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的谱牒思想与乡村自治设计（上）

摘 要：方孝孺（1357—1402）是明初一代大儒，杰出思想家，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所重视。他的谱牒思想有着诸多创新，强调女子入谱，重视对族众的教育团结，强调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主张构筑和谐乡里，尤其是他的乡村自治设计更是提供了值得今人借鉴的路径。

关键词：谱牒;妇女入谱;乡村教化;修谱收族;乡村治理

今天人们倘若去雨花台，从入园左手一路向上，就是梅岗，这儿有一座墓园，埋葬着明初一代大儒，杰出思想家方孝孺。其思想对后世颇有影响，尤其是他的刚正不屈的精神品质更为后人所敬仰。本文拟全面探讨方孝孺的谱牒思想与其中所反映的乡村自治设计，因为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方孝孺文集《逊志斋集》中有关谱牒学方面的文章，从广义上讲共25篇，狭义上讲是17篇，其中有两篇内容有部分重叠之处，17篇中有15篇是应邀所作;另有为宁海《柘湖杨氏族谱》写的《题谱牒》诗一首，其他谱牒诗2首。

一、主张“联其族，系其心，养其恩，化天下”的谱牒学思想

（一）方孝孺主张“家之有庙（祠堂），族之有谱”

家谱名称繁多：家谱、家牒、家史、家志、宗谱、谱牒、族志、族谱、统谱、支谱、总谱……这些谱牒在前面都须冠以姓氏、地名、郡望、堂号以及几修。几修即指该谱是第几次修，如《七修某氏家谱》。

但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经隋唐时期的衰乱，如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混战，门阀制度遭到重创。五代以来，魏晋时的谱牒普遍散亡;也就是那种专门研究士庶门第高下、维系世家大族式的家族制度的谱牒散亡了，原先的世家大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伴随着研究高门世族谱牒的散亡，到宋元时，谱牒修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编修家谱，其目的都是围绕“尊祖、敬宗、收族”进行，正如《礼记·大传》所云：“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就是说，利用人们的血缘关系，努力灌输血亲相爱，亲族团聚的观念，以达到团结一个祖先的子孙构成一个社会集团而不溃散的目的。凡我族人，虽是千百人，总是一个祖先的子孙。明初理学家们都是这么认识的，即所谓“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孝孺也不例外，主张做到“家之有庙（祠堂），族之有谱”[1]。故在元末明清时期，尤其在农村，已到了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的地步。

族谱可达收族之目的，宗庙（祠堂）可为“正家之道”之场所，发挥正道德、主教化的功能。方孝孺之所以主张实行“家之有庙，族之有谱”，是欲以此实现乡里建设。

（二）方孝孺主张通过修谱收族

收族是方孝孺主张修谱的第一个目的。

家谱记载全族人的情况，方孝孺说：“谱者，普也，普载祖宗、远近、姓名、讳字、年号”，“世族数之远近”，“标坟墓之所在”，“载适女之出处”等等。[2]族人的户籍、婚姻和血缘关系，以及墓地等在族谱中需要有详细记载。

将一族之人凝聚在一起，主要是依靠祠堂、家谱和族田这三项。族田是家族凝聚的经济基础，以此才能收族。那些大家族存在数百年，族田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如前面讲到的宋元时期的浦江郑氏家族，保持了300多年而不溃散;到方孝孺时的明初，这个家族还异常兴旺有活力，人口超千。朱元璋还特地召见了郑氏家族的郑濂，询问其治家的方法，表现出对这个家族的浓厚兴趣。建文帝朱允炆还给郑氏家族题写了“孝义家”匾。明宪宗时，又重新表彰郑氏为孝义之门。郑氏家族能绵延300多年而不溃散，其中的重要原因即是有祠堂、有家谱、有巨量的族田存在。根据史料记载，郑氏族田，仅某处就超过1500亩。[3]

祠堂又称宗祠、宗庙、家庙、祖庙、祖庭。里面供奉着祖先的神主牌位。所谓神主，就是上面写着某某祖先名讳、生卒年月、原配继配氏姓及子孙、曾孙名字的木牌，有的红底黄字，有的白底黑字。神主被认为是活着的祖先。祠堂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因此它首先是全族祭祀祖先的场所。每逢春秋祭祀，全族聚会，齐集祠堂，由族长率领，作礼设祭。而族中有人遇到困难，个人或家庭无力、无法解决，族中人会在族长率领下集中到祠堂商议。同时，祠堂还是族长向全族人宣讲伦理道德和家规家训的地方，也是族长处理违反族规家训的“公堂”。

