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思考

摘   要：

《三星堆文化》在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2020年10月—2022年5月）大体完成、发掘报告尚待出来之际推出修订本，适逢其会。在此，我们对八个坑的一些具有神秘性或迷惑性的问题（包括丝绸、陶三足炊器、面具、货币、青铜文化、三星堆文明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对三星堆文化今后的研究方向，我们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着手进行：一、继续建构三星堆学;二、深入研究青铜器、金器和丝绸文化;三、坚持比较史学、比较考古学的路径;四、让三星堆文化走进大众。

关键词：

修订;解读;丝绸;金面具;奇奇怪怪;大众化

1986年夏秋之交，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以满目的沧桑和绚丽横空出世，震撼了世界。它从容而坚决地揭示出三千多年前长江上游一个偌大古国、古城、古文化的恢弘面貌，令川人倍感自豪、国人备添自信、人类充满遐想。两年后，国务院即公布三星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届耄耋的张爱萍将军欣然为之题词：“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与此同时，我们一群当时尚属中青年的学人集合在锦江之滨，以舍我复谁之概，自觉担当，砥砺切磋，焚膏继晷，终在1993年仲春时节完成第一部探讨三星堆的理论专著——《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亦紧锣密鼓，快马加鞭，于年底将其付梓面世。一年后，它即为川人捧回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又过了28年，即2020年10月—2022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二度大发掘，以六个祭祀坑的美丽景致向世界又一次证明：三四千年前的成都平原原是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坐标系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

一、缘起： 《三星堆文化》的修订适逢其会

三星堆文明的生成、发展史是地方文明演进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模式及总体格局的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范例;同时，它也是地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进行碰撞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丰富自己、壮大自己、发展自己的一个最具创造力的典型。其实，这也是近30年前《三星堆文明》一书的中心内容及核心观点。30年后回过头来再加审视，它的内容、它的观点并未过时，依旧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当年它在“绪论”里指出的“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十大论争”，后来取得一致意见者并不多;它所发表的“三星堆文明研究展望”，虽已化为学者们在30年间的工作，却仍在进行中;它所提出的关于“三星堆学”的建构，以后并未有大的行动，更不用说形成整体框架了。

鉴于此，面对三星堆新一轮（六个祭祀坑）考古发掘的大体完成、发掘报告还待出来，学者们正忙于观察、鉴定、思考，大众则正以渴求的眼睛、浓厚的兴趣翘首以盼，希冀获得更多解读或答案之际，推出《三星堆文化》修订版，虽说不上暗室逢灯，但起码是适逢其会，或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可以给人知识、给人思路、给人获得感与新鲜感——尤其是对未曾读过原版的年轻考古人和年轻研究者以及对三星堆文化缺乏了解而迫切需要了解的一般读者。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将一号坑器物埋藏的年代推定为殷墟一期之末与殷墟二期之间，器物本身的年代约在殷墟一期;二号坑器物埋藏的年代应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器物年代大致在殷墟二期范围内。[1]对新一轮发掘出的六个坑埋藏年代与器物年代尚待考古工作者的测定、研究而定（据央视2022年6月13日报道，考古队对三、四、七、八号坑埋藏年代的碳-14的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前1012年）。这大致在一两年内才会有结果;但对三星堆器物（包括新一轮发掘的器物）内涵、性质的界定，制作工艺、材料来源的判断，关联、影响的论定，恐怕还要等待更长时间。下面我们将对八个坑所显示出的几个具有神秘性或迷惑性问题的理解抛砖于此，以期为读者阅读新版《三星堆文化》作个提示。

二、解读： 对三星堆若干问题的看法

1.丝绸问题

在三星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先是在四号坑出土一块长宽约3.8×3.1毫米的丝绸残留物，继而在八号坑又出土更大面积的丝绸残留物，尺寸为18×8毫米。此外，在三、六、七号坑亦发现丝绸残留痕迹。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还在1986年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物上发现同类痕迹。[2]这说明，三星堆文化时期，人们的衣饰，普遍采用丝绸，至少上层人士是如此。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疑是国王或巫师的形象）身上的三层华服，最外层的深衣及法衣可能属于丝绸质地。大立人像描摹的是“一位身着‘衮衣绣裳’丝绸华服的领袖主持隆重祭典的场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的服饰多姿多彩。四号坑出土的三件扭头跪坐人像的服饰纹样（手、腿上的可能是文身纹样）就有交错V形纹、羽冠纹、燕尾纹及歧羽纹。研究者多认为，这三件扭头跪坐人像大致属于下层人物，所以其服饰或许不是丝绸。不过，对已发现的丝绸残留物的分析，其组织结构大概有平纹和斜纹两种;品种则有绢、绮和编织物等，其中绮为平纹地起经浮花（即“织素为文”）的提花织物，为较高档的丝织品。[3]

