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神话的概念与范畴

摘   要：古蜀神话属于巴蜀神话以及巴蜀文化的范畴。它依附于巴蜀地域，可分为狭义及广义两种形态。它们是生活于巴蜀地域的土著巴蜀人加上历代移民形成的以新蜀人为核心的汉民族（华夏人）共同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

关键词：巴蜀文化;巴蜀神话;地理范畴;民族范畴

近年来，随着川西茂县营盘山、成都金沙、广汉三星堆等考古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社会各界对古蜀文化予以了高度关注;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古蜀神话的高度关注。那么，“什么是古蜀神话”就成为认识和研究古蜀神话的首要问题。

一、古蜀神话的概念

“古蜀神话”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特指在古蜀地域产生和流传的各类神话故事。它与“巴蜀神话”及“巴蜀文化”的概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内涵和外延上，“古蜀神话”小于“巴蜀神话”，是“巴蜀神话”的一部分。同时，“古蜀神话”又和“巴蜀神话”一起，从属于“巴蜀文化”，是“巴蜀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1941年，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在《说文月刊》上以《巴蜀文化》为题撰文，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文中，卫聚贤先生说道：

四川在秦以前有两个大国——巴、蜀。巴国的都城曾在重庆，蜀国的都城则在成都。巴国的古史则有《山海经》《华阳国志》的《巴志》所载，惟其国靠近楚秦，故《左传》上尚有段片的记载。蜀国的古史，则有《尚书》《蜀王本纪》（扬雄作，已亡，他书有引）、《本蜀论》（来敏作，《水经注》引），及《华阳国志》的《蜀志》。不过这些古史既不详细且多神话，因而目巴蜀在古代没有文化可言。[1]

很明显，卫聚贤先生在文中着重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古代文献《山海经》《尚书》《左传》《蜀王本纪》《本蜀论》《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中记载有相当数量的巴蜀神话，且构成巴蜀古史的基本轮廓。然而他接着说到的“因而目巴蜀在古代没有文化可言”却让人脑子一下转不过弯来，觉得卫聚贤先生的论述有些自相抵牾——似乎是说古代的巴蜀神话不属于巴蜀文化的一部分。其实，卫聚贤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巴蜀文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巴蜀文化”，而是特指“巴蜀考古文化”。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卫聚贤先生通过对汶川石纽、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广汉太平场、成都忠烈祠街古董商店、成都白马寺等地的出土文物及文化遗址等地的考察后发出“故知其蜀人文化之古，而不知其蜀人文化之异”[2]的慨叹。这种慨叹背后，就隐约包含了“古蜀文化”或“古蜀神话”的概念。

卫聚贤先生之后，“巴蜀文化”成为一个学术概念而被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和其他文化学界广泛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推广运用，其范围大大超出了考古学本身。

特别是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巴蜀文化”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域文化概念被应用到巴蜀考古与巴蜀古代史的研究当中，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如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1941年）、商承祚《成都白马寺出土铜器辨》（1942年）、董作宾《殷代的羌与蜀》（1942年）及《古巴国辨》（1943年）、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1946年）等等。正如台湾学者许秀美在《巴蜀神话研究》一书中提到的那样：“这些探讨中，提出了‘巴蜀独立发展说’与‘巴蜀文化’一词之诠释”，并重点探讨了“巴蜀文化系统的归属、古代巴蜀的地理位置、文献记载巴蜀古史的可靠性、巴蜀遗物的辨认与断代”等四个问题。[3]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中都大量运用卫聚贤先生提到的“不详细且多神话”的古史文献如《山海经》《尚书》《左传》《蜀王本纪》《本蜀论》《华阳国志》《水经注》等等，将巴蜀神话纳入巴蜀文化的范畴加以考察和论说，只不过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巴蜀神话”的概念。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特别是四川本土学者沿袭了“巴蜀文化”的概念，通过众多神话色彩浓郁的巴蜀文献资料来研究巴蜀出土文物和巴蜀古代史，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其代表者有潘光旦《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1955年）、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1959年）和《巴蜀文化续论》（1960年）及《论巴蜀文化》（1981年）、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1959年）和《略伦〈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1962年）及《巴蜀古史论述》（1981年）、冯汉骥《关于楚公蒙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1961年）、童恩正《古代的巴蜀》（1979年）、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1981年）、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1983年）、董其祥《巴史新探》（1983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1984年）、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1986年）和《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987年）、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1989年）等。这些研究，将巴蜀神话融入巴蜀文化之中，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挖掘其文化价值，提高了其文化内涵。但是，应该看到，这些研究中并没有将“巴蜀神话”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加以明确。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巴蜀文化研究的深入以及国内神话研究的大热，“巴蜀神话”作为一个地方文化研究概念被提出，一批研究成果也先后出现。

