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三杀、三宥”说

摘 要：《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参加省试的文章，由于文中使用“三杀三宥”的典故出处不确，引起历代学者争论。实际上，苏轼在引书时使用了櫽栝整合的方式，在当时并不违反考试规则，并得到欧阳修考官以及其他考生的认可。苏轼之母程氏自幼培养苏轼忧国忧民的情怀。青年苏轼借古人之口提出“三杀三宥”说，就是他愿为天下苍生解除疾苦的最初的宣言。

关键词：耳食之言;想当然耳;櫽栝整合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礼部试，所考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三杀、三赦”典故。这个典故的出处引起了一些议论，宋人的著作有所记载，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云：

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

宋代另一位学者龚颐正《芥隐笔记》卷上也有记载：

东坡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其间有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以问苏出何书，答曰：“想当然耳。”此语苏盖宗曹孟德问孔北海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出何典，答曰：“想当然耳。”一时猝应亦有据，依东汉孔融传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宋代诗人杨万里《诚斋诗话》也有记载：

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是其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然予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于尧。

陆游、龚颐正和杨万里都是南宋时人，他们彼此的年龄相差几岁到十几岁，距苏轼出生的时间晚一个世纪左右，因此他们记载的苏轼这段典故，不会亲聆自当事人，只能是耳食之言;既是耳食之言，难免有所出入。关于三杀三宥的出处，陆游所记苏东坡的回答是“何须出处”，这等于说没有出处，不必去追究。龚颐正的记载，苏轼的回答是“想当然耳”。这个“想当然耳”，龚颐正解释为苏东坡仿效孔融回答曹操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以今度之”（指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甄氏赐其子丕，实对曹操暗含讥讽），故“想当然耳”。这个解释仅仅是一个推测，难以确认。杨万里却袭用龚说，但解释稍详。他记载孔融回答“想当然耳”的典故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注》。这个记载却存在问题;因为孔融传见于《后汉书》，《三国志》并没有为孔融立传。但杨万里觉得用孔融“想当然耳”来回答“三杀三宥”的出处似乎也不甚妥当，故又引《礼记》一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如果我们根据宋代的科举制度来推敲“三杀三宥”的出处，可以发现陆游所记苏轼语“何须出处”，龚、杨二人所记出于孔融“想当然耳”都有悖于当时的科举制度。但杨万里又认为这个典故可能出于《礼记》，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文再讨论。这里先说说“何须出处”和“想当然耳”何以有悖于当时的科举制度。

自隋代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历代科举考试都以儒家经典和前代诗赋为主要内容，宋代也是如此。如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国子祭酒刘爚上书言：“国家以科举取士，三日之试，虽兼策论，而去留之际，必本经义、诗赋。”[1]这是说，科场中的文章诗赋，其内容都要根据经义和前代诗赋，而不能随意杜撰。又如庆历四年（1044年），臣僚上言改更贡举进士所试诗赋策论，这时欧阳修上书说：“凡贡举旧法，若二千人就试，常额不过选五百人，是于诗赋策论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选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试之官殆废寝食，疲心竭虑，因劳致昏。故虽有公心，而所选多滥，此旧法之弊也。今臣所请者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误引事迹者，亦限件数，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试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2]欧阳修列出七种不合格者建议先加以淘汰，以减轻考试之官的工作强度，其中有“误引事迹者”。这个“误引事迹”当是指策论中所引经典、诗赋的典故、文句有误，若积累到一定数量，就要加以淘汰。欧阳修的这个建议不一定全为朝廷采纳，但可以知道，七种不合格必为考试之官所排斥。

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轼“三杀三宥”的典故。苏轼在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段对话的出处，苏轼在他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实际上已经点明：“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其吁俞之声，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文中提到的尧、皋陶、四岳、鲧等人物，都见于《尚书》的《虞书》里的《尧典》和《舜典》。故按照苏轼的暗示，皋陶与尧的这番对话应在《尧典》和《舜典》里面。

但是在《尧典》和《舜典》里，我们却找不到皋陶和尧的这番对话。由于《刑赏忠厚之至论》是苏轼参加省试的文章，并被收入苏轼的文集，故很受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以后的北宋时期，没人对“三杀三宥”说提出疑问;到了南宋，却被人注意到，苏轼引用的皋陶和尧的这段对话并不见于《尧典》和《舜典》。如果按照宋代科举考试的规矩，苏轼使用的这个典故，与经义、诗赋不合，至少属于“误引事迹”，应属淘汰之列。尽管他当面向考官欧阳修作了说明和辩白，但据陆游等人的记载，他的说明辩白是苍白无力的，“何须出处？”“想当然耳！”这样的说明和辩白显然不足以说明他使用的这个典故是符合规定的。杨万里还说，苏轼回答欧阳修的疑问时，竟说这个典故出于《三国志·孔融传注》，其意在请欧阳修据孔融回答曹操事，推断“三杀三宥”应有其事。但这是一种类比的说法，不能判断为必真;更何况《三国志》未立孔融传。苏轼熟读群书，应该知道这一情况。如果他知道这一情况还要这样回答，便属有意误导——从苏轼平生为人来看，他不至于如此。我认为这是杨万里据耳食之言所作的误记。

