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有益：走进三国话诸葛

摘 要：方北辰先生专著《诸葛亮传》在以下几个方面能让读者有新感受、新收获、新启发。一是围绕人物注重史料细节破谜，解惑多有新意;二是深究史料，围绕人物普及历史文化知识;三是传播历史文化，写作手法雅俗共赏。

关键词：诸葛亮传;评介;解惑有新意;雅俗共赏

方北辰是我国著名史学家缪钺先生的高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数十年浸润于中华历史文化，尤对三国人物和文化研究颇有建树，著作等身，卓然一家。当不少人退休之后满足于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的生活，他仍徜徉在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领域，笔耕不已。2017年，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为落实中央“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决策，开启了“四川历史文化名人传承创新工程”，诸葛亮毫无争议地当选为首批人物之一，这是对他在历史发展进程作出贡献和深刻影响后世的肯定。2020年8月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方北辰先生专著《诸葛亮传》，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的精彩呈现，也是他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为诸葛亮作传记古已有之，陈寿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的《三国志》，无疑是记录那段波诡云谲、风云变幻的诸侯争霸历史的鸿篇巨著，其中《诸葛亮传》也是历代学者公认最接近真实历史人物的传记。此后，为之作传的著述不绝如缕，诸葛亮也成为三国时代众多风云人物中后人为之作传记最多者。年代远的不论，据不完全统计，进入20世纪以来出版发行的有关诸葛亮传记专著就多达二十余部。如此一来，欲在众多的传记基础上撰写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难度系数极高，必须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创新。关于这点方北辰在他《诸葛亮传》的《自序》中有这样的表述：“搜集历史的确凿史料，选择新颖的切入视角，运用文学的生动笔法，将学术性与可读性尽量完美结合起来，将考证性与趣味性尽量完美结合起来，是我此前撰写历史人物传记作品中一贯追求的境界，这本书稿尤其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创新理念，经历了超过20年呕心沥血的写作，方北辰终于完成了这部《诸葛亮传》。开卷有益，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能让读者有新感受、新收获、新启发。

一、注重史料细节，解惑多有新意

前述有关诸葛亮的传记迄今问世很多，要在学术的难点上写出新意并非易事。方北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各种史料烂熟于心，并在前期进行了非常充分的史料准备。在撰写此书之前，方北辰对于集中记载诸葛亮事迹的陈寿《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独自进行全面性的整理，最后出版校勘、标点、注释、白话翻译四大要素全都齐备的《三国志注译》及其增订本《三国志全本今译注》。这是为了从整个三国时期更大的历史空间，去深入了解诸葛亮及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军事、语言、文化、典章、制度、民族、地理等全面状况。不仅仅如此，为向读者展示一个与历史真实最接近的、与众不同的诸葛亮，作者借鉴了司马迁、陈寿撰史的方法，在完成整部《诸葛亮传》前先搜集资料完成了《诸葛氏集》。方北辰先选取三国风云人物中与诸葛亮生平事迹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物，如刘备、孙权、曹丕、司马懿，先行撰写他们的新传记，陆续在海峡两岸正式出版。

