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经济学家展望2025中国经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总结2024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把舵定向。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哪些重要政策信号？2025年经济工作要怎么干？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在哪里？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当前经济热点采访了十位知名经济学家，以下是他们的解读与思考。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2025年政府要花出更多的钱

2025 年的经济工作，关于宏观政策走向出现了几个全新提法：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我们来逐一分析。

先说货币政策。我国的货币政策基调按照由紧到松，一般分为适度从紧、从紧、稳健、适度宽松和宽松这几个区间。从 2011 年到现在，一直都是稳健，这次是14 年来首次调整货币政策基调。上一次把货币政策定调为适度宽松是在 2008 年，一直持续到 2010 年末。 2008 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在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之后，接连降息降准，刺激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迅猛。

再说财政政策，这次是在延续积极的总基调上加了“更加”两个字。为了拉动经济，很多国家的政府一般都会加大支出，也就是花更多的钱，甚至于超过自己一年的收入，这就是财政赤字。这个钱主要是靠借，比如说发行国债，也就是向大家借钱。我国之前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这个额度很多年都没有变过。现在财政政策定调为更加积极，这就意味着2025年的财政政策要加码了，可能不仅会提高赤字率，还会发行更多的国债，政府2025年要花出更多的钱。

最后说逆周期调节。你可以把经济想象成一条河，水多了就要抽水，少了就要加水。现在经济态势偏弱，要拉动回升向好，就需要加水。所以预计2025年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都会协同发力，估计会力度更大，会超出预期。

总的来讲，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经济更加活跃，到时我们找工作、做生意，或者卖了产品回款都会相对快一点。2024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的一个基本信号就是：2025年我们要想方设法帮助经济触底反弹。2025年经济大概率会比2024年好，可能还会好得比较多，比较明显。大家比较关心的贷款利率、存款利率、房贷利率，这些都有可能持续降低，每个月还的房贷可能还会再减少。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宏观政策顶层设计思路发生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提高财政赤字率，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这意味着我国宏观政策顶层设计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

一是对债务和风险的认识发生变化——从强调存量债务的减少，即清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转向地方债务结构的优化，把隐性债务转化为显性债务，拉长还本付息的时间和降低财务成本。在经济增速趋缓的条件下，置换显然是更优的方式。

二是对财政运行的认知发生转向——从过去更侧重收支平衡，逐步转向更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收支平衡，即收入和支出基本相当，比如财政赤字率不能超过3%，强调的是财政自身的运行状态。若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财政原则就需从收支平衡转到跟经济增长相关联，把财政置于宏观经济运行中来考量，只要坚持财政可持续原则即可。

在风险逻辑中，有两个不等于：债务≠债务风险，财政平衡≠财政可持续。第一个不等式，意味着要摆脱就债务论债务的框框，可把政府债务视同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常备政策工具来看待。市场经济是债务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债务是跨越时空配置资源的手段，政府运用这个手段只要得当，不但不会带来债务风险，相反还会降低宏观经济风险和财政风险，既做大经济蛋糕，也会做大财政蛋糕。

第二个不等式与第一个不等式相联系，当债务成为政府常备政策工具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放弃了收支平衡原则。当债务融资可替代部分税收弥补收支缺口，并成为一种新的常态时，仍可满足会计上的平衡要求，但底层逻辑却被改变，即财政风险来自公共风险，而非财政收支缺口。传统的财政认知缺乏整体观，局限于财政自身，这反而会带来更大的财政风险。由此可拓展延伸开来的一个认知是，财政支出的有效性变得比是否存在收支缺口更重要。这也是财政审查与监督的重心为什么从注重平衡转向支出与政策的基本逻辑。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扩大内需要充分发挥投资拉动作用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任务中，“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排在第一位，充分说明了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性、必要性与紧迫性。

在消费方面，对“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的要求要特别关注。“多元化”既包括不同领域，如这次强调的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等，是新的消费增长点所在，也包括不同对象人群，重点是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努力为各类收入群体提供多层级的消费场景。

