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漪语文教育理论成因初探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静止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序言中也说：“过去、现在与未来，不是脱节的，而是相联的。”人生是人的动态发展的流程，是人创造自身价值的漫长历程。于漪能成为才华横溢、学术成果累累、蜚声中外的语文教育家，其成功的原因何在？

有人说：“时势造英雄。”于漪从青年到老年，一生欣逢过几个教育的春天，她每次都能够抓住这样的“天时”，充分施展自己的创造才能。毋庸置疑，这确实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党和政府就向教育工作者提出“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上海育才中学率先拿出了课堂教学整体改革的方案，于漪闻风而动，她从“学”的角度审视自己以往的教学，发现包办太多，于是从议论文教学入手进行教学改革，寻找使学生主动学习的方法途径。她大胆实践，敢于尝试，不断地在市、区上公开课，当时的几位市教育局局长都听过她精彩的课，用于漪自己的话说：“我是被听课听出名的。”确实，1966年之前，作为青年教师的于漪已经在全市教育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她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就是明证。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于漪老师立刻意识到教育的第二个春天即将到来。1977年上海电视台直播她的教学实况时，于漪选择了高尔基的《海燕》，她充满自信地说：“我是以此庆幸自己终于冲出暴风雨，我坚信在这样的时代自己是能够在蓝天下自由翱翔的。”于漪预言的那个“自由翱翔”的时代确实来到了。于漪的中年是她人生最成熟、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恰逢中华民族思想界、学术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在对历史的反思中，还教育以振兴民族、富国强邦的崇高社会地位。教育界也不负众望，出现了教育教学学术性研究空前活跃的景象。这是一个创造力受到激励、得以施展的时代，是出英雄、出大家的时代。于漪有幸在中年欣逢这样一个时代，她的使命感因此受到进一步的激励与强化，她的创造才华因此才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她那独树一帜的事业成就才能得以实现。

还有人说，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丰富的创造潜能，然而这种创造潜能犹如干柴，只有用追求的热情才能点燃。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爱、不懈追求是于漪成功的重要原因。这种看法当然也有道理。

于漪这种追求的热情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于漪说：“那时候，从全国学大庆的‘三老四严’‘艰苦创业’的思想中，我就坚信，只要发扬艰苦创业的大庆精神，教育园地也能开出大庆之花。”于漪对教育事业几十年的执着追求，正是她创造力得以发挥的强大能源。于漪曾经说过，她生平最崇拜的是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能洞察一切，看透一切，而激情犹存。凭于漪的智慧和功力，她也能看透一切，但她从不放弃自己对教育事业的追求。她说：“我之所以能在教学上做出一点成绩，因为我始终使自己的教学处于‘自以为非’的状态。人只有在否定之否定中才能逐渐成熟起来。”于漪的确是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迷恋到了如醉如痴的境地，的确是用整个生命去拥抱自己的事业。于漪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仍津津乐道于自己的观点主张，只要有可能，便全力表达独到之见的那份热情；在应试教育负效应日益暴露的今天，不顾老之将至竭力保住教坛净土的那份勇猛；身体力行竭力建设中学语文教学理论体系的那份执着，那简直是一种宗教式的虔诚与热情……于漪的创造之树之所以能长青不衰，之所以能开花结果，正是源于这份巨大的“热”效应。

以上两种观点，前者立足于宏观的角度，揭示了于漪成功的客观原因，即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后者立足于考察对象个体本身，揭示了于漪成功的主观原因，是对事业的热爱驱动。这两点，作为于漪成功原因诸多构成要素中的两个要素，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但这远不是问题的核心，“欣逢几个教育春天”的何止于漪，应该是一两代人；而对事业的赤诚之爱，几乎是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群体表现，为什么能有理论建树者凤毛麟角，能自成一家者更是寥寥？

对以上问题的追询使我们的思考跨越过“共性”的层面，从而深入到于漪独特的“个性”领域。

与其他许多语文特级教师相比，于漪以她特殊的个人经历，成就了她的“通才”本领。一般来说，中文系出身的语文教师，即使再努力进取，也会受本学科长期专门化训练的限制，自囚于“专业”的一隅，从而往往错失拓展自身专业领域、开发专业发展渠道和完善专业创造功能的机遇。美国曾对1 311位科学家进行了为期5年的追踪调查，从他们所获取的事业成就，特别是创新成果来衡量，得出的结论是：学历和经历丰富的“通才”取胜。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大家的亦如此：鲁迅就是学过军事、矿务、医学，最后成为文学大家的；郭沫若所学的专业也是医学。作为教师，于漪的经历是丰富的。她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具备了较系统和基础厚实的教育理论知识，因而能敏捷而准确地对种种教育流派和教学原则做出科学的评价，并博采众长，开拓创新；她教过几年历史学科，因而有机会通过“教”来汲取中外历史知识的养料，造就了她分析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她曾因病在学校图书馆“蹲”了几年，真正能够潜心博览，积累丰富。这样几经辗转，她才开始教语文学科。于漪担任了全国、市级的多种社会职务，因而经常有机会参加全国、市级的政界、教育界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听到许多一般教师不可能聆听的报告，了解各种最新最真的信息，还有机会出访美、日、港、澳等国家与地区，亲眼看见发达国家、地区先进的教育设施和管理。专业的频频转换给了于漪成为“通才”的机遇，丰富而特殊的经历成就了她的“嫁接优势”，为她思想的发散性、多元性、创造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为她高屋建瓴的宏观思考、超前思考，为她的理论建树提供了优越的前提条件。