1993年，巴蜀书社组织相关作者准备编辑出版一套《巴蜀文化系列丛书》，深耕中国神话多年的袁珂先生申报了一部20万字左右的专著，书名就叫《巴蜀神话》。这本著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出版，但是袁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前言以《简论巴蜀神话》为题发表在《中华文华论坛》1996年第3期（文章署名为袁珂、岳珍）上。差不多同时，贾雯鹤在《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2期上发表《巴蜀神话始源初探》一文，李诚也于该年在电子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巴蜀神话传说刍论》一书。“巴蜀神话”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正式登场。

那么，什么是“巴蜀神话”呢？

对此，袁珂先生在《简论巴蜀神话》一文中有这样的解释，他说：

巴蜀神话范围的界定，以历史地理的划分和广义神话的含义为前提。……中国幅员广阔，神话丰富，各个地域都产生有自己的神话。除了中原神话和巴蜀神话外，应该还有荆楚神话、吴越神话、闽粤神话、东北神话、西北神话等等。在神话的研究中，地域神话的研究显得特别薄弱。这是一个有待发掘、整理和研究的领域。巴蜀神话起源早，内容丰富，在所有的地域神话中，巴蜀神话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也是唯一可以和中原神话比肩并论的地域神话。巴蜀神话有自己独立的神话母题，充分显示出巴蜀的地方特色，值得进行专门的探讨研究。

也就是说，所谓“巴蜀神话”，袁先生认为其实就是巴蜀地域神话。它以地域区划为特征，与中原神话、荆楚神话、吴越神话、闽粤神话、东北神话、西北神话等相并列。从内涵上讲，巴蜀神话就是巴蜀文化的一部分，它“有自己独立的神话母题，充分显示出巴蜀的地方特色”。

同理，“古蜀神话”同样也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从属于“巴蜀神话”，是“巴蜀神话”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特指古蜀地域的神话。从文化概念上讲，“古蜀神话”也是“古蜀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属于“古蜀文化”。

从目前的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第一次从神话研究的角度系统整理古蜀神话，并将相关文献归入“古蜀神话”类的是袁珂先生。他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神话资料萃编》中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叫“古蜀编”，搜集编排了从上古蚕丛、鱼凫、杜宇、鳖灵、开明，到秦代李冰、二郎等一批神性人物的神话资料，使古蜀神话文献相对集中地展现出来，成为一个系统。[4]这里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古蜀神话”这个概念，但将相关神话资料归入“古蜀编”本身，就是对“古蜀神话”概念的肯定和说明。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古蜀神话”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概念不断出现在相关研究论著中，并逐渐成为与“古蜀文化”紧密相连的文化符号之一。

二、古蜀神话的地理范畴

前面我们提到，巴蜀神话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从内容上讲，包含了“巴神话”和“蜀神话”两大块，也就是指在“巴”和“蜀”两大地域上产生和流传的全部神话。关于巴蜀神话的地理范畴，袁珂先生在前述《简论巴蜀神话》一文里有一个简短的论述，他说：

