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影像志的滥觞：《西康影展》本末考

摘   要：1941年庄学本《西康影展》的成功举办，是我国影像人类学创始初期的重大文化事件，标志着由国人自己创立的中国民族影像志的发端与确立。影展对于今后西南地区边疆调查的深入乃至我国民族学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 庄学本;西康;摄影展;影像人类学

庄学本（1909—1984）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者、纪实摄影大师，也是影视人类学的先驱。[1]1935年，其被国民党政府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聘为摄影师，由兰州进入青海;1937年，由玉树出发东进，经石渠、甘孜、康定而至蓉。这次行程，拉开了他康藏摄影工作的序幕。1938年，他又受“聘任西康建省筹备委员会参议，次年改称顾问，兼西康省通志馆筹备委员”[2]。他由此在西康省开展了广泛的民族调查与影像记录工作。1940年，他萌发了将此前康藏摄影作品整理结集的念头。在西康省政府和刘文辉的大力支持下，1941年，《西康影展》在重庆、成都、雅安三城市隆重举办，社会名流、政界权贵纷至赞誉，观影者众，盛况空前，震动学界。这次影展对于此后西南地区边疆调查的深入乃至我国民族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将此事件视为中国民族影像志的滥觞，也名至实归。

一、《西康影展》产生的背景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忧外患，民族苦难深重。日寇长驱直入，国土东部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僻居边陲的西南，国防战略地位陡然跃升。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由东转西。西康省的筹备与建立，刘文辉殚心竭虑经营西康，皆借此背景。《西康影展》的产生与成功举办，也概莫能外。

（一）西康国防战略地位提升，社会对西康的关注度与求知感大涨，为庄学本的创作及《西康影展》的举办铺奠了深厚的时代动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全国各界向内地大迁移。国民政府、民族工业、高校等全方位大转移进入西南地区，四川一跃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巴蜀之地自古为“西南夷”聚居之处，民族众多。开发与经营“边疆”与“边地”的理念，由此深入人心。“西南由我国的边防要地变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事关抗战大局，为争取抗战胜利，增强抗战力量，稳定后方，民国政府急需了解西南的民族状况，尤其是了解居住在西南边境一线的少数民族情况。”[3]

1939年，西康正式建省，其地处青藏高原东段，高山连绵，峡谷幽深，地势险要。它内扼川、滇，外控藏、卫，北达甘、青，南通印、缅，成为全国抗战大后方的屏障，国防战略地位突出。“现在川康不仅负了最后根据地之名，早已尽了最后根据地之实。就今日之情势言，无川康即无中国;就今后之情势言，保川康即是保中国。老实说来，无川康谁来保障中国，无川康谁来复兴中国。今日之川康，很显然的不是站在地方立场说，而是站在国家的立场说。”[4]西康国防战略地位的提升，使社会对西康的关注度与求知感大涨，这为庄学本的创作及《西康影展》的举办铺奠了深厚的时代动因。庄在谈及办影展的初衷时，也与这一大背景不谋而合：“现在西康已较三四年前被人重视了。廿九年春天我在康南作最后一次考察后，预备将所得的印象汇集起来，作一个总的报告，使西康的实际情况传达出去，聊答三四年来作客之情。”[5]

（二）西康建省筹备及立省后的建设工作，十分重视社会与民族的各项调查工作，省政府多次广邀各学科人才组团赴康考察，为庄学本的创作提供了便利的空间

西康地处青藏高原，气候极寒，至20世纪中叶交通条件仍堪称恶劣，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地情复杂，省情资料又极为匮乏。在“西康热”的推动下，社会方方面面均加力推动西康省情的全面调查工作。“西康改建行省以后，有若干人、若干团体抱着‘新’的希望，来到西康考察。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究竟为的是什么？就是想来认识新西康，发现新价值。”[6]

