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里的《白氏文集》

一唐诗是中国文学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文学史的标高之一。“李（白）、杜（甫）、白（居易）”是这一顶峰上的三颗璀灿的明珠。但在李杜高标为“大树”的共识之外，古今论者对白居易能否与李杜并举则存有疑义，如宋苏轼批评“元轻白俗”，如明王世贞、清王夫之、王士祯就不喜欢白居易。不过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经过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学的洗礼，“李、杜、白”排名似已成定论。

在“李、杜、白”中殿后的白居易（772—846），其晚年可谓官运亨通，尤与他的两位前辈李杜相较，更是天上地下。白居易六十三岁授三品的太子宾客分司、六十六岁再升一级授二品太子少傅分司。诗人为此写了《自宾客迁太子少傅分司》《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等诗以志。李白六十二岁、杜甫五十九岁便归道山。在此之前，李、杜的晚景都十分地悲凉。李白因永王李璘相邀站错队、流放夜郎后悄无声息地病逝。杜甫则在金主严武去世后出走成都，流浪川东，在湘西莫名其妙地死于一条小船上。白居易晚岁的风光，有唐一代，几无人可比。就诗的数量，李、杜也望尘莫及。白居易是《全唐诗》（近五万首）里录诗最多（没有之一）的诗人，共录2848首，比李（996首）杜（1451首）两人的总和还多，而且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两位朋友元稹（576首）刘禹锡（785首）诗总和的两倍。

就本文话题而言，唐诗传入日本，白诗是最早之一，影响最大（没有之一）。《白氏文集》传入日本后，无论李、杜还是元（稹）、刘（禹锡）都没有白氏的影响大。从某种角度看，《白氏文集》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文学;甚至还可以说，白氏影响了日本文化。

二日本的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大约与中国的中唐与南宋中期平行。按照当代日本史学家、曾任日本史学学会会长的坂本太郎（1901—1987）对日本史的分期，平安时代是日本的“古代后期”。此时的中国，按陈寅恪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是“中古中后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高度繁荣，但有两节点尤为重要，无论是中唐还是南宋，共同经历了两个王朝由盛转衰的事件：安史之乱，唐从此再无之前的大唐气象;靖康之耻，赵家天子移京临安（今杭州），北宋成了南宋。而此时的日本却从古代向中世转型。在文化上，中国历唐宋最繁荣最开放的文化后，走向南宋以降以程朱理学为表征的内向性文化。而平安时代则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节。这一时期，日本文化逐步摆脱唐文化的深度影响，加快了日本文化的自主步伐。这一时期日本文化的变易，日本近代史学家多有研究与阐述，其中近现代史学大师内藤湖南（1866—1934）在《平安时代的汉文学》（1920年）、《日本文化的独立》（1922年）等文里，集中讨论了日本文化如何从唐文化走向独立的话题。

日本文化自主独立之前，日本的文化几乎可以说是汉文学的一统天下。内藤湖南在《平安时代的汉文学》一开始便指出：“平安时代的前半期汉文学一统天下，后半期国文学兴起，国文学的兴起源自汉文学的刺激”。何谓“一统天下”？其一，日本的文化制度来自唐的制度（在此之前佛教东传日本已经开花结果）;二、“当时的日本人都能写出令今日中国人都赞叹不已的漂亮汉文”。与极热心中国文化的内藤湖南比，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当然，内藤湖南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史学家坂本太郎说，当时日本的汉文学水平，“也并不比唐朝有多大逊色”;三、此时汇集的唐文化的典籍，连后来的中国也没有，如仿《唐文粹》编纂的《本朝文粹》（11世纪初，内府博士藤原明衡编纂的日本平安时代69名日本诗人仿唐诗文的优秀诗文选集）和《秘府录》（9世纪，曾到大唐求法的日本高僧遍照金刚编撰的一部中国诗文论著）。特别是《秘府录》，内藤湖南认为比中国的《太平御览》（公元984年）要早150年。内藤湖南认为《秘府录》虽没有《太平御览》浩繁，却更为精粹。就在这一时期，有一部西来的汉籍尤为显赫，这就是《白氏文集》。

