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与四川

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东晋大臣、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历任秘书郎、江州刺史、会稽太守，累迁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他撰写的《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其兼善隶、草、楷、行书法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在书法史上，与钟繇并称“钟王”，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二王”。他是中国最知名的书法家之一，是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文化符号。

根据各种史料文献，我们知道王羲之一生中从未来过蜀地，那么，他与四川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王羲之写有一部流传后世的丛帖《十七帖》。《十七帖》是因为卷首《郗司马帖》开篇即是“十七”（“十七日先书”）而得名。丛帖其实是29件书信尺牍，其中《成都帖》等15件信札与四川有关。这15件信札是王羲之写给当时益州刺史周抚的。在王羲之所处的由西晋皇族司马睿南迁后建立起来的东晋（公元317—420年）年代，益州的州治所一度设于蜀郡成都，即今天的成都。在与王羲之通信来往期间，周抚是巴蜀地区（当然不限于今川渝地区，还包括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最高长官。

周抚（？—365），字道和，汝南安城（今河南汝南县）人，晋中兴名将周访之子。周访死后，周抚承袭世职，曾随大司马桓温征讨蜀郡，平定叛乱，后担任益州刺史，镇守巴蜀30年（其中驻守成都达18年之久）。东晋时期，益州（今成都）领10郡，州治所在成都县（今成都市区，一度也曾设于今重庆奉节）。据《东西晋演义》载，周抚镇蜀期间“甚有威惠，民咸德之”。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六月，周抚去世，晋廷任命周抚之子周楚为益州刺史。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认为无人能与之抗衡，遂起兵反叛，图谋割据巴蜀，被桓温派大军击败。

王羲之出身于名门望族的琅琊王氏。琅琊王氏在东晋时代是一面显赫的旗帜，与陈郡谢氏（谢安为代表）并称“王谢”。“旧时王谢堂前燕”指的就是王、谢两家。在周抚任职益州刺史之前，曾多次得到琅琊王氏的帮助。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开国功臣、王羲之的伯父王敦叛乱晋室（史称王敦之乱），周抚是其核心部下。太宁二年（公元324年）王敦失败，周抚等逃入西阳蛮中，由于依靠与琅琊王氏的特殊关系而免罪。太宁三年朝廷大赦。咸和初（公元326年），周抚又得到王羲之另一位伯父、东晋第一任宰相王导的启用，得以重返官场，最终成为镇守益州的封疆大吏。

大概正是这段与琅琊王氏频繁接触时间，周抚与王羲之建立了足够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并未因周抚入蜀而中断，而是变成王羲之15件信札的问候与牵挂。

王羲之写给周抚的15件信札（辑录于《十七帖》），71行，共597字。据陈友山研究，它们分别是：《成都帖》《讲堂帖》《严君平帖》《谯周帖》《盐井帖》《邛竹杖帖》《天鼠膏帖》《旃罽帖》《药草帖》《青李帖》《胡桃帖》《清晏帖》《七十帖》《蜀都帖》和《儿女帖》等共15帖。[1]这15件信札中有一部分涉及当时四川特产，如邛竹杖、天鼠膏等。由于这一部分目前缺乏系统研究，研究成果甚少，故不在本文中讨论。本文内容仅涉及三个部分：王羲之与四川名人、王羲之与四川风物、王羲之对益州的向往。

《十七帖》是书圣王羲之传世草书作品的代表作，用笔自由奔放，潇洒不羁，被历代书家奉为书法史上草书经典，被誉为“书中龙”（宋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黄伯思语），历来奉为草书圭臬。唐太宗、唐代书论家张彦远、宋代哲学家朱熹等，都曾对其作出高度评价。[2]

一、四川历史名人

据统计，《十七帖》中提到的四川历史名人均出现于《严君平帖》《谯周帖》两帖之中，他们分别是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扬雄）、谯周、谯秀等五人。[3]那么，这五个蜀中名人有什么特殊之处，会引起千里之外的王羲之的如此关注呢？

（一）《严君平帖》

王羲之《严君平帖》，草书，纸本，12行，14字。原文如下：“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皆有后否？”此帖意思一目了然，王羲之向周抚打听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扬雄）等三位是不是都有后人。

