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世界经济“不确定”中的“确定”

如果说俄乌冲突是美国挑事的结果，那如今的中东战火则更有些美国在中东失控的味道。总体看，美国试图重构世界，而过程中又进退失据，由此带给全球政治、经济以更加浓郁的迷茫，这恐怕就是2023年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

但无论如何，两件大事的发生则给2023年全球经济带来了些许光亮：第一，中国疫情防控转段，经济恢复发展，这对全球经济无疑是个喜讯；第二，美国政界开始“校对”中美关系的“进退之据”，而这个细微变化，似也促成了一次举世瞩目的会面。当地时间2023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斐洛里庄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最高层的一次坦诚深入的对话，对中美关系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有何影响？答案显然不简单。毕竟，世界各国都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诚如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的那样：“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历史自信。”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判断引入经济领域，那我们应当确信：尽管“不确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常态和主要风险，但经济前行的脚步不会停滞，尤其当我们站在哲学角度去看待和理解“不确定”的常态化，那“不确定”本身就是“确定的”。

所以对中国经济工作而言，关键要看清趋势，探求“不确定”中的确定性，尤其要严格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

美国经济会在2024年陷入衰退吗？这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个必须予以足够重视的判断。毕竟，美元霸权还在，美国的国家实力，尤其是美国对全球经济的辐射力不容小觑。

从国际经济舆论看，认为美国经济至少会陷入“温和衰退”的观点并不少见，而且贯穿了2023年全年。开始时，一些华尔街巨头认为，美国经济“衰退”最早或将出现在2023年第四季度，而现在又改到了2024年第二季度。比如2023年12月27日，瑞士银行发布预测显示，2024年中期，美国经济衰退将促使美联储重新放松货币政策，甚至可能开启“腰斩式降息”模式。

全球最大资管机构之一、美国富达国际集团全球首席投资官安德鲁·麦卡菲，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对2024年美国经济表达了“衰退担忧”。他认为，2024年初，美国经济或会出现软着陆情形，即经济保持增长且通胀放缓，但随时间推移，之前紧缩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扩大，周期性衰退的可能性将快速上升。

更有甚者，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发出“警告式报道”：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一场破坏性超过大萧条的经济崩盘可能即将在2024年降临美国。白宫和国会如果不尽快削减政府支出，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什么原因促使这些机构作出如此判断？第一，自2022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将美国基准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上调至5.5%左右，尽管这一举措使得美国通胀率从2022年6月的9.1%降至3.5%附近，但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在此背景下，要不要继续加息？美联储会不会因为抑制通胀而使经济增长付出巨大代价？

第二，2023年美国财政刺激对经济增长的上行动力将在2024年消退。目前，美国居民家庭储蓄正在“减少”，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并不那么稳健。一个重要的证据是：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已经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这说明美国可用的货币数量正在迅速萎缩，而这样的情况只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过。更严重的是，货币供应量萎缩的同时，物价却高涨，越来越多美国人都在消耗积蓄，甚至负债累累。

第三，在上述情况下，美国政府还要用一种霸者姿态开启贸易保护主义。表面是在保护美国利益，但层出不穷的贸易禁令，使得美国众多中小企业被逼上绝路。美国政府希望美国本土企业回归、资本回流，但往往物极必反，尤其是没有足够的利益诱惑，资本家们怎可能放弃海外市场？

第四，美国政府正在看不到尽头地增加国债规模。2023年1月，当美国财长耶伦就国债上限问题与国会争斗不休之时，美国债务总额接近31.4万亿美元，但到2023年年底的12月31日，美国债务已经逼近34万亿美元。在美国国债急速增长的同时，美国财政部2023年12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0月，海外投资者持有美债总规模环比减少391亿美元至75650亿美元，这是海外投资者持有美债规模连续第二个月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2023年10月份针对美国债务形势发出警告，随着利率居高不下，企业违约率上升。这些因素引起海外投资者当月集中抛售美债。

第五，社会撕裂越发严重。2023年12月15日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布的报告称，截至2023年1月底，美国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已经超过65万人，同比增幅12%，创2007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新高。

过去10余年的事实证明，以上所有问题的堆积，时刻都在威胁美国社会稳定、经济安全。比如，稍有可借之由，社会就会爆发大规模动乱，而伴随动乱基本都存在“零元购＋枪击”事件等一系列恶性社会现象。美国政府收入已经越发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公共开支，且收支之间已经陷入恶性循环。

改弦更张的美国经济

毫无疑问，美国经济和社会都存在严重问题，按照传统经济理论去理解，不可持续的事态随时都有可能灭掉美国经济“虚火”，甚至继续大幅拉高世界对美国霸权的质疑。但现在分析美国经济似乎不能到此为止，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美国精英对美国经济的认知和政策走向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比如2021年5月27日，美国参议院以68∶30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旨在加强技术领域的资金投入以便与中国展开科技竞争。法案将授权约1900亿美元用于增强美国科技，并拨款540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微芯片和电子通信设备生产。毫无疑问，这是美国的产业政策。

