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为什么要来合州见周敦颐

摘   要：宋嘉祐二年，程颢不远千里从汴京来合州见周敦颐。这件事以及前后发生的事情，证明周敦颐与二程兄弟有师生之谊，且二程深得周子衣钵。这也从其时二程的书札、旁边人及二程弟子的回忆中得到证实。

关键词：嘉祐二年;王安石;《先公太中家传》;《程氏遗书》

在《明道先生年谱》中，有这样的词条：“宋仁宗嘉祐二年丁酉，二十六岁。三月，中进士。‘先生再见周子于合州’。”

明道，是指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二程之一的程颢。程颢，字伯淳，号明道，世称“明道先生”。

“周子”指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嘉祐二年（1057年），周敦颐正以太子中舍的京官身份签书合州判官厅公事（州府的副职）任上。

北宋的合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市合川区。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置合州，直到一千三百多年后的民国2年（1913年）才改名合川，取嘉陵江、涪江、渠江汇流之意。

程颢合州行的目的

嘉祐二年三月，程颢与苏轼、苏辙、曾巩、曾布、张载等人同科考中进士。这一年，程颢26岁，较之曾巩、张载等人中年及第，对程家而言这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那么，这一年为什么程颢在既无任何事由、又在候缺的关键时刻，要风尘仆仆地从汴京不远两千多里赶往合州来再见周子呢？

古时，行路难，尤其是像“难于上青天”这样的蜀道，早已被大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等人所传唱。程颢是个读书人，从唐人的诗中他不会不知道蜀道的难吧！那么是什么动力驱使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向合州奔来呢？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程颢青年时尚存一颗感恩的心、一种想再见周子的渴望！

作为周敦颐的学生，得中进士这样的大好事，最想分享的人当然是自己的恩师。于是，趁着候缺这段空暇时间，不远两千多里专程赶来蜀中合州看望周子。一来是向老师报喜，二来是可以利用这段清闲时间再向老师求教学习。看来他这次蜀中行是待了一段时间的（他是于第二年才谋得鄠县主簿的实缺）。这期间，他在老师处当受益匪浅。二程的再传弟子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证实了这一点：“（二程）自闻道于先生，而其学益明。明道先生曰：‘自再见茂叔，吟风弄月以归，得吾与点也之意。’”

这则“吾与点也”的典故，出自《论语·先进》：“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很欣赏这位弟子淡泊名利的想法，说“吾与点也”，“点”是曾皙的名。多年后，程颢至合州“再见茂叔”之后，从老师这里学到了“吟风弄月以归”的人生境界，就是说他与周子的关系犹如曾皙与孔子的关系一样。

这种清心寡欲、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也表现在后来程颢的《春日偶成》一诗中：“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是诗隐含了作者一种忘世脱俗的高雅情操。这种“乐”是一种修养，即如周敦颐在《通书·颜子》章中所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这种“乐”是以“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为人生追求的方向和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从而达到“见大而心泰”，“心泰则无不足”的精神境界。此境界即圣人境界，有此境界也就有了恒常的精神愉悦。此精神愉悦正是孔颜之乐的真谛。

祁宽在《通书后跋》中接着写道：“其推尊之如此，于是世方以道学归之。”这句话是说，既然二程都如此推尊之，后来的学者就自然都热中于周敦颐所开创的道学了。

周敦颐为人所重的理由

什么是道学？道学即明理之学，又称之为“理学”。《宋史》首立“道学传”，周敦颐开道学恢复了儒家中断了近千年的“道统”。虽然北宋之初胡瑗、孙复、石介有“理学三先生”之称，但他们并没有形成新的儒学理论系统。在理学的形成过程中，周敦颐的思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真正突破了旧儒学的束缚，大胆引道、释入儒，从而使儒家思想哲学有了新的生命力。所以，他被后世尊之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赐谥号为“元”（首、始之意）。