诸葛亮的一生从受刘备三顾出山辅佐，到北伐曹魏星落五丈原，虽只有短短54年的生命历程，但打动后世的不仅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还有流传后世的种种未解之谜。因此，方北辰在全书的策划上，围绕诸葛亮一生设计成整整200个大大小小的谜题，形成有趣的看点，并合理安排在三十章之中，对隐藏于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为读者解惑。作者还独辟蹊径在每一章之前，列出了该章看点的编号和题目。这种创新写作方式可以让读者非常方便地预先进行了解和按图索骥，找到个人的兴趣点。诸葛亮的故事经过千百年各种形式的广泛流传，很多都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比如耕读隆中、三顾茅庐、南征平叛、六出祁山，还有诸葛连弩、八阵图、木牛流马等神奇的发明。而这些表面上看似众所周知，却因在传播过程中加入了民间色彩而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要从学术上深究起来的确都是大有深意和充满悬疑的。好在作者在魏晋南北朝历史文化的研究上，具有长达四十年的专业积累，加之又在三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上，精心准备了二十余年，所以在学术难点的考证和解读上，往往能够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新结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书中得出的种种新观点和新结论，都是以确凿的史料作为证据支撑，严谨且客观，绝非凭空想象和主观臆测，换言之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个人研究心得，是具有学术说服力的。比如，关于诸葛亮的从政思想是否具有家风上的渊源？如果有的话具体是来自何人？又对后来诸葛亮本人的从政产生了哪些方面的重要影响？以往的传记对这些或简略介绍，或根本给忽略掉。因此，本书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中，就根据《汉书》丰富而详实的史料，明确揭示出其先祖西汉名臣诸葛丰，就是诸葛亮从政思想的家风楷模。而且这良好的家风对于诸葛亮后来辅佐刘备及其从政治蜀，产生了六个方面的重大影响，即从政对象的谨慎选择，从政态度的坚定不移，从政风气的高度重视，从政行为的严于律己，从政思想的兼收并蓄，从政举措的审时度势。

又如，诸葛亮一家到达荆州襄阳的精准时间，究竟是在哪一年？作者对过去学者在这个历史细节的说法予以否定，并提出新见解。明清以来的学者所撰写的多种诸葛亮年谱将其认定在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也就是他虚岁十五岁之时。他们所持的依据是《三国志·孙策传》裴注引《江表传》中的记载。作者不囿于成说，在第三章中根据另外一条确凿的史料，提出了到达襄阳应当是在第二年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春天的新见解。这条史料出自同传裴注所引的《吴录》，即孙策渡江打下刘繇大本营后，亲自向东汉朝廷呈奏的报捷表章。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的春天，诸葛亮虚岁是十六岁。作者以上的考订，纠正了以往的错误，也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新定论。

下面再以有学术争议的两个问题，来看作者的新见解。一是“君可自取”。刘备遗诏“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对此，后人解释有两种：一为刘备让诸葛亮取代刘禅自当皇帝;二是刘备之言并非真心而是考验诸葛亮的一种“帝王心术”。作者不以传统观点对错来阐述意见，而从古汉语基本常识为突破点，统计《三国志》正文和裴注中305处含有“取”字的文句，得出其含义虽有10种之多，但无一例具有“取而代之”或“取代”的意思。因此，得出对刘备遗诏“取”的正解应释为“自己选取适当的处置办法”的结论。这样的解读不仅完全符合封建伦理道德标准，也与陈寿高度赞美的评语契合。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表面上看这与裴注所引张俨《默记》的《后出师表》中“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精神高度一致，并得到普遍认同。但作者从《出师表》和陈寿收集的《诸葛氏集》中《正议》认为：这两篇文“应当视为相互呼应的姊妹篇”;尤其后者“通篇都是充满信心且相当乐观的政治定位和军事判断”，丝毫没有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观消沉情绪。作者还认为后人根据《后出师表》归纳出来的上述判断，是“附加了后人自己的主观想象，都是经不起质疑的问题”。他说：诸葛亮在整个北伐过程，都在围绕自己的政治理想顽强努力奋斗，并非陷入绝望的颓废消沉。因此，对诸葛亮的北伐更为恰当和精准的表述，应当是“认为有可为而努力为之。”这样的说法新颖、独特、不落窠臼。

二、深究史料，围绕人物普及历史文化知识

本书另一特色，是在叙述诸葛亮历史事迹的过程当中，非常注意深入到文化的层面，将涉及当时各方面的文化信息传达给读者，使得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例如，第一章在解读诸葛亮家族姓氏问题时，不囿于裴注所引孙吴韦曜撰写的《吴书》说法，即诸葛先人从诸县迁至阳都，因当地已有葛姓，当地人为区分便将从诸县迁来的称为“诸葛”;作者将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关于“葛氏”的说法提了出来，与《吴书》所记予以辨证，明确了诸葛亮的家族姓氏的确是由“葛氏”演变为“诸葛氏”的。这不仅让读者一目了然，还让文章充满意趣。