三星堆在七个坑中发现的丝绸残留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成都平原是丝绸文化的一处发源地和繁盛地。而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汉代蜀锦护膊以及《史记·大宛列传》记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邛竹杖与蜀布事，则说明古蜀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走上外向贸易和文化传播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今人所讲的蜀布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蜀锦护膊不在这条线路，而在北方丝绸之路上，说明蜀人对北丝路的凿空也有贡献。）而这条道路，早在夏商之际就已开通，所以西亚的青铜雕像、金杖文化得以影响到三星堆文化。

2.陶三足炊器问题

在四川各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陶质、青铜质的炊具与酒器，其中仅青铜酒器（以三星堆青铜酒器为代表）就达上百余件，包括罍、壶、尊、觯、钫、缶、彝、鍪、勺等，多带有中原风格。这应当是模仿中原礼制，反映出巴蜀文化见贤思齐的品格;同时也说明其时社会经济的繁荣，餐饮生活的富足。不过在这里面，三星堆有一件1986年出土的商代陶三足炊器引人瞩目。三足为袋状，中空，与口沿相通，盛水用;三足下烧火，使水沸。其高44厘米，口径19.7厘米;三足部分与北方红山文化（距今5000多年，主要在辽宁、内蒙古）、龙山文化（距今4500年—4000年，主要在山东、河南）、齐家文化（距今4000年，主要在甘肃）的三足袋鬲相似。上半部分类似今天川人的泡菜坛子，不过坛沿盘极宽大，盘径38.5厘米，远远超过一般泡菜坛子的盘径。经我们计算，三星堆陶三足炊器沿盘的实用面积约为858.9平方厘米。这么大面积的沿做什么用呢？既是炊器，则可以推想这沿盘应是用来盛放菜肴的。联想到川渝各地（如成都、万州、忠县）出土的东汉庖厨俑面前案板上堆放的鱼、乌龟、猪头、羊头、鸭子、葱、姜、蒜甚至饺子等食材、食物，三星堆三足炊器的沿盘上也一定是琳琅满目的馔食吧！

三星堆的这件三足炊器，在全国同时期及之前的陶器群中属于另类，可谓仅此一件，这便愈显宝贵。它是古代四川人民在烹饪器具、烹饪方式上的一大创新。它或许是中国最早的火锅（涮锅）吧？

3.面具问题

2021年6月23日，在三星堆三号祭祀坑出土一件青铜大面具，其宽131厘米，高71厘米，深66厘米，重65.5公斤。35年前，在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著名的纵目人大面具，则宽138厘米，高66厘米，重80公斤。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还出土十几件金面具，其中比较完整的一件是三号坑出土的，宽40厘米，高27厘米。而1986年于二号坑出土的四件金面具则紧贴在青铜人头上，据研究，其黏合剂为土漆。早年在三星堆遗址就出土有雕花漆木器。这说明，三星堆古蜀工匠已十分谙熟割漆、生漆加工、制胎、上漆等一整套髹漆技术。它们显然是以后数千年名噪天下的蜀中漆工艺的先声。1916年，朝鲜平壤附近的古墓中出土了一批蜀郡和广汉郡的竹木漆器，其中最早的印记为西汉纪年。

三星堆八个坑出土的七八十件面具，除了青铜面具、黄金面具外，还有兽面具。三星堆面具中的大者如前所述，宽138厘米，小者宽50厘米—20厘米。过去西方研究者总是将考察面具文化的主要视点放在古希腊与古埃及上。至于亚洲的面具，有的西方研究者认为，其最早产生于印度;中国的面具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但是，中国考古工作者与民俗学者却在中国史前文化遗址里发现了大量的面具形象;特别是在公元前1500年—前256年的商周青铜器中，发现了大量耳部或顶部开有孔洞（用于悬挂或穿绳索）的青铜面具。它们主要分作中原系统与巴蜀系统两大部分，尤以三星堆面具为代表的巴蜀系统为大宗，最具代表性。它们以无可置喙的实证有力地说明，中国面具文化既与古希腊、古埃及的面具文化不同，更与印度面具文化有别。中国面具文化渊源有自，个性鲜明，自成一统。中国也是人类面具文化一个古老而辉煌的摇篮。

