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传世，风范长存

摘   要：王文才先生的《〈西使记〉笺》和《〈益州记〉笺》文献资料翔实，考证精审，言之有据，力求还原历史真相，为人们展现其时西域及益州真实的地理人文、风土人情。《〈记〉笺》将方志注释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展示了王文才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为西域和巴蜀地域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关键词：《〈记〉笺》;笺注;西域;巴蜀

四、纠谬补阙，见解精当

合集《〈西使记〉笺》与《〈益州记〉笺》（简称《记》或《〈记〉笺》）的内容属于地域文化史，是王文才先生精笺细注，翔实考证的成果，为目前对《西使记》《益州记》两本地理文献笺注颇为精细的笺注本。其求同存异，力图还原真相的笺解，补充史实，笺要梳正，为后世学人探究西域与巴蜀地域文化，进行学术创新和学术研究，拓展空间思维，充实研究内容，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前期资料。

其中的《〈西使记〉笺》，乃一重要的西部历史地域文化文献笺注本。《西使记》自面世以来，就为历代史地学者重视，不少地域学与历史学专家学者纷纷为其考证，议论纷纷，各执一词。文才先生的笺注，接近原著，更加接近本意，其价值意义也自然得以彰显。应该说，文才先生的笺注本对当今西部地域文化史的研究极为重要，尤其是对现今的中西文化交流，包括中国西部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地域文化历史的了解，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和意义。

《西使记》面世比较早。关于成书的年代问题，按照文才先生在《〈记〉笺》中的说法，其成书年代为13世纪的50年代。其著述者为常德。其时，常德奉朝廷之命出使波斯，途经中西亚地区十个国家。他将沿途所见所闻均一一记载下来，由此，《西使记》实际上是一本“行纪”。常德于记叙中时有杂议，有的针对蒙古帝国的第三次西征。就《记》本身而言，则实录了其时中国西部和中西亚十国的山川名城、异域奇闻与民族风情。

多年前，王文才先生即为此《记》作笺，并请史学前辈徐中舒先生为笺注本题名《西使记笺》。最近，由王先生后人将其整理完毕，即将出版。

蒙元时期，使节往返中亚，留下各种行纪。清代后期，我国疆土受到列强的侵占和觊觎，边疆地理之学，蔚然而兴。稍前，徐松、魏源等爱国学者，即已投入西北地理的研究;同治以后，随着边境多故，领土沦丧，许多地理学家带着沉痛的心情，上溯历代版图，详究西域沿革，从事元人行纪的整理，成为一时风尚。同光年间，李光庭的《汉西域图考》，列举后代异名，洪钧采用西亚史料，证补《元史》地志，皆引证元人行纪，考究古今变革，和中西异译，山川地望，历历可数。再后，李文田注释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丁谦考证常德的《西使记》，亦就驿站城郭，求其所在，并多援据洪钧译文，可信度过于《图考》。这些著作，蓝缕草创，限于当时的条件，有些地方尚待订正，但他们取得的成绩，应予重视。这些行纪，欧洲亦有译本，注多取材于西方文献，遂使清人著作淹没无闻。如上世纪初期欧洲译注的《西使记》，即偏重于西亚史料，今已难见;若能参证汉籍记载，可相得益彰。

关于《西使记》的著述者问题，文才先生指出，原本是常德所著，后经刘郁修订，据此，或被认为刘书。有关传世的问题，文才先生认为，其全文最早载入王秋涧全集的《玉堂嘉话》中，由此，得以面世并传布，似曾删节，所存无多。晚清单刻凡十余种，讹误滋增。李光庭（廷）、丁谦只就《古今图书集成》本加以考订，而释地又过简略。至王国维详注邱长春《西游记》时，并及此编，遂取《秋涧全集》以校《四库全书》本改译的人称地名，偶有批语数条，“乃欲各为笺注，而未成书”。而王文才先生所为，乃以弘治本《秋涧全集》为主，参校《说郛》以下重要单刻，并李光庭、丁谦、王国维三家校本，以正误文。采录汉唐以来史传和行纪杂著，兼取阿拉伯旧史，依据前人和冯承钧考释的西域地名，试为集注。先生积年有学，淹博精审，笺注用力甚勤，广事增补注释，在解析中，道出了两《记》的主旨，从义理和结构上剖析，从叙述层面上补充解读，从《记》本身所蕴含的情感出发，以究其意。“笺注”不仅需要注者广泛地阅读他本，还要具有细心严谨的治学态度。文才先生在添加增补时，并未轻易下结论说哪个版本的字是原字，而是客观介绍他本情况。他广搜异本，比勘文字，以减少文字差错，不诬古人，不误今人，依据资料对其进行考核、证实和说明。在《〈记〉笺》中，文才先生或对其进行考证，对其中的人、事、地、名进行详查，为今天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文才先生于考证严谨求实，每一步工作，都是对研究的一个贡献，都是在向真理靠近。他大胆怀疑，小心求证，努力探求史实，精校精勘，翔实考证，使两《记》颇为完善，为后代学人进行学术创新和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矻矻笺注、疏证，重点笺注背景，追求文旨的阐发，具有极强的学术性。这一笺注形式的发展最能呈现蜀人治学的追求。其征引，或考证本事，或因人而附载相关佚闻。《〈记〉笺》对人物故实和背景的展示，通过对有关人物的逸闻轶事的发掘，以求知人论世，使读者获得别样的阅读体验。