周敦颐学识渊博，行谊甚早，是个有大气象的人，这一点在北宋许多名人眼里是有所见识的。朱熹高足度正（按，官至礼部侍郎，他在收集整理周敦颐著述，考证周敦颐行迹、事绩方面，最为周全，功不可没）在《濂溪先生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先生……是岁居润，读书鹤林寺，时范文正公（仲淹），胡文恭（宿）诸名士与之游，独王荆公（安石）少年不可一世，怀刺谒先生，足三及门而不得见。”在度正看来，周敦颐“行谊早闻于时”。因此，连长他不少的范仲淹和胡宿这些当朝名士在宝元元年（1038年）前后这段时间，有机会来润州（今江苏镇江）鹤林寺与这位在此为母亲守孝读书的青年“与之游”。胡宿此时应在两浙转运使任上，范仲淹这会儿也正好被贬谪知润州。而少年王安石此时正侍父王益通判江宁府（今南京），闻周敦颐名声，便不顾道远三及门来求教。至于文中所提“独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怀刺谒先生，足三及门而不得见”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既然说王安石少年不可一世，那么他又怎会怀揣名片大老远的三次从江宁跑来镇江，前后话不是矛盾的吗？此话只能说明当时程朱理学传人对“变法”的王安石是有偏见的，想撇清他们的“理学鼻祖”与这位“新党”人物的关系，而有意损之。再说从周敦颐的人品，和他对好学求进的少年关爱有加（这可从后来的洛水少年二程、遂宁少年傅耆那里看到）来看，他怎么可能对三及门又是远道而来的少年拒之不见呢？他应该是在鹤林寺见过王安石的，也才能让这位受益后的少年一次又一次地往这里跑。另外，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遗事》中记录的一件事，更证明了周敦颐在彼时学界乃德高望重。原来作为“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之一的谢无逸在给周敦颐的好友潘兴嗣所写墓志中有云：“荆公、子固（曾巩）在江南，二公议论，或有疑而未决，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来订之。’”从这件事可以读出三条信息，一是此二公有同时在江南做官的经历，一个提点江东刑狱，一个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任司法参军;二是二人作为当朝名士，都很了解周敦颐，且也很尊重他，在二人讨论学术问题，出现意见相左、相持不下时，便将它搁置起来，待来日碰到周敦颐时，由他来定夺;三是说明周敦颐的学问在当时果真了得，应有师者之尊。

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转任三司度支判官时与回京述职的周敦颐在汴京还有过一次见面。《程氏遗事》中引述过程颢的一段话：“茂叔闻道甚早。王荆公（王安石）为江东提点刑狱时，已号称通儒。茂叔遇之，与语连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寝食。”这次剧谈语连日夜，谈了下来连“已号称通儒”的王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这说明王安石从这次谈话中受到极大的震动。北宋庆历以后，学者开始摆脱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开始注意从自己的体会出发来直接领会儒家经典的精神内涵，其中周敦颐的“濂学”开创了宋学之先河。他的《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中心命题，建立了一个囊括宇宙人生的庞大思想体系——本体论，而后来的学者们基本是沿着他架构的这一思想体系发展的。当时王安石的“新学”也代表了学术发展的一个方向;然而他毕竟为后学，或受到周敦颐思想的影响也有了类似的思考。在此之后他在所写的一篇名为《原教》的文章里有这样的描述：“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此吾所以异于韩子。”看来王安石的学说也有建立本体论的倾向;但他的学问比较博杂，而没有像周敦颐那样有一以贯之的体系，所以程颢批评说：“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要言不烦地以“太极”和“诚”贯通天人之理，奠定了北宋儒学复兴的基础，正是所谓“守约”的典范之作。周、王的会晤，王安石从周敦颐那里受到的启发或许正与这些哲学的深层次命题相关，因而才会让他退回居舍后陷入沉思，以至连吃饭和睡觉这样的平常事都能忘记。

难怪像蒲宗孟这样皇帝身边的侍读、能为皇帝写《起居注》、曾作过尚书左丞（副宰相）的人，在和周敦颐初次见面时，谈话会语连三日夜（这应该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退而惊叹曰：“世有斯人欤！”然后非要将待字闺中的六妹说与周敦颐作继室。

