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上的史诗与艺术

摘 要：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是中国少有的红色文化景观。它的形成，有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宣传创新与人才因素等四个方面的原因。它具有丰富的文化与艺术价值，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石刻文化，还从内涵及形式上创新与发展，成为中国特有的红色石刻文化，是川陕革命根据地这片红土地上宝贵的政治、文化、经济资源。为了实现现存红色石刻资源的价值转化，特提出三点建议。

关键词：成因；分布与特点；文化艺术价值；现实意义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被誉为“露天的红色文化博物馆”，被中共党史专家称为“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文化景观”，与中央苏区、长征沿线等地遗留红色标语文物基本上是纸书相比较，“它有三个全国之最：红军石刻数量最多，红军石刻保存最完整，红军石刻字符面积最大”[1]。对此，人们自然会发出疑问：为什么川陕苏区会出现这种独特的红色石刻文化现象？故而要了解川陕根据地独特的红色石刻文化，就必须首先弄清它的历史成因。

第一，历史传统。川陕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利用石头造福人类的技能及刻石为志的传统，用石头盖房造屋修武、筑桥铺路、造墓立碑、建阁立塔，留下了许多石刻文化艺术瑰宝，最有名就是巴中南龛摩崖造像与广元皇泽寺。与纸质类印刷品比较，石刻文物相对保存久远。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石刻，离不开中国悠久的石刻文化；与之相应，它也丰富了中国的石刻文化。

第二，自然地理因素。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域位于大巴山一带，这里高山耸立，沟壑纵横，广布的砂岩、页岩地貌是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正如水与空气一样，天然的石头是大自然对这里人们的馈赠。当地制石业的发展，也使石匠工艺人员较多。长期以来，川东北地处偏僻，交通落后，经济落后，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山区。尤其在战争年代，纸张笔墨等物质极度匮乏，石刻标语自是简单易行。而砂页岩石易雕刻，与其他书写相比，坚固易存，不易被破坏，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重视宣传创新。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革命宣传工作是群众的宣传工作，红军打到哪里，党政军各部门的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2]。为了发动群众，根据地宣传工作者利用山区石头多石匠多的优势，因地制宜，创新战时宣传方式，在石头上刻制革命标语，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为加强宣传动员，其时川陕革命根据地军政各级组织了专业的宣传队，队中配有专业的錾字队，常年在岩上路边、室内户外的各种石材上镌刻革命标语、文献布告。

第四，人才优势。除了当地有从事制石的工匠人员的群众基础外，红四方面军中有不少接受过良好教育，有较高书法艺术修养的将领与战士，如刘瑞龙、魏传统、朱光、张琴秋、陈昌浩等人亲手起草过许多宣传材料，书写过不少标语、文献、对联等。他们善于联系实际，创造性语言多，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3]

二、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的历史分布与特点

据档案文献记载，1933年至1935年，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及各军、师政治部等在苏区共制作了15000多件石刻，20世纪70年代约有4000余件存在，至今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范围内保存完好的红军石刻标语、文献、对联、布告仍有2200余幅。[4]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的一项伟大创举，规模宏大，形式多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与历史性。其特点可用三个字来概括：

一是广，体现在区域分布广与内容覆盖面广。红色石刻广泛分布于整个川陕革命根据地全区域，包括川东北、陕南26个县区，遍布于大巴山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其于悬崖峭壁、关隘渡口、村道院落、祠堂庙宇的石岩、石坡、石柱、石碑、石栏、石街、石舫、石墓等石物上皆刻有，是名副其实的“石头记”，是刻在石头上的史书。它内容广泛，反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主张，红军的性质、任务、中心工作，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各方面的情况。

二是实，语言朴实，简洁实用，符合群众实际。尤其是石刻标语通俗易懂，容易打动群众，具有重要的鼓动性和号召力。“共产党是工农穷人的政党”——这是苍溪现存的石刻标语，用一句十分通俗的话，把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简明地告知广大穷苦工人和农民，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三是久，红色石刻能保存永久，历史内涵与意义久远。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全在石头上錾刻，使之能够永久保存，这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个伟大创举。通江的两幅巨型标语“赤化全川”“平分土地”，刻在半山的云崖上，饱经风雨，至今仍在数里外清晰可见。刻在通江毛浴镇的“十六字”训词，被称为“红军精神”的概括。它在战争年代激励红军战士英勇奋战，今天仍鼓舞着老区人民前仆后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三、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的文化艺术价值

川陕革命根据地石刻历史内涵丰富，涵盖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它的全部内容可以说是一部川陕苏区的革命斗争史，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革命史诗，“是革命进程中的记事碑”，“是一部浓缩了的、独一无二的、极其厚重的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奋斗足迹的石刻史书”[5]。这些红色石刻为今天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记忆，可视为活的历史档案，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石刻，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石刻文化，还从内涵及艺术上创新与发展了它，形成了独特的红色石刻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

（一）文化价值

石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瑰宝之一，传统石刻分为宗教石刻、器物石刻、艺术石刻等。川东北山区岩石遍布，资源丰富，民间制石工匠艺人众多，石刻文化源远流长。巴中被称为“中国石刻艺术之乡”[6]，有佛教石窟艺术的宝库南龛摩崖造像、平昌佛头寨石刻佛象等宗教石刻，处处可见石雕石刻。而川陕革命根据地留下的众多红色石刻，其文化价值首先是传承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它包含的文化创意、审美观念，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川陕老区人民勤劳勇敢、朴实敦厚的品格正是民族精神之所在。红色石刻风貌较为完美地体现了这些品质。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既是中国石刻文化的传承，但又有别于传统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因其创造主体全部是红军指战员和当地农民、手工业者。这就与传统的官僚士绅、宗师高僧们涉足的艺苑区分开来，在精神内涵与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创新与发展。1934年11月1日至9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了党政工作会议，制定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训词，并刻在当地城墙上（如上图）。这16字训词，体现了红军艰苦卓绝的意志与大无畏气概，体现了红军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正是如此，红色石刻当时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开辟了军事斗争的第二战场，成为战胜敌人的“文化武器”，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文化奇观。