刘文辉在西康建省筹备及立省后的建设工作中，极其重视社会与民族的各项调查工作，以期真实而详尽掌握省情要况。1938年夏，他便以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亲赴武汉，“诚邀各专家入康考察，以作为将来之施政方针”[7]。建省后，更广纳各路英才入康调研。如1939年春，他邀请金陵大学教师孙明经作为摄影师随川康科学考察团赴康考察并拍摄纪录。1938年，刘文辉亲邀庄学本任西康建省筹备委员会参议，1939年又聘其为顾问兼西康省通志馆筹备委员。客观上，这为庄在西康省开展广泛的民族调查与影像记录工作，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这段时期（1938—1940年），庄先后赴丹巴等地考察嘉绒藏族，到越西、昭觉、西昌等地考察彝族，赴巴塘、得荣、康定等地考察康巴藏族，收获甚钜。《西康影展》的作品，除36《威州索桥》、45《威州古碉》等[8]3张外，全为西康省影像，创作时间也几乎源于此一阶段。

（三）西康立省后，刘文辉对康省的文化发展及对外宣传格外重视，为《西康影展》的举办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化”实乃刘文辉西康施政的核心。三化之中，“同化”与“进化”都与文化息息相关。故刘对康省的文化发展分外关注，在其“化边地为腹地”的新西康第一进化目标中，就有“变落后的文化进化为前进的文化”的理想。其在人力、财力的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如伍培英、唐会昌等人1941年年初在雅安以旅店房舍为址自办《健康日报》，创刊后不久，刘文辉便拨专款给该报租铺面、添置设备与装修门面。

刘文辉对于西康文化与对外宣传方面的支持，在《西康影展》一事中也体现鲜明。本次影展由“西康省政府”主办，影展涉及的费用乃至出版事宜，由西康省政府全额承担。这在庄学本的自述文中也有所反映：“当时蒙刘主席批准将照片编一册专集，再放大举行影展。”[9]

（四）时处西南边疆的民族调查高潮期，西南边疆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为《西康影展》的举办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重心西移，边疆研究中心也西移。国家依靠西部抗战，西部边疆的战略地位空前提高，边疆研究的战略色彩也更重。大批西迁学者研究西部边疆，造成了‘七七’事变后边疆研究第二阶段的新高潮。”[10]马长寿在总结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热潮时，对之有更加形象的描述：“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无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其所学学科与边疆有密切之关系，其谈也固无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11]

国人对西南边疆普遍的关注与热情，学界对西南边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加上西康因其特殊的历史原由与地理位置，此时，更加倍受关注。这一切，无疑为《西康影展》举办的成功，先期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与舆论根基。事实上，《西康影展》之举办过程中，社会各界均鼎力相助，为展出的圆满各尽己力。这其中，任筱庄（任乃强）提供了学术指导，展出时又有渝、蓉、雅三地友人出手解困。如在成都展览时，原预选地点有三处，即青年会、少城公园或华西协合大学。但庄实地考察后，以为三处各有缺陷：青年会太小;少城公园中山纪念堂光线过暗;华西协合大学路程太远。四川博物馆馆长冯汉骥主动提供位于城守街四川图书馆二楼上的大办公室四间，供作会场。庄认为此处“光线充足，地址宽敞，陈列后非常生色”，十分满意。在庄其后的关于影展的总结性文章结尾，对社会各界的支持，也有专门致谢。

客观而言，庄学本川康民族影像志的创作乃至《西康影展》的举办，既是西南边疆民族调查高潮期的直接产物，也是西南边疆民族调查高潮期的重要成果。

（五）庄学本先期的民族影像志作品的大量发表与相应展览，早已引起社会及学界的关注，为《西康影展》的举办营造了有利的学术环境

以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羌戎考查记》为标志，庄学本已完成由公司职员转变为西南民族田野考察学者、由摄影爱好者转变为民族影像志纪录者的身份的蜕变，这当然与其自身的刻苦钻研密不可分，也与其长期的田野考察经验的积累大有关联。不仅如此，在精研摄影技术与器材的同时，庄学本也重视民族学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育。比如1935年经丁文江介绍，庄曾赴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学习人类学相关的知识与专业方法。这一切，使庄早在其个人民族影像志创作的初期，便以丰硕的成果、专业的品质引起国内民族学界的注意。