但是，拉动消费光靠消费政策本身肯定是不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的同时，也部署了“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等措施，表明了在提振消费的同时，也要更加重视投资拉动内需的关键作用。比如，“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建设中有很多项目与民生领域密切相关，将给消费提供现实的支撑。与此同时，推进“两重”建设也能够扩大就业、改善居民收入，为消费复苏升级奠定基础。

要看到，投资与消费不是此消彼长和简单替代的关系，较高的投资增速往往都伴随着较高的消费增速，也对就业有重要促进作用。“十四五”以来，投资乘数是有所上升的，测算表明，1亿元投资可以拉动4340万～4480万元的消费，其中农林牧渔业、社会事业、生活性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拉动作用较大。

2025年的经济形势会比较复杂，“三驾马车”中，消费相对而言是“慢变量”，出口增长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这时候就需要充分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要在提升投资效益上下功夫。

明年政府投资力度固然会比较大，但也要看能否有效拉动民间投资。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一个比较重要的部署，就是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要让民间资本看到更多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信贷与投资在逆周期政策中具有引领力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当前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支出和信贷三者之间形成的负向螺旋循环。支出中的“投资”属于快变量，而“消费”是慢变量；收入中的“企业盈利”是快变量，而“劳动者收入”则是慢变量；信贷本身也是快变量。近年来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并非居民“有钱不花”，而在于收入预期的下降。劳动者收入增速的放缓，归根结底源于社会总支出水平的下降，导致企业盈利、劳动者收入以及政府税收的下滑。

总支出水平的突然下降，主要受房地产投资和地方政府基建支出的收缩影响，而这些投资下滑，又伴随着房地产信贷和地方融资平台信贷的萎缩。因此，投资与信贷这两个“快变量”的下降成为需求不足的核心驱动因素，进而引发收入与消费的进一步下滑。如果要在短期内通过逆周期政策打破这一负向循环，仅依赖消费这一“慢变量”显然难以发挥引领性作用。相反，投资与信贷作为“快变量”具有更强的引导力量，通过大规模的投资与信贷扩张，可以快速拉动社会总支出，进而带动企业盈利和劳动者收入的恢复，最终促进消费的稳定增长。

这并非否定扩大消费的重要性。事实上，扩大消费占比是长期结构性政策的核心内容，例如通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等举措，逐步提高消费占比。然而，这类政策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需要每年持续加大投入，比如今年投入2万亿元，未来逐年增加至2.2万亿元、2.4万亿元等，以实现稳步推进。而信贷与投资作为逆周期政策工具则不同，其作用具有阶段性和针对性，需在特定时期加大力度进行集中实施。例如，要想走出当前需求不足局面，新增投资与信贷的规模需达到5万亿至10万亿元，而非仅仅局限于2万亿元的温和刺激。当经济实现恢复，支持信贷和投资的逆周期政策便可逐步退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杨瑞龙：逆周期政策突出“超常规”特征

针对当前内需不足的突出问题，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25年将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此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

首先，在财政政策上，此次会议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表述在以往“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财政政策力度与强度。具体而言，会议明确指出需突破传统的3%财政赤字率约束，预计2025年财政赤字率将上调至3.8%～4%左右。此外，为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将增发超长期国债，并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与使用规模，以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并推动重点领域的投资与支出。一般来说，在逆周期调节中，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可以更加直接有效刺激总需求。

其次，在货币政策上，向市场传递了更加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从过去多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标志着政策取向的重要调整。具体措施包括通过降准、降息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一调整旨在与财政政策形成合力，共同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稳定宏观经济运行。

此外，为确保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实施效果，会议强调了要强化系统思维，注重各类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系统配合，特别是要保持财政、货币、产业、就业等经济政策及与非经济政策取向的一致性，避免政策间的“合成谬误”，确保政策的精准性与有效性，放大政策效应。同时，会议强调要完善政策工具箱，提升宏观经济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执行效率，从而更好地应对当前内需不足的挑战。总体而言，与以往相比，本次会议在逆周期政策的强度、力度与速度上均有所突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稳外贸、稳外资涉及国内法规政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