所以祠堂和家谱就起到了联系血缘，规定家法家训，用以尊祖敬宗，从意识形态上维系家族制度的作用。这就是孝孺所讲要达到的“聚族而居”。他说：“相与作祠堂，以奉其先祖。”[4]“家之有庙，族之有谱，善为家者之所当先也。”[5]“今使月一会于祠，而告之以谱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于一人之身。”[6]

孝孺十分重视祠堂、家谱在收族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尤重始迁之祠：“为谱以明本之一，为始迁之祠，以维系族人之心”[7]。

始迁祖是迁居到家族聚居地的祖先，是祠堂首先要供奉的第一牌位。孝孺以此强调每一家族成员要通过祠堂祭祀，教读族训，勿忘宗族根本。孝孺的这种溯根追远的修谱重谱思想的内涵，在之后的数百年的家谱编修中无不存在，影响深远。而且孝孺的谱牒学观念与前面“箴”“铭”“宗仪”所述其孝道、尊祖观念也是紧密相联贯通的。

由此也决定了家谱记载一定要有全族的坟墓、祠堂、族田的四至方位等内容，以杜绝紊乱，消除可能发生争执，妨碍族人团结的漏洞，更可祛除因与他族的田界矛盾而引发械斗的隐患。

（三）方孝孺提倡以修谱“化天下之俗”

这是方孝孺主张修谱的第二个目的。

宋濂主张修谱应重视“睦族”。方孝孺在恩师“睦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通过编撰家谱族谱实现“化天下之俗”的功能。孝孺认为读书人“得位（有官职）而行”当然是最好的;倘无官职官位，可以通过主持编修家谱族谱达到“睦族”而最终实现“化天下”，即“变天下之俗”，再“由一族而推之天下”，[8]天下风气就会改变，向善。

如何“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孝孺认为虽然“天下固非一人一族之所能变，然天下者，一人一族之积也”。只要通过对一人一族的教化，日积月累，“天下几何而不大治乎？” [9]这是蚂蚁堆泰山的决心和办法。正如《老子》第六十四章所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修谱需要发挥家谱应有的功能。所以他讲“为谱以联其族，谒始迁之墓以系其心，敦亲亲之礼以养其恩”[10]。通过家族流传世系的记载，将同姓血缘关系的一族之人联系在一起，增强族人之间的团结;祖茔是列祖列宗长眠之地，通过尊崇祖先（祭祀、扫墓等仪式）以凝聚族人;通过督促亲人之间的礼数，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以达到孝顺父母，关爱自己兄弟姐妹的目的。

倘若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美好环境里，不再有尔虞我诈，那该是多么地幸福！这是孝孺“化天下之俗”要最终实现的美好蓝图。

孝孺认为，随着井田制的崩溃瓦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通过编修家谱、族谱，则可“化天下之俗”，扭转社会上之不好风气，引导向善。所以，孝孺提出对修谱不应仅仅是“以著世次，纪官位，而夸于人也”，更应该“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泽之广狭”[11]。以修谱而定家法家训，使族人遵守，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孝孺提出一个评判家族的标准：“夫有君子而无禄位，族虽衰犹盛也;禄位光荣而君子无闻矣，族虽盛犹衰也。” [12]而编撰家谱、族谱则应多记有利于子孙后代行善向上的事迹，而非有多少人做官，官位有多高。孝孺说，有了宗谱，就可以避免富欺贫，贵凌贱，强暴弱的现象发生。这是因为： “一乡之中，一姓之人，少者数十家，多者数百家，其富贫贵贱强弱之不同，至相悬也”，现在“谨书之于谱，取而阅之，曰：是虽贱，与我同宗也;是虽贫，与吾同祖也;是虽弱，亦吾祖之子孙也。默而思之，盖恍然悲而惕然惧矣。”[13]

倘若没有宗谱，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同一祖上，“几何富者之不侵贫，贵者之不凌贱，强者之不暴弱也乎？” [14]