其时周敦颐高弟傅耆（嘉祐六年进士，累官至知汉州）在给先生的回信中亦说：“曩接高论，固多余意，行思坐诵，默有所得”，并称：“濂溪诗文，皆当世名公所为。”傅耆在评价周子所著《说姤》时称：“意远而不迂，词简而有法。”他更对先生的《同人说》推崇有加，认为《同人说》的思想及所达到的学术高度非常人所能及，若先生让人以“宗师”来仰慕一点都不为过，可惜的是这两部书都未能保存下来。

连大文豪苏轼在《故周茂叔先生濂溪》中也十分感慨：“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

著名文学家黄庭坚赞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句赞誉之词也最得朱熹的老师李侗所欣赏，他认为：“此句形容（周子）有道者气象绝佳。”

神宗朝时任崇文院校书、“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在周敦颐的《家谱》中有所拜题，称周子“春时和惠，感于厥躬，秋容高朗，严于厥中。预妙选于俊造，同六举而比隆。在闾里有表式后人之德;当居官有康阜繁庶之功。宜其钟灵毓秀，而有此爵位之崇”。

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于周子《家谱》题赞曰：“箕裘克强，潇洒出尘。身能改主，泽足及民。厥裔象贤，令范常新。”

周敦颐曾经的上司赵抃（曾官居神宗朝参知政事，有“铁面御使”之称），赞其为“天下之士子！”后荐之于朝，论之于士大夫，并成为终身的朋友。

北宋名相吕公著熙宁二年（1069年）在御使中丞任上时，曾给神宗皇帝写过一封荐牍：“臣伏见尚书驾部员外郎、通判永州军事周敦颐，操行清修，才术通敏，凡所临莅，皆有治声。臣今保举，堪充刑狱、钱谷繁难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后犯正入己赃，臣甘当同罪。其人与臣不是亲戚，谨具状闻，伏候敕旨。”这篇荐牍用词之恳切，举荐之得力，难能可贵。周敦颐在给吕公著的《谢启》中也说：“在薄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说明二人之前从无私交，“为公荐贤之心，日月可鉴”。吕公对周敦颐的信任完全是鉴于他当时的人品、官声以及学术思想在士大夫群体中的名气。神宗皇帝采纳了他和参知政事赵抃的意见，委任周敦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后转提点刑狱。

幸亏二程兄弟走了这一步

宋仁宋庆历六年（1046年），周敦颐在南安军司理参军任上。程颐在为其父程珦（时任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所作《先公太中家传》里回忆说：“公在虔时，尝假（代理）倅（副）南安军，狱掾周惇实（周敦颐原名）年甚少，不为守听知。公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从程颐的这段话可看出，他的父亲作为周敦颐的上司，在见到周敦颐那一刻，都有上述蒲宗孟、王安石、苏轼等人那样的感觉，不仅被他的相貌气度所吸引，更为他满腹才学所折服，便与之为友，“令二子师之。及为郎，每迁授当举代，辄以先生名闻。二子明道、伊川（程颐）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1032年），伊川生于明道二年。时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传》云：‘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周惇实（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手以《太极图》授之。’”（《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程颢虽未直接承认自己和弟弟向周敦颐拜过师，却也明白指出自己“与弟颐闻周惇实论学”。而当时大程才年十五，小程年十四，所谓“闻周惇实论学”，其实就是听周子讲课，讲者与听者之间实已构成师生关系。何况周子还将他架构的宇宙生成论的《太极图》亲手绘制给二程。如若没有这层关系，周子怎会将他学术思想中最核心的东西交（教）予他们呢？

《程氏遗书》卷二上载：二程“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吕大临《东见录》录。按，吕大临先师承张载，张载去世后，他又奔洛阳拜程颐为师。在此期间，他记录汇集二程语录，著成《东见录》）。此条为吕大临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周敦颐辞世六年时所录，应为事实。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程颢去世，程颐为其兄作《行状》时也讲到受学一事：“先生（兄）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就是说程颢在十五六岁听周子讲论道学时，开始厌弃了陈腐的科举考试学业，而有了追寻老师一道去开创新儒学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