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记录中的民间宗教：段正元与三位民国军政人物交往钩沉

摘   要：从熊斌、何键、蒋介石与民国学者段正元及其创办的民间宗教组织“道德学社”的交往看，维系他们的不仅仅是个人信仰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以此来结成一张关系网，以达到扩充势力的目的。

关键词：段正元;民间宗教;熊斌;何键;蒋介石

一、段正元及其道德学社介绍

段正元（1864—1940），俗名德新，道号正元，四川内江威远县望集乡堰沟坝（现镇西镇红林村）人，著有《师道全书》60卷。世人谓之“段夫子”或“段道人”，其弟子奉之为“师尊”，中国人民大学当代学者韩星则将其誉之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以及“中国近代史上的民间大儒”。1912年，段正元与弟子杨三生（本名杨献庭）[1]在成都办人伦道德研究会，讲四书五经，发儒学真义。1916年，王士珍（前北洋政府总理，时任陆军参谋总长）在北京发起具有民间宗教性质的“道德学社”[2]，并任社长，聘段正元为社师（实际负责人）。当时吸收了一批留日（包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及北平陆军大学毕业生，其中有段的两位重要弟子雷寿荣[3]（即雷保康）和陈景南（又名陈尧初、陈全三）[4]。据路石（段正元之女段平）的《段正元传》所述，北洋时期的王士珍、吴佩孚、萧耀南、卢永祥与段结交，南京政府时期的军政要人何键、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秦德纯、陈铭阁、邱炜等或与之来往，或拜入门下。二十余年间，段正元率其弟子周游各省，奔走于军政要人和各地道德学社，“阐扬孔学大道，倡导人道贞义，希望实现天下为家、各国平等、人人自由的真正世界大同”。

对民国军政要人加入民间宗教组织的原因，学界持两种观点：一是利用秘密教门宣扬的儒家“三纲五常”和“忠君孝亲”思想，以及佛家末世劫难观，来巩固地位、扩展势力;二是在中西思想激烈碰撞之下，旧时代的军政要人们需要一种精神诉求。[5]但是具体到段正元与诸多军政人物的交往细节，一是学界还未做详细梳理，二是相关记述大多来自段正元及其弟子的单方面记载或转述，段正元作为“民间学者”难以进入军政要人的正史（官方传记、年谱等）。历史细节还需要多方私人记录来佐证。

因此，笔者就有必要去确认那些交往的真实性，包括在信仰层面他们是如何结交、信仰程度如何，拜师或会面背后的种种缘由和影响又是什么？目前笔者所发现涉及段正元的私人记录（含日记和回忆录）或未完全解密，或内部出版，或淹没于历史文献之中，计有：登载于台湾《传记文学》的熊斌《六十年回忆》和《塘沽协定经过》，《何键王东原日记》中的《何键日记》部分，以及藏于斯坦福大学胡佛中心的《蒋介石日记》。这些私人记录中或许就有我们想知道的答案。

二、段正元与三位民国军政要人的交往钩沉

（一）段正元与熊斌：师徒之情

熊斌（1894—1964），字哲民，湖北大悟人，1916年毕业于北平陆军大学第4期，旋即入道德学社。1925年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熊斌负责接待和汇报。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熊负责协调整编各方军阀势力，受蒋介石器重，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1934年，熊斌北上协助何应钦处理中日华北危机，为《塘沽协定》中方签字人;1937年为台儿庄战役作战计划的执笔人，1938年任军令部次长，1941年任陕西省主席，1945年任北平市市长，颇有官声。1949年之后，熊斌去台湾。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其家属颁发抗战胜利纪念勋章，以此纪念熊斌将军在抗日战争中立下的功劳。

目前，有关熊斌和段正元及其道德学社的资料，一是在路石的《段正元传》，记载熊斌为创社的编辑书记，无过多具体事迹。[6]笔者查阅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其中登载了国民政府军政诸多要人回忆资料），内有1994年第64卷第1期熊斌《六十年回忆》一文，回忆了他在道德学社的活动：