4.货币问题

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海贝4660余枚，[4]新一轮发掘亦出土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可能是从印度洋至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辗转而来。它们背部大多磨有穿孔，便于穿线为朋（郭沫若说“朋必十贝”），这是海贝用作货币的一个特征。当时的蜀人可能用海贝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即货币。三星堆海贝反映了古蜀人与中原以及沿海地区甚至海外进行经济交流的盛况。

在三星堆二号坑还出土四枚仿海贝形态的有环铜贝。1953年和1971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与山西保德林遮峪村晚商墓曾出土过100多枚无文铜贝，钱币史专家朱活先生认为它们是中国最早的金属币。而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在“中国古代钱币”条下则判定说：“中国的金属铸币出现于春秋末期”，即晋和周使用的空首布。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三星堆祭祀坑》一书将二号坑器物的年代定在殷墟二期，约当武丁后期—祖庚—祖甲时代，即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至前12世纪上半叶。这也就是说，在考古文化的时间上，三星堆铜贝早于晚商铜贝约莫一个世纪（或至少与之持平），早于晋、周空首布七个世纪，亦早于被誉为“西方金属铸币之祖”的小亚细亚的吕底亚（Lydia）金属币（公元前7世纪中叶发行）达五六百年。不过，这一切须建立在三星堆铜贝果真是货币的前提下。而对三星堆铜贝是否具有货币职能，则尚无定论，还需要深入研究，并期待在以后的发掘中或有更多的铜贝出现，以获取丰富的证据。

5.青铜文化问题

1986年三星堆两个坑出土青铜器九百余件，[5] 2020年—2022年新一轮发掘的六个坑，则出土一千二百余件。其类型有大型青铜雕像群，包括大立人像、扭头跪坐人像、倒立神人顶尊像、尖帽立人像、大立人神兽、虎头龙神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神坛、神树、动物雕像、海洋生物雕像;青铜礼器，如尊、罍、盘;青铜兵器，如三角形援无刃锯齿无胡戈;青铜杂器，如轮形器、龟背形网格状器等。其中2021年9月公布的三星堆四号坑出土的三件扭头跪坐青铜人像，“小腿腿部肌肉紧绷，线条优美，体现出整个人是在用力蹬地的状态”;而其扭头合掌、怒发冲冠状，颇具个性，呈怒目金刚的神态，表现出处于下层的民众（或者是奴隶）对上层统治者的不满、愤怒或蔑视的强烈情绪。中国文化艺术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风格，早在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上，就已崭露锋芒。

三星堆青铜礼器的大多数造型，反映了与商代中原文化或者与长江中游荆楚、陕西汉中、安徽阜南等地同期文化相一致的特点，但又不乏地方特色，如八鸟四牛尊。

三星堆青铜神树群中最大一棵经复原后，通高达396厘米。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形体最大的一件青铜文物。

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通高260.8厘米，不算底座则高180厘米。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所见到的年代最古老的青铜立人像。它在制作工艺上所采用的范铸法，也远优于距今约4300年的古埃及第六王朝法老沛比一世父子铜像的分段打造法。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是古蜀青铜文化和古代中华青铜文化的代表作。

商代后期，青铜文化审美艺术及铸造技术得到很大提高，其以安阳殷墟、安徽阜南、湖南宁乡、江西新干等地出土的青铜器为典型代表。尽管如此，商代的青铜器铸造业仍主要以制造兵器、生产生活工具、礼乐器为主;成批制造青铜人像乃至形成青铜雕像群的记录，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揭露出来以前，还未出现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广汉三星堆遗址两次大发掘所出土的造型各异的大批青铜人像，才会一而再地惊动天下，在世界东方树立起古蜀青铜文化的鲜亮旗帜。它既有别于古埃及、古希腊的青铜文化，亦有别于黄河青铜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其他同期文化，比如新干大洋洲的青铜文化。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最直接的意义，是将典籍所述发轫于秦始皇“金人十二”的中国青铜人像造型艺术史，上推了近一千年，填补了中国造型艺术史上早期无青铜人体艺术品的空白。它坚强地印证了古蜀人在三千多年前立足于长江上游西南腹地而面向黄河、面向长江中下游、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创造性与无比的自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