关于诸葛亮的智慧，一致认为来源于他年轻时勤奋读书，记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中的事也都真实可信。那么文献记载提到，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人读书“务于精熟”;而诸葛亮读书则“独观其大略”，二者之间有何不同呢？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二者的差异还只是读书方法的问题。至于造成这种差异，仅仅是因人的个性不同呢，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作者认为，徐庶等三人读书追求“精读”，与东汉时期官员选拔制度有关，即读书不多、不熟，则策试不知所云;读书不细、不精，则不能取得好成绩。策试通过后，再从基层官员做起，熬出资历慢慢往上升迁。读书人的人生历程，大都沿此模式进行。而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是与“精熟”有本质上的不同。作者还就诸葛亮读书方法与曹魏大臣贾逵读书“略览大义，取其可用”的方式予以比较，得出二人读书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即读书目的是为我所用。

再如，刘备称帝、下达任命诸葛亮为丞相策书同时，又宣布了如下配套性诏命：“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这短短九个字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常识，过去的传记均给忽略了。诸葛亮任丞相参与朝廷机要事务本分内事，为何刘备还要给诸葛亮加上“录尚书事”的名号呢？作者说，蜀汉政权号称承继汉制，但在官职制度上东汉不设丞相而是设置掌控朝廷机要事务的尚书台，即是说蜀汉设立丞相等于跳过东汉的制度，直接与西汉丞相制衔接。那么给诸葛亮加上这个特殊名号，就是让他顺理成章拥有了过问、处理朝廷机要事务的特权，这样就不会使其他官员产生误解。这当是刘备对他极为信任的表示。

基于这部《诸葛亮传》是以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为本，方北辰在撰写时，还附带介绍了当时的曹魏和孙吴都曾指派专人修史，回答了为什么只有陈寿的《三国志》能够流传千年之问。

三、传播历史文化，写作手法雅俗共赏

该书是现代学者撰写的一部三国时代杰出人物诸葛亮的传记。其在恢弘的篇章结构之下，以诸葛亮为中心把三国时代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关系组合得完整合理，叙事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解密有新意，是结合史实全方位地融入当时风云变幻的历史，揭示时代特征和人物事迹的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诸葛亮研究最新成果。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虽然该书大量运用史学考证的手段来破解难题，但都属于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的“正说”而非“戏说”;在写作的手法上也努力做到雅俗共赏。该书行文流畅，富于变化，生动而贴近现实，不像一般的史学著述与一般爱好者有阅读距离。书中在对待如何处理关于诸葛亮的各种传奇故事的问题上，也都是在史实的基础上予以解读，观点独具。其在叙事时设置谜团，造成波澜起伏，既满足具有一定学术功底的学者，又能让普通的三国文化爱好者获得知识，可谓老少皆宜。

整部传记的最大特点就是通俗易懂，为解决一般读者对古文理解的难点，凡引用原文都用白话文予以释读。释读不仅仅是简单的翻译，而是按照对古汉语的规范，落实到每个字、词、句，所译文字内容做到了信、达、雅。例如诸葛亮对政治上没有忠贞品格、言行不一、以私废公、恣意妄为的李严给予惩处后，在给同僚《与蒋琬、董允书》中说：“孝起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两次说到李严是有“鳞甲”之人。人身上何以有“鳞甲”？普通读者不好理解。方北辰释读为：“比喻一个人在性格上孤傲强势，难以接近和相处。”这就抓住了李严的性格特点，让读者很容易理解诸葛亮为何对李严要加以处罚。关键还在于通过这样贴切的翻译，再结合诸葛亮《与李丰书》的内容，我们可以感受到诸葛亮治蜀在用人方面既宽容大度，同时又执法严明。本书所引古文像这种难以用今文对应，读者理解又似是而非的词汇，全都采用白话予以梳理，不留遗憾。关于这点，有心的读者可以在阅读这部书时再结合史实去一探究竟，相信会大有收获。

作者：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