丙辰（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冬，修业期满回部，供职颇清闲，经友人介绍入道德学社听讲。该社以缔造大同为目的，倡三教同源、万教归儒，阐扬孔孟学说，提倡躬行实践。旋入社为社员，社长为参谋总长王士珍，社师为段正元师等，同事参加者数十人，以余长记录、任书记。民十一年以前师等讲义大部分皆余手编，因于身心性命之学略窥门径，做人做事之道得其指归，以后办教育、参戎幕、治军从政俯仰无愧者，实受益于斯。丁巳（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春，……只身留京，道德学社。值张勋复辟之役，人咸惧大祸之将临，独段师等预言，不过昙花一现。……壬戌（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春，随侍段师尊应鄂督萧耀南礼聘到武昌讲道，旋经南京道德分社小住，转杭创立杭州道德学社分社。[7]

1916年到1922年，熊斌常伴段正元左右，随后辗转武昌、南京和杭州讲道，并整理誊写大部分讲义。这一当事人的私人记录也证实了《段正元传》中所说——段氏《万教丹经》为熊斌“一气呵成，迅速编辑成书”[8]。另一方面，熊斌经友人介绍入道德学社，其背后也映射出道德学社创立之初，在时任陆军总长王士珍影响下，当时部分陆军大学学员如秦德纯、王鹏飞、江中如、顾祝同或拜入门下或与之来往;甚至到了南京政府时期，这种影响通过校友同窗的关系进一步扩展到保定军校早期毕业的陈铭阁、何键，乃至于蒋介石。

直到1930年，《道德学志》刊物上再次出现书记员熊斌，他与段正元、杨三生或雷寿荣共同署名了7篇讲稿文章。1933年春到1934年春，日本在华北不断挑起武装冲突，日军兵临城下，战争一触即发。熊斌时任参谋本部中将总务厅和第二厅厅长，奉命协助何应钦周旋于中日军政双方，以谈判迟滞日军扩张，而后蒋介石亲自致电令其签订《塘沽协定》[9]。在熊斌对这段危机处理的回忆资料《塘沽协定经过》[10]中，段正元再次出现：

当即回城，略事安排。幸已先期送先父母及眷属往太原，城中仅仆役留守。四时许，至道德学社，将行止禀告师尊段正元夫子，承示：“日军气已停止，不会攻平，不必走。”当对：“军事既经决定，我个人不得独留。”师曰：“必要走，也无妨，一、二日后，仍将转来。”十时许，私事料理完毕，到居仁堂。入，则见何上将，及张岳军（群），俞樵峰（飞鹏），黄季宽在座。[11]

正是通过这种带有私人记录性质的回忆录，我们才知道熊斌前后相伴段正元总共近8年（包括1933—1934年）。熊斌先后见证了段氏两次成功“预测”时局（张勋复辟失败、日军暂不会发动全面战争），并对其“身心性命之学”服膺之致。熊斌在《六十年回忆》中仍不忘初衷：“愿以余年宏扬孔孟学说，提倡实行五伦八德，……协助政府重建社会秩序，促进世界大同，使人类永享和平、自由、幸福，则此生为不虚矣！”[12]熊斌终其一生，历经军国要务无数，晚年几则回忆资料却将早年入道德学社之缘起、细节活动、生死之际的师徒对话，事无巨细，一一录入其中。段正元对其影响可见一斑，师徒之情溢于言表。以此私人记录为证，两人交往并非出于社交敷衍，更非互相利用，互相攀附，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势力，而是因为熊斌与段氏之间的深厚师徒情谊，以及服膺段氏学说。

（二）民国读经运动中的《何键日记》与段正元对何键的影响

何键（1887—1956），国民革命军二级陆军上将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湖南省政府主席（1929—1937年）。在谈段正元与何键关系之前，需要先了解民国时期的“读经运动”——激进派和保守派争论学生是否应该研读四书五经。这场争论集中体现在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编辑的《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一书中。当时该杂志征集了钱基博、蔡元培、蒋复璁、陶希圣、柳亚子等72位全国著名学者的意见，其中就有何键的《何键先生的意见》[13]。何键也是唯一亲自撰文参与、支持中小学生读经的地方实力派军阀，而绝大部分学者反对小学生读经。