1.严君平

严君平（公元前87—公元6或7），汉代著名的思想家，西汉蜀郡（成都）人，名遵。他曾隐居于今四川省蓬溪县金鱼山，卖卜于郫县、成都、彭州、邛崃、广汉、绵竹等地，50岁后归隐而著述、授徒于郫县平乐山，95岁去世后埋葬于平乐山。他诵读老、庄思想，并以之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根据。隐居于市，荣辱不惊，正是严君平受人敬仰之所在，也是王羲之所欲效法的。史称“著《指归》，为道书之宗。扬雄少师之，称其德……”（《华阳国志》卷十《先贤志》）。严君平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尤其合于王羲之晚年的心境，这可能是王羲之将严君平排在第一位的主要原因。严君平著有《老子指归》《道德指归论》等，是西汉大隐士，扬雄的启蒙老师和中华哲学家、蜀学奠基人。

今成都邛崃、彭州、郫都等地都辟有严君平故里。成都人民公园旁的君平街即是为纪念严君平而命名的街道。

2.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生于西汉巴郡安汉县（今四川蓬安），成长于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汉代著名文学家。他初入梁孝王刘武幕府，于梁孝王死后回蜀。其间与才女卓文君私奔，留下千古美谈。汉武帝后来看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为赞赏，召其入宫。司马相如由此成为宫廷辞赋家。他曾通使邛、笮有功，晚年退居于茂陵（今陕西兴平境）。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家，其赋大都描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铺张扬厉，极富文采，是汉、魏以后文人赋体的模仿对象。他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因其文学影响，被认为是与司马迁齐名的重要作家。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言：“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司马相如是第二批十大四川历史名人之一。四川蓬安县建有司马相如故里。今天成都的琴台路、邛崃的文君井等都与司马相如有关。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是中国情爱经典之一。

3.扬雄

扬雄，字子云（前53—公元18），汉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汉代蜀郡郫县（今成都郫都区）人，一说蜀人或绵竹人或邛崃人。扬雄少好学，长于辞赋，其大赋多仿效司马相如。扬雄博通群籍，多识古文奇字，为一代小学宗师，著述极丰，“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苍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汉书·扬雄传》）他载于《法言》的《学行》一篇（《法言》共13篇）约1500字，是比战国时期成书的《学记》（其流行于东汉以后）流行得更早的中国教育理论著作;又有《方言》《法言》《太玄》《蜀王本纪》等传世，其中仅1333字的《蜀王本纪》是最早记载古代巴蜀历史的史书。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扬雄是历代京都大赋之祖，是迄今为止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四川思想家，被后人尊称为西道孔子、汉代孔子，是汉代儒家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扬雄与李冰、武则天、李白一样，是第一批十大四川历史名人之一。今四川有其纪念地郫县（成都郫都区）扬雄墓、绵阳西山子云亭、乐山犍为子云山等。

扬雄是否有后人，历来受人关注，笔者曾经撰有一文《扬无咎是扬雄的后代吗？》，认为他是有后人的。[4]

（二）《谯周帖》

《谯周帖》，草书，纸本，13行，27字。原文如下：“云谯周有孙□，高尚不出，今为所在？其人有副此志？令人依依，足下具示。”文中“孙”与“高”字之间有一字残损，以符号□表示。据专家论证，此残损字很可能是“名秀”二字。此帖翻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听说谯周有个孙子叫谯秀，他志行高洁，隐居不仕，不知他现在何处？是否真如人们盛称的那样远离世事，啸傲山林？真是令人向往之，详情望告之。

1.谯周

谯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今四川西充槐树镇）人，蜀汉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被称为“蜀中孔子”，《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老师。《三国志》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在史学界有极高地位。炎兴元年（公元263年），魏国三路伐蜀，谯周因劝蜀主刘禅投降，被封为阳城亭侯。谯周高瞻远瞩，在关键时刻劝后主刘禅出降有“全国之功”。炎兴元年蜀汉灭亡之时，蜀汉境内编户之民总共不过百万左右，而所养的军队却有十万以上，如此沉重的负担让蜀汉的百姓难以忍受。谯周的劝降既避免了战争与流血，又有助于国家的统一。与同时代的陈寿、常璩一样，谯周是成就很大的历史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天文学（世人公认的巴蜀文化“天数在蜀”对中国天文学有重大影响）等方面均有贡献。他著述颇丰，其所著《蜀本纪》《三巴记》等，记述了巴蜀地区的史地掌故，对后来四川地方史志的修纂有极大影响。