因此，可以说，于漪特殊的经历将她造就为“通才”型的教师，她的理论建树，源于她广博而深厚的学养。一言以蔽之，“厚积而薄发”，这就是于漪的成功之道。

构成于漪理论学养的因素很多，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一、深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精髓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真理。它能指导我们正确认识自然，认识人类社会，认识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无论从事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工作，只有自觉遵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否则，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于漪在这方面有深厚的功底。翻开于漪的理论著述，随处可见对马克思理论的援引和论证，她的“学科性质人文说”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之上的。她在《谈谈语文教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研究解决我们语文教学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结合各自的教学实践，做科学研究，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切磋琢磨，共同提高，建立中学语文教学理论体系，走中国自己的路。”可见，她以“建立中学语文教学理论体系”为己任，而这个“体系”的“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她在强调“指导思想”的重要性时，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一位康德的信徒曾说过，康德的思想体系，犹如一个建筑整体，宫室庙堂，井然有序，周密深邃，大可优游其间，终生享用不尽。问题很明白，对这类宫室庙堂，研究思想史的当然可以也应该进去看一看，然而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进去了就可能出不来。”于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所以在教育的“宫室庙堂”里才可以“优游其间”，进得去出得来。

具体来说，于漪语文教育理论有以下几个鲜明的观点：

（一）唯物论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其根本是“物质是第一性的”“存在决定意识”“实践第一”。于漪用这些思想观点指导自己的语文教学理论研究和教改实践研究时，就表现为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思考。比如她指出：“在语文教学中有个学习外国的问题，可是，我们在学习外国的时候，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外国的字母文字是有区别的，绝对不能照搬。我们使用的汉字是形、音、义的组合体，是反映我们几千年中华民族深厚文化的文字。国外语言文字教学中的某些做法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要考虑我们文字的特点，不能把我们现在教学生的汉字与外国的字母文字画等号。”

于漪的“语文学习兴趣说”就是针对汉语母语教学的实际，为解决语文教学中实际存在的困惑而提出的；“语文学习兴趣说”和“思维训练核心说”本身也是于漪自己教学实践的总结和提升，带有鲜明的实践性。唯物论使于漪结结实实地站在了中国现实的大地，应对语文教育的实际，实话实说，实事实做，务实求真，获得广大一线教师的衷心认同。

（二）辩证法的观点

在于漪的教育理论中，处处闪耀着辩证思想的光辉，唯物辩证观已经成为一种思想方法，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她对教育的思考：语文教学如何处理好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教文与教人的关系，知识体系与主要矛盾的关系，教材与教法的关系，知识与能力的关系，能力与智力的关系，听说读写之间的关系，讲与练的关系，课内与课外的关系，教与学的关系，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如果不能看到它们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会顾此失彼，钻牛角尖，犯片面性的错误。可以这么说，没有辩证法的指导，于漪的语文教育理论大厦不可能建立，她的课堂教学结构多功能的模式也会因为摆不正实践中的多重关系而无法立足，更谈不上教学艺术。

（三）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又一精髓是发展的观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只有相对静止的事物，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于漪的一生是追随时代、不断超越自我的一生，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一生，这些精神品质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发展”是她构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她的语文学科性质“人文说”就是经过近二十年的不停顿的追问、学习、反思，才不断深化、提升，最后发展到成熟；她对“育人”目标具体内涵的阐释也因时而变，“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去认识，以明日建设者的素质要求、德才要求为标准”体现了“发展”的要求，至于“教在今天，想在明天”更成为一句旗帜飘扬、鼓舞人心的口号，昭示着于漪对“发展的观点”灵活运用。

总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是构成于漪理论素养的第一要素，保证了她的思考和阐释始终处于哲学的层面，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洞察社会和教育的变迁，预见发展的大局，不断推出创造的硕果。她曾经引用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然后说：“理论来自生活，生活是最丰富的源泉，所以生活之树常青。如果理论空洞抽象，它当然会给人以苍白的感觉，歌德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自实践，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从这一点来说，于漪的理论之树千丝万缕地植根于肥沃的实践土壤，因此，她的教育理论也如生活之树一样，永葆着青春的生意与蓬勃的长势。

二、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浸润

如果把于漪的语文教育理论比作一棵大树，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如同光照，为其提供了正确的思考角度和科学的方法论，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则是其扎根的土壤，为之提供了成长的丰富营养以及深厚的文化底气。于漪有一句名言“母语是对后代的精神哺育”，她对语文教育的热爱源于对母语的热爱，源于她自己学生时代深受母语哺育的经验。

人的合理的知识结构应呈宝塔形，学生时代的基础就是塔的底座，它越宽越深，发展的潜力就越大越久远。于漪的中小学时代，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她又十分幸运地碰到了好老师。这些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解和深厚的诗词功底，激发了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迷恋；她后来就读于国内一流的高等学府——上海复旦大学，受到曹孚、周予同、方令儒等著名教授学者精神与学识的滋养。因此，于漪的学生时代，不仅打造了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同时雕塑了她作为文化人的基本品质，也积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底蕴。读她的《学海探珠》一书，就可详见其传统文化底蕴之全貌。没有这个底蕴，她的语文教育理论之树不会开花结果，即使开花结果，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的中国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