山谷，诛茅为瓦，编竹为篱，伐荻为户牖。临清溪栖茂树，阴翳蓊郁，窅然深曲。其男子不巾帽，短袗阔袖，椎髻跣足，黎面青睛，长身猿臂。声哑哑如鸟乡，人呼其名曰畲客。妇人不笄饰，结草珠若璎珞蒙髻上，明眸皓齿白晳，经霜日不改。析薪荷畚，履层崖如平地。以槃瓠为姓，三族自相匹，偶不与家人通，种山为业，夫妇偕作。生子附地浴泉间，不避风日。……获田以火土，草木黄落，山泽雨□灰□，田遂肥饶。播种布谷，不耘耔而获。精射猎，以药生弩矢，着禽兽立毙。供宾客悉山雉、野鹿、狐免、鼠蚓为敬。……俗信巫事鬼，淫祠祭赛，则刑牲庀具，戴树皮冠，歌觋者言。击镜吹角，跳舞达旦。送死棺椁无度，号泣无文，三日而藏。远族皆至，导饮极欢而去。其散处也，随山迁徙，去瘠就腴，无定居，故无酋长统攝。不输粮，不给官差。岁献山主租毕即了公事，故无吏胥追呼之扰。[14]

从引文中可以看到，赣闽粤交界地区的畲人与汉人之间无论是生活地域上，还是生活习俗上是有一定差异的。这些差异使得畲汉之间难免存在隔阂；而在元朝末年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便很容易引发冲突。

这样来看，李志甫起义与之前的历次畲民起义就有了一些差异。与此相应，元朝在这次的平叛中，除了王朝的正式军队发挥作用之外，地方豪强势力也成为重要力量。

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六月，守将撅思监与李志甫作战失利，元朝随后命江浙行省平章别不花总领浙闽、江西、广东军讨伐。同时，漳州本地及附近军民也“往往结寨自保”。如漳州龙溪人萧景茂“与兄佑集乡丁拒之，据观音山桥险，与贼战”[15]；长泰县天城寨居民“逼于贼”，龙溪县许存衷“倾募兵击贼亡算，遂解其围，天城之民不至污染而父子兄弟夫妇获相保以生”[16]；将乐县邑人吴文让“募义兵捕之，命子克忠始因地势高下筑土城为保障计”[17]。

同时也有不少人也因平定李志甫起义有功而受到元朝的封赏，如上述龙溪人许存衷因抵御李志甫有功而授巡检一职；漳州人陈君用因袭杀李志甫而被授同知漳州路总管一职；[18]漳州龙岩县尉黄佐才擒获李志甫余党郑子箕，加上黄家四十四口在这场动乱中全部殒难，遂被提拔为龙岩县尹。[19]在这些因平定李志甫之乱而获封赏的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罗良。

根据《万历漳州府志》记载，罗良字彦温，汀州长汀人。至元四年（1338年）李志甫反，罗良遂倾家募集乡民为义兵支援前来讨伐的江浙行省平章别不花，后因功受长汀尉。随后他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因在龙溪平定狱囚作乱，移镇漳州。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因军功升任漳州新翼万户；至正十九年，因平南胜畲寇李国祥和潮贼王猛虎，获升中奉大夫；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因平定陈世民之乱，而升资善大夫、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因平定陈国珍之乱而再次升资政大夫……最终进封光禄大夫兼管内劝农防御事，世袭漳州路总管、得柱国晋国公疏，封其三代。至此罗良的地位达到顶峰。[20]

罗良起于李志甫之乱，而后因镇守漳州有功累迁。可以说从他的事迹中我们可以管窥元末至正年间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动荡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在罗良平定的诸次叛乱中，亦有一些畲民起义。可见在当地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民族矛盾也逐渐凸显出来，这是造成元末赣闽粤交界地区时局动荡的原因之一。

从以上这些起于民间而在李志甫之乱中崭露头角的人物中我们会发现，和元初陈吊眼、黄华之乱相比，地方豪强的义兵无论是在防卫地方还是在平定反叛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像罗良、陈君用这些人，协助官军作战，乃至擒杀领导畬民起义的李志甫，从而走向仕途。从这些人的经历中我们能看到，相比于元初的畲民起义，元末的畬民起义表明当地社会矛盾相比于元初是大大激化了。也正是因为这种社会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才使得以刀耕火种为生的畲民愤而走上反抗之路。

三、李志甫起义的意义

李志甫起义从地域上看其影响仅仅局限于漳、汀二州及附近州县，在空间上看，似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从这场动乱中，可以看出随着元末时局的动荡，元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在减弱。李志甫之乱自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六月南胜县反，“守吏多望风遁去，将帅拥兵不进”[21]，元军集结漳州城下，合力进剿，但因“贼计巧诈，陷袭官军”，以至于“累月不下”。[22]这场变乱直到至元六年（1340年）五月，才在地方豪强义兵的助力下宣告结束。只是此后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反元活动却更加频繁，而元朝也再无力去扑灭这一系列的反元斗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志甫之乱及其以后的历次畲乱在客观上促进了地方的民族融合。根据学者研究，漳州地区的畲民是于南宋末年和元朝末年由外地迁入进来的，而这两个时期恰恰也是与赣闽粤交界地区的畲民起义频繁，在时间上接近或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