受自身学养和治学习惯的影响，文才先生搜奇爱博，钩新摘异，在轶事的挖掘，故实的搜罗，本事的考证方面用力颇深，学术功底深厚，展现出以史作注的风格，具体体现在故实的网罗上，记载与评价甚为详实。他于原书基础上补充史实，解释原文，内容比正文更丰富，更具价值。先生重视史实，笺注繁征博引，考究精研，补充史料，纠谬补阙，见解精当，体例严谨，尊重史实。

五、采摭编纂，考订谬误

文才先生笺注之《益州记》，为《华阳国志》以外古代巴蜀最有价值的地方志之一。其记载内容包括古代成都地方的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涉及面广，诸如古代巴蜀的界山、“峨眉天下秀”的由来、“僚人入蜀”、秦汉三国时期巴蜀的水利管理、“都江堰”之前的都江堰、唐宋时期成都府辖县乡里、魏晋时期盐铁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李冰所穿“二江”、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盐业生产、成都城坊、历史时期边疆政区的时效性与设置路径、成都平原地域景观体系，以及蜀地的民族文化、巫鬼文化等等历史问题，极具地域历史文化价值。但由于原始文献有较多散佚，加上传抄中不少错误，便需要勘误，以尽量接近原始真相。如关于《益州记》的作者问题，有学者认定是任豫（预），有学者认为是李膺，而文才先生则指出，任豫、李膺所著的《益州记》“宋代以后”，“二书已亡”，但是，“在唐宋类书、地理书和诗文注中，留下大量的佚文”;而“唐宋以来，史书方志多误署作者，改窜原文，或者不能区分侨县与旧址”。其最有考辨价值的六朝时期之巴蜀方志要籍，当首推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再就是南朝任豫、李膺各自的《益州记》。二书虽然亡于宋元之间，但“在唐宋的类书和地理书中还保存大量的佚文”，“有时只录书名，不标作者，遂不能分辩是谁所著”，“只好合而论之”。该《记》为“任豫、李膺所著”。文才先生这种“只好合而论之”之笺注方法，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地理类》所指出的：“其书虽不尽传，而大要亦多杂载事迹，取备掌故，则掇拾搜罗，正考订者所不废。”正是基于这种“掇拾搜罗，正考订者所不废”之“笺梳”理念，文才先生通过考订笺梳之《〈益州记〉笺》，一方面可以补充《华阳国志》之不足，一方面还可以纠正明清地理书的差误，因此，文才先生“任、李”“合而论之”的笺注本对于益州历史之州郡建置、迁徙，以及水道、名山、胜迹等等记载笺注详实，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给后来编撰地方志与研究地域文化者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王文才先生之《〈记〉笺》在原本所记载的州郡建置、沿革、大事、山川、名迹等方面，综贯深究，发疑正误，对传抄中的讹舛均一一校勘，以还原史实。如关于成都“少城”的记载，《益州记》云：“少城与大城俱筑，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文才先生于《〈记〉笺》中据此指出，可知原初“少城”“大城”是相互接壤的，“大城”居东，“少城”在西，故而左思《蜀都赋》云：“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号曰成都。辟二九之通道.画方轨之广涂。市廛所会，万商之渊。亚以少城，接乎其西”。“亚以少城”之“亚”，意为“次”;也就是说，在布局上，“大城”较“少城”次一等，在其西边。其时这里商市汇集，许多商人都汇集在这里。从历史上看，秦惠王灭蜀之后，曾派遣张仪、张若主持成都的建造，规定其建造“与咸阳同制”。正因为此，所以成都有“小咸阳”之称;也就是说，成都的城建布局规划，就是西面小城连结东面大城。按照相关文献上记载，蜀都，即成都，其建造布局，正是小城紧接在大城之西。具体说来，就是李膺《益州记》所记载的“少城与大城俱筑，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也正是这个原因，成都古城略呈方形，每面三里，中间隔有南北向的城墙，以此把方城分隔成西面小城和东面大郭，小城与大郭的南北长度相同;只是东西宽度有大小之别，因此小城成狭长方形，大郭成较宽的长方形。[1]秦都咸阳的格局与此相同，只是规模格局较大。同时，既然成都的城建造型有“金城石郭”之谓，表明成都古城的布局确实是采用“小城”和“大郭”相连的。“少城”接壤于“大城”的西边。