内藤湖南认为，《白氏文集》大约在嵯峨天皇（786—842）时就已经在日本印行。日本学者渡边优子（2012年）认为，9世纪中期，白居易还在世的时候，《白氏文集》和多种白氏的单行本陆续传入日本。《白氏文集》编于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其时白居易五十二岁，正值壮年。如果按内藤湖南所说《白氏文集》在嵯峨天皇时就已经在日本印行，那么，也就是在白居易逝世的公元846年前后，《白氏文集》便传到了日本。据考，比白居易早半个世纪出生的李白和杜甫，其诗集比《白氏文集》晚了100多年才传入到日本。中国学者隽雪艳（2000年）认为，《白氏文集》传入日本以后，很快成为宫廷侍读的科目之一，并逐渐取代了教科书般的《文选》（约成书于梁武帝时6世纪初期，日本第一部文选即前文提及到的《本朝文粹》，即参照《文选》格式而编）在日本的地位。其后，与中国南宋、元、明初平行的“镰仓时代”（1185—1333）的几百年间，《白氏文集》一直是贵族们喜欢的汉籍之一。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在日本中古时期是颇受欢迎的。

日本崇中国，主要发生在平安时代。平安时代的嵯峨天皇在位期间大力推行“唐化”的礼仪、服饰、殿堂建筑等，仿唐诗学唐诗是这一“唐化”的结果;而集通俗和风雅于一体的白诗，进入到皇室贵胄那里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万世一表的天皇制的日本第60位天皇即醍醐天皇（885—930），对《白氏文集》依然爱不释手。不过，如前所述，这时的日本文化已经开始走向独立的道路。如坂本太郎记，当醍醐天皇读了平安时期本土的冠冕诗人菅原道真的汉诗后，就不再常常翻阅《白氏文集》了;尽管菅原道真的日化汉诗也是学白诗的。事实上，直到明治时期，明治天皇的加冕典礼（1868年）时，日本天皇才“抛弃中世以来唐制礼服的传统”（美·唐纳德基恩《明治天皇：1852—1912》，2018年中文版）。

《白氏文集》何以在日本享有如此之高的文学地位？唐诗极盛的时代称为“盛唐”。所谓“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划分，是以唐诗的兴起、发展、鼎盛、衰退而命名的。（参见明·高棅《唐诗品汇·总序》）。“盛唐”又以李白、杜甫为双峰。那么，为什么晚李杜半个世纪的白居易，却比他的前辈捷足先登到日本。内藤湖南说，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关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日本的流行总要比中国滞后五六十年”。即便开元年间高中唐朝进士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唐名晁衡，698—770，《全唐诗》录184首）与李白、王维等盛唐诗人交友并多有唱和，但是他们的诗也没有因此而像白氏的诗集成束地传入日本。

其实，内藤湖南这一说，只说到了一半，另一半就是，诗在经历了盛唐以李杜双峰且群星灿烂的时期后，唐诗曾有过短暂的休眠期。白居易甚至认为这一时期“诗道崩坏”（见《与元九书》）。从“元白际遇 ”（公元801年）到“元白订交”（公元823年），通俗的、鲜活的诗风诗意构建的“元白体”（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专门论及），以其之前所没有过的风度、风采，使唐诗面貌一新。也就是说，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的出现，唐诗重拾辉煌。而且就唐诗传入日本来看，白居易的传入，比先前唐诗的传入更具意义。日本人那波道圆1618年讲道：“韩、杜既殆乎泯没矣。尤复不韩、杜者乎？独白乐天何其幸哉！当时则礼吏部举选人皆以为准的，王公卿相无不读其文，孀妇倡妓无不咏其词”（《四部丛刊·白氏文集后序》）。得益于元白的这种清新诗风，白诗一进入日本，便赢得从皇室贵胄到引车卖浆者流的喜欢。