如今，在四川南充西山万卷楼景区内，建有谯公祠和谯周墓。谯公祠是南充名胜之地。这是四川人应该特别记住的三国时期的蜀汉名臣。

2.谯秀

谯秀是蜀中名儒谯周之孙，字元彦。西晋末，知世将大乱，他预绝人事，内外宗亲概不相见;成汉开国皇帝李雄据蜀，束帛安车征召，甚至李雄亲自来请，皆不应。这在历史上是著名的“皇帝微服访谯秀”的故事。他经常戴着鹿皮帽子，隐逸耕种于山林之间。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字子元，东晋诗人和散文家）于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率师平定在蜀的李雄，居留成都三十日。桓温知道谯秀有济世安民的才能，又很有声望，便向穆帝递了一篇《荐谯秀表》，请求征召谯秀来朝做官。朝廷遣使四时慰问他，故有“桓温上表征贤良”之历史故事。范贲、萧敬相继作乱时。他避难宕渠（治今四川渠县东北），乡里从者百数。其卒年九十余。

谯秀在后世享有盛名。李商隐曾作《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梓潼不见马相如，更欲南行问酒垆。行到巴西觅谯秀，巴西唯是有寒芜。”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

益州刺史周抚回复王羲之的回信早已不存，人们无法知晓他是怎么回复王羲之的。然而，人们从王羲之《严君平帖》《谯周帖》两帖已经知道，严君平之高蹈，司马相如之文采风流，扬子云之大隐于市，谯周之学问人品，谯秀之隐逸高洁，在当时（东晋）就已经闻名于神州，并为后世之楷模;否则，作为东晋名人的王羲之不可能专门给周抚写信，问及他们或他们后人的情况。

在以上两帖中，王羲之书写的“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扬雄）“谯周”，均是史上第一次由名家书写其人而流传至今的墨宝真迹。

二、四川风物古迹

据统计，王羲之《十七帖》涉及四川风物古迹者出现于《成都城池帖》《讲堂帖》《盐井帖》三帖之中。[5]这些四川风物古迹分别是秦代的成都城池、蜀中的汉代学堂、汉代壁画以及战国末期的四川盐井等。那么，这几处蜀地的旧迹风物在1600多年前曾有什么特殊之处，以至引起“万里之外”的书圣王羲之如此关注，专门写信请周抚回复呢？

（一）《成都城池帖》

《成都城池帖》，草书，纸本，5行，48字。原文如下：“往在都，见诸葛颙，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为尔不？信具示，为欲广异闻。”大意是，以前在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时，见到诸葛亮哥哥诸葛瑾的重孙诸葛颙（一说显，草书“颙”“显”互通），曾问起蜀中的事情。他说成都的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代司马错修建的，令人浮想联翩，是否是真的？请具体告知，以增加见闻。

此处的成都城池指的是秦代成都城池，涉及巴蜀历史上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即秦灭巴蜀。

王羲之信中所谈到的司马错是战国中后期秦国名将。他是主张伐蜀的秦国大臣，“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民，不伤众而彼服焉”（《史记·张仪列传》）。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令秦国大将司马错、张仪从石牛道（后称金牛道）入蜀，冬十月灭蜀，接着灭巴，为秦国统一中国开辟疆土。秦灭蜀后，为了巩固其在蜀的统治，从关中等地大量移民入蜀。由于人多城少，5年后，即公元前311年，在成都原北少城的南面新筑秦城，在成都西面加筑郫邑城，南面加筑临邛城。郫邑城在杜宇建都的“杜鹃城”，在今郫都区城北;临邛城在今邛崃市偏西北。这样，两城与成都同在纵横200里间，构成品字形，有鼎足之势，互为犄角，以利防守。成都城池的营建工程经历了岁月的考验，直到600多年后的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消灭蜀地的成汉政权后，桓温属下的部将还说能看到司马错修建的城墙，可见当年修建的城墙非常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