1949年后，据何键早年部属刘岳厚[14]的“揭发”：反动文人胡适来长沙“讲学”一次，何键送了五千元;段道人（段正元）来湘，前后送了三万。[15]1933年何键、王一亭和段正元等联合发起“阐扬孔子大同真义，祈祷世界和平大会”，并由何通电全国，各方军政要人纷纷响应。1934年何键还支持段正元弟子张树璜[16]成立了湖南国学馆（后更名为湖南国学专修学校），并以《国光杂志》为舆论阵地，主张读经尊孔，“欲研取中国固有的文化之精神，使明行于内，辉照于外，以定国是而挽世运”。何曾两次前往学校演讲《要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国学》《研究国学之方法与应具之眼光》，张树璜也发表过《国学今后之趋势》[17]。三篇文章皆主张读经，其中“通经致用”“大同”或“师弟”的概念或阐述皆来自段正元的学说。据何键亲信部属曹伯闻[18]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期间，大肆宣扬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经常亲自到机关、学校、部队讲演，并通令部队和行政机关在墙上和公文纸上一律写上、印上八德字样，以广宣传。其思想来源就是段道人。何键到处宣扬八德的讲演稿多半出自段正元徒弟张树璜和杨三生之手。而杨三生几乎成了何键每次南京之行的私人秘书。[19]

此类读经国学为当时激进派学者所不齿。当时另一位文化名人曹聚仁（也是道德学社重要成员王鹏飞的女婿）[20]在其文章《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里抨击各种假国学，视道德学社为“神秘宗教”，斥责段正元“贪财如命，不知人间有廉耻事”。[21]1937年，何键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明令读经议案”，以此恢复固有道德——学生应从小学开始读经，评议人胡适持否定态度，更招致陈公博等人的批评。[22]可见，读经争论背后，总有段正元及其道德学社的影子。尽管何键同当时诸多军阀（包括陈济棠、宋哲元等）一样推崇中国儒释道整个文化及其实践，但为何独独何键跨界进入了“文化学术界”的这场争论呢？

据路石的《段正元传》记载：何键于1930年秋邀请段去湘，愿拜门学道救国，解决内乱。何于1934年回访北平致谢，以轿车相赠。杨学东在《何键传》中描述两人密切联系，但讹误较多，[23]对几则史料梳理不清。两者实质性联系的记述并不多。

然而，笔者就目前发现的材料《何键王东原日记》（内部出版，发行数量及范围有限），再结合何键的文化背景及其文化教育主张，发现段正元及其杨三生等弟子对何键的个人精神生活以及传统文化教育主张的影响之深，远非段正元本人当时所能预料。1930年秋，段离开长沙，1931年3月1日何键开始写日记。首篇便提及“接杨学长三生函，嘱以及时研学修己安人，当复电谢，并请来湘指教”[24]。据其日记，整个4月至5月初，几乎每日杨三生都为何键讲授段正元学说，甚至一日两次，其中曾谈及“中、贞”“三十法界及五不还天界”“忠信、忠恕、中和、中庸”“下天九法界、中天十法界、上天十法界又一法界”“十手十目”“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及君子有三畏”“五数”“太上之道”“异语之言、法语之言”“礼运大同及舜之复学”。[25]其间，段正元弟子江中如、雷保康、汪秉乾、张树璜也在长沙反复逗留，交流切磋。何键甚至在去南京开会途中，并在这一私人记录中不厌其烦地记录自己研习的过程和心得，例如关于《永生法语》《大成礼拜》《圣道发凡·原教天地论略》《万教丹经》的心得;尤其对《大同贞谛》和《中道贞经》，仅仅一月之内，日记明确记载的次数前者9次[26]，后者达14次[27]。1931年8月2日，何写信“呈师尊段正元，告以演讲四爱、八德以正人心，并本大同之旨以求世界和平，绝不为一时之厉害，一己之利害所计较”[28]。据杨三生后人所记，1937年杨三生、杨守一父子依靠何键的谢仪修建了北京著名的长安大戏院。[29]由此可见段、杨师徒二人与何键之关系确很紧密。

除此之外，何键对段氏“八德”“忠”“弟道”等概念的阐释和宣传，身体力行。《何键日记》记录了在省府纪念周中多次演讲《〈大学〉与四爱》《三民主义之精神与八德》《孝之动机及其标准》《弟道与人生及世道之关系》《忠是完成人格之要素》《信之人已两义》《礼之起源及其效用》《义的几个要义及标准》《八德只是一德》等。[30]这些文章大部分收录于何键《八德衍义》[31]之中。何键失势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依然对段正元的某些言论极为信服。[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