所以编撰家谱，到宋、元时期，不再似魏晋南北朝那样，是为了维护门第，以保障高门士族的特权为目的，离政治功利性远了，而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所谓“收族”，就是将族人聚于一起，以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使之不发生富欺贫，贵凌贱，强暴弱的现象，从而达成族人的稳定和谐，也就能够实现居住地的稳定安全。而另一方面呢，则是“祖益尊而谱益传”[15]。“尊祖、敬宗、收族”尽在其中矣。正如《礼记》所云：“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就是说，利用人的血缘关系这个特点，来达到血亲相爱，亲属团结的目标。

我们发现，一个祖先的子孙同姓聚居，长期生活在一起，倘若能贫富相济，患难与共，家族主义就可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个家族之内就不会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对社会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家谱的记载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除应有的姓氏、世系、仕宦、婚姻外，还形成了一整套的尊祖、敬宗、收族制度。在朝廷的提倡下，宋元时期修谱之风很盛，这个时期最著名的谱牒学代表性著作就是郑樵的《通志·氏族略》。

（四）“读谱”是“化天下之俗”的途径与内容

这是方孝孺提出的实现修谱目的的措施。

乡里教化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一是“读谱”。古代乡村社会，每个聚族而居的村庄里至少会有一个祠堂，作为家族的象征。祠堂是用来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是村民族众祭祀祖先的场所;与此同时也是族长向族人宣讲族法族规礼法的场所，对村民族众进行教化。这就是“读谱”。因为每个家族、家庭都有家训，训是教诲、开导。一般说来，家训都会包括敦品励行、尊老爱幼、孝悌力田、勤俭持家、敬业守法、扶贫济困、进学读书、戒贪，不得骗财，维护家族声誉等内容。

祠堂“读谱”一般在祠堂祭祖之前进行，由族长或由族长指派专人向族人进行“读谱”，讲述祖上艰难创业的历史，宣读家法家规，宣讲劝诫训勉之辞和先贤语录。“读谱”有一年读几次的，有一月两读，或一月一读。每到“读谱”之日，全族不分男女少长，齐集祠堂，按齿序班辈或坐或立，认真听取宣讲诵读。孝孺在《宗仪·广睦》中专门谈到了“读谱”仪式的过程：

岁为礼仪之会三：冬至也，岁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阳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通达顺利）矣，宜有庆也。是日昧爽（黎明），举族自胜冠（指成年男子）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趋及门;祝启门，以次入，序立。以时羞献、奠酒，皆再拜，班趋出。族之长坐别堂，次长者率群昆弟子孙捧觞称寿，毕，皆拜。遂以次饮酒，相拜如礼。典礼以谱至，北向坐，读之。长者命众坐，众坐听善恶之在书者，咸读无隐。设席于南楹之东，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长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礼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过之所”，恶之累书而不改者，俾立其下。于是长者以谱所列传绪盛衰绝绪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训曰：为善如嗜饮食，去恶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坠尔先祖之祀！众拱而听，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长者杖，以序行，乃还于家。夏至，阴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谒祠，如冬至礼，不饮酒，不相拜。读谱之仪亦如之。岁之初吉，庆拜如冬至礼，不读谱。[16]

这一套仪式，讲究程序，至少说明以下几点：

一是读谱仪式很严肃，气氛肃穆。祠堂读谱是族中的盛大典礼之一，是对族众进行教化的例会。

二是祠堂读谱贯穿着一套尊祖、尊老、尊长的礼仪，训练了族众举止行为必须符合礼仪，通过礼仪的熏陶，培养懂礼貌尊重长者的品行。

三是读谱仪式与内容具有明显的道德惩诫意义，使族众知道善行会得到旌扬，恶行则为族人所不齿，从而起到激浊扬清的功效。

四是具有家族“法庭”的作用。

总之，方孝孺把儒家学说的礼制通过外在的礼仪形式达到治理家族的目标。

二、方孝孺主张女子入谱

（一）宋元时期谱牒的内容

宋元时期，家谱内容主要围绕六个方面编撰：

一是族姓源流，一般都要上溯到家族的始祖，以表谱形式列出家族流传世系。

二是恩荣事迹，记载本家族列祖列宗的诸如科举功名、仕宦以及受到政府褒奖等情况，即使没有出仕经历也要写上处士。处士是指没有官职的文化人。实在没有内容可写的，长寿者也要写上耆寿、寿妇等字样，努力使自己的家族门楣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