1934年，庄拟以《良友》画报、《中华》画报和《申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赴藏被拒，经朋友斡旋在蒙藏委员会以“开发西北协会”调查西北专员的名义办了护照，在川西藏羌地区广泛调查，一路拍摄出上千张照片和考察日记，由《中央日报》《申报》《良友》《中华》等报刊发表。这些报刊大多为当时主流媒体，影响甚大。如《良友》杂志为中国第一本大型综合性画报，发行量曾高达40000多份，远销美国及东南亚诸国，号称“良友遍天下”。1935年该刊（共12期）以《古昆夷之遗族》《淘金记》等为题发表庄照片（均有田野考察性质图注）61张，1936年该刊（共11期）以《恋爱在青海》《西游记》等为题发表庄照片（均有田野考察性质图注）57张;1937年该刊（共9期）以《青海刹巡礼》《游山会》等为题发表庄照片（均有田野考察性质图注）12张，1940年9月该刊又推出主要由庄撰稿供图的《新西康专号》，分军政建设、资源蕴藏、山川地理、民族社会、名胜风景等五大类，刊发图片达百余张之多。《中华》杂志1935至1939年，共刊发庄照片59张。《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报纸，其读者广泛，发行面广。该报纸也大量发表了庄的文图作品。1935年，庄又将在川西藏、羌地区的摄影作品于南京举办了“个人影展”。

庄学本民族影像志作品的大量发表与南京个人影展的举办，渐形成其民族影像志的影响与感染力，从而不仅拉开了庄氏以后一生致力于民族调查与影像志纪录的序幕，也使其开始受到社会及学界的关注。这为他今后《西康影展》的成功举办，营造出有利的学术环境与理论氛围。

二、《西康影展》的经过概况

1940年7月，在完成良友图书杂志在《良友·新西康专号》的撰文配图工作后，庄学本即赴成都筹备影展，整理图片，赴成都放大、装裱。以上工作完成后，1941年2月12日，其携两箱照片（285张）搭车赴重庆布展。

（一）《西康影展》的地点、时间

2月15日，《西康影展》预展在重庆古物展览会馆（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历史学会古物展览会馆）开幕。至该年5月7日为止，影展在渝、蓉、雅三地集中展出;事后，应西康省政府要求，又为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一二期学生间断展出两次。依庄氏本人的统计，举办影展的都市有三处：重庆、成都与雅安;影展会场八处，其中重庆四处，成都、雅安各两处;陈展九次，其中重庆四次，成都二次，雅安三次;展览凡37天，重庆18天，成都9天，雅安10天。观众共计约20万人次。

（二）《西康影展》的作品内容

《西康影展》所选作品的创作时间从1938年至1940年9月，所选图片285张，涉及西康省的23个县，雅、宁、康三属的山川地理、风土人物皆有所反映，内容广泛，地点众多，包括康属之石渠、甘孜、炉霍、道孚、泰宁、康定、丹巴、九龙、雅江、理化、巴安、义敦、得荣等13个县，宁属之越嶲、冕宁、西昌、昭觉、盐源、汉源等6个县，雅属之荥经、天全、雅安3县。民族以汉、藏、彝为主，也间涉羌、苗、纳西、摩梭等民族（族群）。

《西康影展》创作题材以人像摄影、风光摄影及记录摄影为三大主题。民俗摄影色彩浓郁，民族影像志的主题表达鲜明，民族元素突出。展出依图片编号排序可细分为军政要员（1）、山川形势（2—27，41—43）、矿产资源（28—30）、交通旅程（31—40，44，268）、民居建筑（45，74，77—78，265，274，277）、寺庙建筑（46，150—152，163—165，270）、风景名胜（47—53，94—99）、服饰文化（54—55，60—67，82—83，87，215—223，264，266，276）、人物肖像（56—59，79—81，89，106，108，153，263，272—273，278）、生产劳作（68—73，75—76，86，88，105，107，111，227—228，233，279，281—282）、饮食文化（84—85）、动物（家禽）影像（90—92）、民间信仰（93，102，167—168，224，269）、商贾活动（100—101）、宗教活动（103，154—155，166，169—174，241—246）、音乐艺术（104，229，275，280）、体育活动（109）、植物图谱（68，110，283—284）、民间器物（107）、丧葬礼俗（117—123，254—262）、节庆活动（124—126）、舞蹈艺术（127—135，271）、生活纪实（136—138，225—226，230—232）、戏曲艺术（139—149）、文物古迹（156—159）、绘画艺术（160—162，247—248）、武装斗争（234—240）、婚嫁礼俗（249—253）、政治活动（267）、作者照片（285）等30小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