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禹分天下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古代巴蜀的地域为九州中的梁州。《禹贡》云：“华阳、黑水惟梁州。”华指华山，位于现在陕西华阴县南。华阳即华山的南边。黑水是传说中西方的一条河流，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金沙江。不过关于古黑水的说法很多，至今尚无定论。从《禹贡》的记载看起来，古代的巴蜀地区东起华山之南，西至黑水流域，大概包括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及甘肃、陕西的南部和湖北的部分地区。晋代常璩作《华阳国志》，即以此为古代巴蜀的疆界，这也就是巴蜀神话所依据的地理范围。

但是，关于古代巴蜀的地理范畴，历史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疆域和范围，正如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所说：

巴蜀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有它不同的范围：有先秦巴国、蜀国的区域，有秦灭巴蜀后巴郡、蜀郡的区域，有汉初巴郡、蜀郡的区域，有汉武帝以后巴郡、蜀郡的区域，这些都显然各不相同。更应注意的是与巴蜀同俗的区域，那就更为广阔。[5]

也就是说，依附于巴蜀地域的“巴蜀神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地理范畴也是有所不同的。《尚书·禹贡》所说的“梁”是先秦时期一个比较大的地理概念，巴、蜀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巴、蜀的具体疆域和分界究竟在什么地方，由于史料的缺乏或语焉不详，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只有一个带有神话传说性质的“巴”“蜀”的概念，不过其大体位置还是能够明确的，那就是在今天的西南地区。

至战国时，秦惠文王遣司马错伐蜀后，分建了巴郡和蜀郡，其疆域和治地才大致明确下来。

据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巴志》和《蜀志》的记载，巴的疆域是：“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6];蜀的疆域是：“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7]。这个区域，按蒙文通先生的说法，基本上是秦灭巴蜀时的疆域。[8]它大致应该和先秦时期的巴蜀疆域差不了太多。

由于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古蜀神话问题，故关于巴的地理范围和神话暂且不论，只重点探讨一下蜀的地理范围问题。

按照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的说法，蜀的疆域是：“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具体来说，当时蜀的疆域东边与巴接壤，位置大致在今四川射洪、遂宁至重庆合川一带;南边与越接壤，位置大致在今云南、贵州部分及越南北部一带;北边与秦分界，位置大致在今陕西南部汉中一带;西边覆盖了峨、嶓（秦时的武都郡和汶山郡），位置大致在今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和陕西西部部分地区。显然，这是秦灭蜀时的地理范畴，并不是古蜀王时代的蜀地范畴。

对古蜀王时期的地理范畴，《华阳国志·蜀志》还有一种说法，其云：

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9]

这里所说的古蜀王杜宇时期的地理范畴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心区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边至四川理县玉垒山，南边至峨眉山城郭;二是外围区域，北边以秦岭山脉的褒斜山谷为前门，南边以青神熊耳山、芦山灵关山为后户，西北方以岷江上游的汶山地区为牧场，西南方以越巂、牂柯（今四川西南部的凉山、雅安等区域和云南、贵州北部）等地为狩猎区域，再加上岷江、嘉陵江、绵远河、雒水流域的大片区域，就构成古蜀王杜宇治下的地理范畴。童恩正先生说：“杜宇‘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虽是夸大之辞，但仍可以看出古蜀国的大致疆界。按褒斜在今陕西汉中，熊耳山在今青神县，这也可能就是当时蜀国直接统治区域的南北界。在西南，可能到达了今芦山、天全一带;在东面，则大致以涪江作为与巴的分界线。至于其间接统治或影响所及的地区，很可能包括了今西昌地区及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全部，以及云南北部。杜宇移治的郫邑，即今郫县，故瞿上城则在双流县南十八里。”[10]

很明显，这一区域要比战国司马错灭蜀时的蜀地区域要小一些，应该就是传说中古蜀国的地理范畴，主要就是现在所说的川西地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古蜀神话，也就应该在这个地理范畴之内。这个地理范畴相对狭小的古蜀神话，我们姑且称之为狭义的古蜀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