但杨万里又认为“三杀三宥”典故出于《礼记》“狱成，有司告于王”一段。其实杨仅仅是概略的引用，原文见于《礼记·文王世子》：

公族其有死罪，则磬于甸人。其刑罪，则纤剸，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变，如其伦之丧，亲哭之。

这段话是说公族有罪，有司与公关于案情处置的对话。有司报告说某有罪，公说宥之;有司再报，公仍说宥之;及至三宥，有司不再回答，把案子交给甸人执行。公再追赦也来不及了。还有一些文献有类似的记载，如《礼记·王制》：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

这段话把审判案子程序叙述得更为详细：先由司寇根据法律审案，司寇审案要“三刺”，刺是深入讯问之意。郑玄注三刺是：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案子再上报大司寇，大司寇再审后报告于王，王再命三公听取案情并参与意见，然后三公再报告王，其间王“三又之”（郑注：又当作宥，宥，宽也），最后才下令执行判决。这段话与《文王世子》中，有司三次审判都判决有罪，公三次赦宥的意思基本上相同。《周礼·秋官司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壹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这个司刺的权限把《王制》里面审判案子的程序都概括进去了，但其三宥三赦与《王制》三宥相较更加具体。司刺的三宥三赦是根据几种不同情况进行的，《王制》的三宥是审结案子后的赦宥，其意旨却是一致的。此外，《孔子家语·刑政》也有与《王制》大体相同的记载，只不过把这些内容以孔子与仲弓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礼记》《周礼》《孔子家语》等著作中的“三罪三宥”或“三刺三宥”，与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三杀三宥”其实大同小异;但是，苏轼所引“三杀三宥”是以尧与皋陶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不见于《礼记》等著作。那么，苏轼使用的这个典故是否属于杜撰或“误引事迹”，有悖于当时科举考试的规则呢？

如果按照现代的学术规范，我们在引用典籍或他人著作时，必须忠于原著，每个字，甚至标点符号都不能有误，并且要把出处准确地加以注明。但在古代，撰述者在引用时往往有所增减或改动，取其大意而已，其出处也只提提书名（偶尔提及卷数），这种引用方式在著作中，在科举考试中，甚至在上奏皇帝的奏章中都随处可见。例如：《论语·八佾》：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此二句在《中庸》里面，却引成：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今用之，吾从周。”

《中庸》把《八佾》的两句话并为一句，文句也有所改动，尤其是把“宋不足征也”改为“有宋存焉”，意思已有一定变动。清代阎若璩的解释是：“《论语》‘杞宋并不足征’，《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孔子世家》言：‘伯鱼生伋字子思，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中庸》既作于宋，易其文，殆为宋讳乎？且尔时杞既亡而宋独存，易之亦与事实合。”[3]这是说子思曾困于宋，但因他在宋作了《中庸》，曾经客居其地，故要尊重其地，对其地凡事要有所隐讳，这才是君子之风。（杜甫诗“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与此意同。）孔子说“杞宋不足征”，似乎把宋的地位贬低了，故子思把“宋不足征也”改为“有宋存焉”。这是阎氏的一个推测，倒未可必。但子思引用孔子的话，却说明了古人引书，有时可以出于己意加以改动。

苏轼文集中，许多文章都有引书，其引用方式也和前人一样，对引书内容往往有所增减改动。如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参加学士院试，这是取得馆职的重要考试。《宋史·苏轼列传》载，他“试二论，复入三等，得值史馆”。我们且看他所试二论之一《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中所引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关于《春秋》的一段话：

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夫礼义之失，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苏轼所引这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把苏轼的引文和原文对照之后，可以发现，苏轼的引文把原文省略了一半还多，有的句子前后颠倒。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这样的引用已不能叫引用，而几乎应叫改写了。但这样的引用显然得到考官的认可，因为苏轼这次考试又获三等，与嘉祐五年（1060年）试制策同样的高第。又如苏轼《上神宗皇帝书》引用《尚书·洪范》云：

《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言而作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