文才先生之《〈记〉笺》的突出特点就是笺注准确精当，校记清晰详细。其笺注凡文中有不同处，对照各个参校本逐一校对，以便于读者获取更多的资料，了解不同记载的差异，自行甄别。因此，文才先生的“笺注”信息量很大，与巴蜀地域文化史相关一些背景信息，在笺注中都有所涉及。阅读其笺注本，可以从中了解到有关成都“少城”“锦里”“二江”“合江亭”等的由来史。文才先生广搜文献史料，先做考证，再下结论，考证严密，行文严谨，不仅对史实的考证有理有据，在细节处亦不容马虎。他对史实力求客观与准确还原，着重注明本事、名物，包括史料;笺解及校对严谨详实，参考史料丰富，对益州的自然山川和历史人文故实，笺注精微、完备，资料宏富。如关于成都锦里，文才先生于《〈记〉笺》中指出，《益州记》云：“蜀时故宫，其处号锦里。”正指少城西北之锦浦里，里有锦池因名，与少城西南锦官所在之锦里各别;是宫址在少城，与州治异区。晋太康八年武帝封子颖成都王，改蜀郡太守为成都内史，治在少城，州仍大城。

又如有关郫江，即沱水与流江“二江”的记载，文才先生《〈记〉笺》指出，唐志所称之“流江”，实常志之“检江”;然而“蜀中又谓”成都附郭郫江支流经笮桥、渎祠之锦水为流江，这应该是六朝之习称，宋人犹沿其名，以“锦水当“大江”，下与“江安河汇，“水以互注，而名乱举”，亦习例也。又谓“郫流二江合于成都东，又东流与新开河水合，江水于是有锦江之目焉”。其以“锦水为流江，失古义矣。扬雄《蜀都赋》状成都形胜云：“两江珥其前，七桥带其流”。七桥所在之两江，方为“郫江之二支，皆成都江，并在城南附郭。六朝以锦水为流江，正指其南支。北支亦循城西而南，高骈筑罗城，始改经城北而东。《〈记〉笺》又引吕大防《合江亭记》记载云：“今成都二水，皆江沱支流，自西北而汇于府之东南，乃所谓二江双流也。沱旧循南隍，与江并流以东。自高骈斥广其城，遂塞縻枣故渎，始凿新渠，绕出府城之北，然犹合于旧渚。旧渚者，合江故亭。”如此等等，《〈记〉笺》以各种引证力求还原本初。不难看出，文才先生对蜀中地理与历史事件了解甚细，把握甚准，所引文献资料翔实，以资料为依据，具有科学性与可信性。文才先生对所笺注古籍，删去某些不实的资料，又补进一些更为科学的资料。对某些关键性的字词，则一一穷根究底，披精入微，用浅显通俗的文字加以注释，尽量使之贴切、晓畅，便于读者准确地领悟史实。其笺注贵以精确研究，广搜材料而论断极慎，了解与钩深致远;还广纳众家之说，包容历代有关解释且谨慎选择，重新笺注，使后人能获得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与理解。

基于此，文才先生的笺注本，将方志注释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方志研究开辟了一种由注释入手进行研究的良好学风，其校勘成果，辨章学术，思致细密，引书繁富，使读者一目了然，具有很强的学术性。文才先生笺注本，记州郡所在甚明。文才先生遵循求实、慎断的笺注原则，展现出其笺注方法多种并用的学术功力和精湛深厚的笺注功底。就其笺注指导原则看，文才先生在笺注过程中，往往搜罗很多例证加以证明，觉得可靠的才进行改补。比如，在文字内容的笺注上，文才先生运用了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多种笺注方法。其笺注求同存异，还原了《益州记》所记载的地域风情真相。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强调指出，“笺注”的要义是，“或正其文字，或厘定其句读，或疏其义例”[2]。也就是说，为古书作“笺注”不仅需要笺者广泛地阅读他本，还要具有细心严谨的治学态度。文才先生在为《西使记》作笺中，采录其问世以来的史传和行纪杂著，兼取旧史，依据前人考释的西域地名，为之笺注。先生积年有学，淹博精审，笺注亦用力甚勤并增加校语于注文之后。文才先生在添加增补时，并未轻易下结论说哪个版本的字是原字，而是采取了十分谨严的态度，客观介绍他本情况。他广搜异本，比勘文字，以减少文字差错，不诬古人，不误今人。

考证严谨求实，每一步工作，都是对研究的一个贡献，都是在向历史真相靠近。正是这种小心求证，努力探求史实，精校精勘，翔实考证的做法，使《〈记〉笺》记载充实完善，具有极强的学术性，为当今相关方面学人进行学术创新和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才先生的这种笺注形式最能呈现蜀人治学的追求风貌。文才先生对文献的征引，或考证其本事，或因人而附载其佚闻。《〈记〉笺》对人物故实、名物山川、区域地理、城邦建筑布局规划和文化背景的展示，乃通过对有关逸闻轶事的发掘成文，以求知人论世，识地知天，使读者获得别样的地域文化知识与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