（二）艺术价值

石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独有的艺术形式，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既传承了传统的石刻艺术，又在内容与形式上有很大的创新与发展。

一是石刻形式上的传承与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形式可分为石刻文献、石刻对联、石刻标语三大类。对联与文献是传统石刻艺术传承，而石刻标语则是石刻艺术的创新。对联更讲究对仗与立意。“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如左下图）这幅对联，有“红军第一联”之称，对仗工整，寓意深刻，又通俗易懂，内容与形式上都把握得很好，因而为群众喜闻乐见。这些石刻对联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巴中、达州、广元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石刻标语形制各异，其布局变化，文字长短，不拘一格，室内户外、岩上院墙、古碑石坊，凡可以刻上标语的地方几乎都可以见到。万源保卫战战史陈列馆收藏的一口石水缸，系万源新店乡一酿酒作坊所用，可容40担水，水缸外壁有幅石刻标语：“工农弟兄们，你们不要被发财人欺骗，只有坚决与发财人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红33军政治部”[7]。

二是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扬。川陕红色石刻文献，继承了传统的楷书形式。现保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的四件石刻文献，都刻写在方正平整的石板上，正楷字体，端庄遒劲。苍溪县龙山禹王宫大门石坊，保存有一幅红军石刻对联：“打倒帝国主义，铲除万恶刘匪”，横批“军民合作”，皆是隶书，笔画大幅度夸张延伸，收笔圆转。“该石刻线体艺术娴熟，给人以飘逸悠扬、临空欲飞的形态美”[8]。石刻标语为方便易认，以楷书为多，但也不乏篆、隶、行书。它们形式多样，横排竖列，亦大亦小，或长或短，章法灵活，既有汉魏之美，又兼晋唐之妙，风格各异，流派众多，可谓“石刻书法艺术的百花园”。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最大的创新，是把石刻书法与绘画有机结合，书中有画，画中有书。其代表性的石刻，是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书写的王坪烈士纪念碑，正面碑文横书“万世光荣”，右书“为工农而牺牲”，左书“是革命的先驱”，字体颜、赵风格兼有。碑身两侧有步枪、盒子枪组成的浮雕图案，碑座上面刻有斧头、镰刀、五星和葵花浮雕，书画相衬，庄严肃穆，寓意深刻。通江县芝苞乡的“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石刻，笔画由喜鹊、猪、鱼、鼠、人物、梅花、斧头、红缨枪、红旗等图案组成，可谓别具匠心。

三是语言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言简意赅，雅俗共赏，乡土气息浓厚，将中国博大精深的语言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红色石刻的主要目的是宣传动员广大穷苦工农群众。他们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要尊重群众实际，符合当地语言习俗，石刻语言就必须简洁明了，生动形象。“平分土地”“赤化全川”“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打倒刘湘”等石刻标语显然通俗易懂，便于广大群众理解接受。有的石刻标语干脆直接使用四川当地方言，如通江观音河“打倒刘湘龟儿子”“反对打骂干女子！”（按：“干女子”指“童养媳”。这条标语在广元、万源等很多地方都有。）它们使用口语，贴近群众，铿锵有力，鼓动力强，老百姓易懂易传，容易产生感情共鸣。

许多农户家中或碑亭有贴楹联的传统，苏区宣传工作者除旧布新，制作了不少楹联石刻。如“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肃清地方武装，保卫工农利益”“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工农生活”等楹联石刻标语含意深刻，对仗工整，雅俗共赏，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

有人对石刻标语的语言结构进行研究，认为其“句式简单，表达直白，妙用修辞，语气亲切，视觉直观醒目，通俗易懂，易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9]。用通俗的石刻标语进行革命宣传，“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土化的极好范例”[10]。

四、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的现实意义及利用开发

由于战争环境及自然与人为等因素，川陕革命根据地留下的原始文献档案极少（现已征集到的报刊有95期，约占当时报刊的15％）。而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石刻在高峰时期多达上万件，现仍遗存2200余件，主要集中在四川巴中、广元、达州与陕西汉中等地。巴中市各县区现存的红色石刻文物居其他市州之首，保存也最完整，至今尚存1000余幅，其中通江现存红色石刻标语共168处418幅（收藏入馆保护215幅）。达州市境内尚有650余幅，其中万源存381幅，宣汉约120幅。广元苍溪县红军石刻也较多，野外尚存百余件。陕西汉中有400余幅，仅南郑就有53幅。[11]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石刻，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是这片红土地上最宝贵的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意义：红色石刻创新了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记录了红四方面军和老区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和崇高精神，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鲜活教材。红色石刻是党和红军宣传工作的伟大创举，是老区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宣传老区的活“广告”，有助于提升老区的影响力。

（二）文化意义：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石刻是老区人民宝贵的文化资源。它不仅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石刻文化，发展了巴文化，还从内涵及艺术上创新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红色石刻文化，成为中国红色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通江石刻“16字训词”为核心的川陕苏区精神，丰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必将进一步激励川陕老区广大人民群众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多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