再比如，当联邦基准利率升至5.5%时，一般人都会认为，34万亿美元国债所对应的利息将是美国政府难以承受之重。但按照美国精英当下的新观点：鉴于美国国债持有人大都是美国民众，所以国债利息支出实际是政府惠及国民的一种手段。所以，国债利息支付多一点，反而有利于美国消费；同时，外国人拒购或减低美债持有量也无须过分担心，只希望减持“悠着点”，别发生塌陷。

所以，为了更加有效地判断美国经济会否衰退，我们必须搞清美国经济的“新瓶”里到底装着什么药？尤其是当下，国际经济舆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各种烟幕此起彼伏。

美国经济的“新瓶”里到底装着什么药？2023年4月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次演讲，题目是：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这次演讲在政界和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沙利文不仅言辞激烈地批判了美国过去40多年一直推崇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更重要的是，沙利文解释了一套“美国新方案”，以纠正过去的错误。

归结起来，沙利文认为美国面临“四大挑战”：第一，在市场效率的名义下，除了金融等一些经济部门获得特权以外，美国整体战略物资的供应链，包括制造这些供给的产业链和就业全部转向海外，而美国的工业基础却被掏空了。第二，过去几十年，美国所实施的国际经济政策是错误的。因为，美国产业链、供应链过度依赖外国，导致本土经济脆弱，并成为他国推进经济或地缘政治目标的杠杆，形成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的新环境。第三，鉴于21世纪的经济是清洁能源经济，孕育重大增长机遇，所以美国必须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亲力亲为的投资战略。第四，贸易带动的增长是包容性增长，贸易收益终将在各国内部得到广泛分享，新自由主义的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在沙利文看来，新自由主义之下的贸易成果未能惠及美国劳动人民，而随着美国制造业被掏空，美国中产阶级失去了自己的阵地，不仅导致美国贫富两极分化，而且挑战了美国的民主政治。

正因如此，美国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新华盛顿共识”试图以五条措施重建中产阶级，恢复美国活力。这五条措施是：第一，用现代美国工业战略在国内打下新的工业基础。第二，面对经济和地缘政治新现实，美国将与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安全和可持续的经济，并确保各方具有建设能力、复原力和包容性。第三，超越传统贸易协定，建立着眼于时代核心挑战的、新的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包括创建多样化和弹性供应链，调动公共和私人投资，促进清洁能源过渡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等。第四，向新兴经济体调动数万亿美元的投资，革新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第五，构筑“小院高墙”保护美国基础技术。

当心迷魂汤和烟幕弹

很显然，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讲话代表着美国政府决策层的“共识”，至少在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方面。但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清晰明了地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而且是非常重大的转变。其核心在于：第一，否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与之相伴的、在“华盛顿共识”指引下的、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产业分工为特征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第二，美国要通过沙利文所述的五大措施，重建美国工业体系。

但美国真能达成这样的目标？世界各国已经出现了质疑之声。比如，包括美国传统盟友都在提出担忧，美国的新作为，将会导致其他国家为之付出多大代价？再比如，一些有识之士尖锐地提出，中国已经具备完整的工业生态，在美国不断施压的情况下，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势必更加趋向完备，但美国，已经丢失的工程师和产业工人基础，是否允许美国在本土实现“再工业化”？

由此看见，美国重建供应链、产业链，已经不是说干就能干、就能干成的事情了。但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第一，万万不能掉进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迷魂汤”，重蹈美国经济“空心化”的覆辙。第二，在各种烟雾之下，万万不要单纯地以为，美国“再工业化”一定是“美国本土的再工业化”。其实，沙利文的演讲让我们清晰地领悟到，美国“再工业化”已经进入“历史上美国工业本土化”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它应当是美国完全掌控的、在全球范围内“重构圈层”的“美国工业再控制”。

必须意识到，面对新变化、新问题，我们恐怕不能继续沿用既往的经济理论去简单认定事物发展的新势态。毕竟，美国股市连涨14年，势必为美国重要企业群体带去丰厚的股权资本，而股权融资势必大减美国企业因高息而增加的债务成本。实际上，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本质是债务危机）之后，美国货币政策已经发生重大改革，即通过长期基础货币向市场注入海量“资本流动性”，以此挺高股市，扩大股权资本融资占比，从而降低债务风险，推动科技进步，转变经济结构。

欧洲经济危局

俄乌冲突让欧洲经济陷入危机。2023年圣诞节刚过的12月27日，一则噩耗传出：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号称“欧元缔造者”的雅克·德洛尔，在法国巴黎的家中于睡梦里溘然长逝，享年98岁。法国总统马克龙盛赞其为“不朽的欧盟建筑师”、人类正义的斗士。这当然是极高的评价，但问题是：德洛尔身后留下的“欧元遗产”未来会如何增值？同样是2023年圣诞节刚过，全球一些媒体都在传递着“欧洲消费惨淡”的消息，这则消息是否也变成了德洛尔弥留之际的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