由此，白氏诗风即“白体”，风靡日本，影响巨深。

三平安时期后期，日本自主的文化开始觉醒，即著名的左翼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历史》（1963年，1974年中译本）一书中所说的“从唐式文化向国风文化的演变”。这期间的一部书可以作证，那就是紫氏部的《源氏物语》（不知为什么，井上清对《源氏物语》评价不高）。该书成书时期大约在公元1001年至1008年间。这一时期是平安时代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文化的自主有一个标识，就是日文平假名的定型。《源氏物语》就是以平假名写成的（据说，平假名是由女性开始的）。日文150万字的《源氏物语》，是一部表达贵族爱情的长篇小说，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据中日学者的研究，《源氏物语》共引用汉籍20余种，引用最多的是《白氏文集》，共引白诗近47篇106处。（参见文洁如、张龙姝《〈源氏物语〉在中国》）

笔者查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引《长恨歌》就多达9处（第9、10、10、63、145、176、732、906、922页），足见平安时期的一个青年女子，对《白氏文集》的痴迷。日本源氏学学者丸山清子说，紫氏部曾在中宫教授过皇后《白氏文集》里的新乐府（即印证了上文所说《白氏文集》是宫廷贵胄的必读书目）。中国的日本文化学学者叶渭渠指出，《源氏物语》有明显地模仿《长恨歌》唐明皇杨贵妃的悲恋故事。白氏传入日本后，其影响是持续的，直到江户时代中期的17世纪，白氏的《长恨歌》还是日本绘画的重要题材，如著名画家狩野山雪（1509—1652）的《明皇贵妃图》（见《人間の表现》，京都国立博物馆，日/英双语，平成13年，即公元2001年）。仅此几事，便可见白氏诗风对日本文学的至深影响。

由此可以假设，《白氏文集》传入日本，给日本文化从唐风到日本国风的转型提供了契机。或者说，“白体”成为日本国风的启明星。顺便一说，唐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持久的。譬如寒山（《全唐诗》录312首）诗入日本后，为日本禅诗提供了范本。直到近世，奠定俳句在日本文学地位的开山大师即“俳圣”松尾芭蕉（1644—1694）就自况“李杜尝心酒，寒山啜法粥。故其句见之遥，闻之远”。现当代的日本文学大师如夏目漱石（1867—1916）、芥川龙之介（1892—1927）等都受寒山的影响。

四中日《白氏文集》的善本的情况，也表明了《白氏文集》在日本的重要。

坂本太郎的《日本史》（1962年，2008年中译本）里，有一帧图片，为《白氏文集》的手卷抄本。坂本太郎注，这是平安时代紫氏部所读的抄卷。如果它还在，一定是今天最早的《白氏文集》抄本。但显然这一抄本不是真的。据《白氏文集》版本善本稽古史料看，在中国，《白氏文集》的宋善本已经无存，多为明代所刻，又以明晚期的马元调（？-1645）本为通常本。清人黎庶昌在《跋日本活字板白氏文集》讲，元和戊午那波道圆活字本“确然出自唐诗卷子本，可谓庐山面目也”。清人叶德辉依据此说，也认为“《白氏文集》七十一卷，为日本元和戊午那波道圆活字本，是犹存庐山本之旧”。日本元和戊午即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虽说这一日本版本与中国的《白氏文集》的重刻或印行都在明代，但第一，日本那波道圆活字本却出自宋刻是无疑的（据说是从朝鲜陆路传入）;第二，那波道圆活字本应比马元调的晚明本早。日本今尚存《元氏长庆集》宋本九卷，分别藏于静嘉堂文库、东京大学图书馆和金泽文库。日本的九卷宋本《白氏文集》，是现时所能看到的白氏文集的最早版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一所录目录《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称为“通行本”（另录《白香山诗集四十卷附录年谱二卷》称“内府藏本”）。朱彝尊、宋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则》里，由此谈及《白氏文集》虽从唐宋来，但断然讲道“则今所行本，已迥非当日之旧矣”，即在清乾隆编《四库全书》时所见到的《白氏文集》肯定不是宋本，只能是明后期的版本。此也可印证黎庶昌所说的那波道圆本“确然出自唐诗卷子本，可谓庐山面目也”。也就是说，日本的那波道圆本才具有《白氏文集》的唐宋本的“真面目”。现较为通行的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笺校》（共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虽然底本是明代马元调本，但随处可见日本那波道圆本的影子。这样看来，不同文化交流中的传入与接受、输入与回馈，可能也与时运相关，但与民族主义没有多少关系。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