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历史解释的史料学意义

摘 要：在对历史的编纂与书写中，虽然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容否定，但对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却可有多种解释。二战末期，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先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对于投弹的原因，历史学家基于不同论证逻辑，利用史料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对投掷决策以及行为案例的研究，呈现出观点各异的学术成果。基于对现有研究的分析，至少存在三种模式，即理性行为体模式、组织行为模式、政府政治模式。单一的历史解释在史料收集、史料信息提取、梳理零散史料等方面有其贡献，但对同一史事的多重历史解释还有更多的史料学价值。它们能够展示出复杂史事的不同侧面，因而有助于后继的研究者选择更加具有价值的切入点；同时，从基于不同侧面对历史的多重解释，能够进一步诠释史料的价值，从而对史料的意义进行更多的发掘。多重历史解释现象的存在还提醒研究者，必须从总体上利用史料，而不是只挑选那些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来使用。

关键词：历史解释 史料实证 史料学 原子弹 美国外交

在现行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的历史课程标准中，都提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或历史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概念，这一概念主要包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况五个方面。[1]这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的有机整体[2]，课标中还进一步解释了它们的关系。“唯物史观是历史学习的理论指引，是其他素养得以达成的理论保证；时空观念是历史学科本质的体现，是其他素养得以达成的基础条件；史料实证是历史学习的必备技能，是其他素养得以达成的必要途径；历史解释是对历史思维与表达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是其他素养得以达成的集中体现；家国情怀体现了历史学习的价值追求，是其他素养得以达成的情感基础和理想目标。”[3]由于课标只是纲领性的文件，对于核心素养的五个方面应如何相互支撑，并未给出详细的案例。本文拟以美国对日投掷原子弹为例，说明围绕该事件的多种历史解释，如何给史料实证素养的培育提供支持。

一、历史解释的概念与美国对日投掷原子弹的案例选择

马工程教材《史学概论》中，通过史书中的“议论”来界定“历史解释”。“……史书中的议论，是指作者在客观描述史实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简要的评说”“在史书中夹杂议论，其范围包括臧否人物、抒发感想、陈述己见等，也应包括对历史现象背后动因、意义的解释。当人们不满足于了解‘是什么’，而不断追问‘为什么’的时候，解释就出现了，解释可以理解为更深层次的议论”。[4]根据最新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历史解释是“历史研究者对反映历史实在的史料进行选择、编排、查证之后使之成为思想连贯体的行为”。[5]也有史家将历史解释界定为“使过去的人或事变成可以理解的历史知识的方式”“史家的每一个判断或每一种陈述，都可以是一种解释；围绕具体的问题而以众多小的解释组成一个解释的集合体，于是就有了史学论著。……历史解释一般是就具体问题所做的解答，而高层次的历史解释则有可能成为理论”。[6]以上界定虽然不同，但可以归纳历史解释的一般特征：基于历史资料，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更深层次评判，达到理解历史的目标。

基础教育阶段所提到的核心素养概念当中的历史解释，与一般理解的历史解释有所不同。它是指“指以史料为依据，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法”。[7]其最后的落脚点为“态度、能力与方法”。如果说一般的历史解释所侧重的，是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解释”这一行为本身，那么作为核心素养的历史解释，则指在这一“解释”行为中，是否体现出“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即体现出“学科核心素养”。[8]掌握了一般的历史解释，可以说有了“关键能力”，但要达成学科核心素养，还需要看解释中是否体现了“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可以说，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历史解释”，是建立在对一般历史解释的训练之上的。由于本文谈及的是其他史家对过去史事的解释，所以多数情况下，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历史解释这一概念。

虽然过去发生的基本事实不能任意否定和随意解释，但对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却经常存在多种多样的历史解释。即便对基本事实的阐述，也会因阐述者立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种“推陈出新”推动着历史学研究的发展。1945年美国研制原子弹成功并在对日战争中投掷使用，是史家争论较多的话题。自核武器问世及在实战中使用，核问题就一直作为一个为世人所关注的问题，它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同时也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无论是反映这一历史题材的电影《奥本海默》，还是近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污水排放，都曾引发热议。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使用核武器。与核武时代相伴而生的，是诸多新概念的产生，如核武器、核竞赛、核威慑、核战争、（防止）核扩散、核裁军、核禁忌等，同时，人类文明也因此面临着遭遇整体毁灭的风险。

对于这一重大史事，因基础教育教科书中只有小篇幅的描述，[9]为便于下文各种历史解释的展开，这里先对其基本情况略微补充。美国的核武器研制决策及行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息息相关。1941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成立了由总统、副总统华莱士、陆军部长史汀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及“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布什等组成的“最高政策小组”，全面负责原子弹的研发工作。1942年6月，“DSM工程”（Development of Substitute Materials Project）启动，8月该工程改名为“曼哈顿工程区”（多简称“曼哈顿工程”）。曼哈顿工程联合美英科学家和欧洲其他国家流亡美国的科学家，共同研制原子弹。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离阿拉莫戈多96公里的荒漠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颗铀弹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在半径400米的范围内，砂石都融化成黄绿色的玻璃状物；半径1600米范围内，所有动植物死亡。[10]1945年8月6日，美国轰战机在广岛上空3.1万英尺投掷了原子弹（代号“小男孩”，铀弹），炸毁了这个有30万人口的城市60%的建筑，造成71000多人当场死亡，68000多人受伤。3天后，另外一枚原子弹（代号“胖子”，钚弹）将长崎44%的建筑物炸毁，35000多人死亡，6万多人受伤。[11]

对于如何理解美国对日投掷原子弹的行动，存在有不同的历史解释。由美国学者詹姆士·韦斯特·戴维森与马克·汉密尔顿·利特尔合著的《追寻事实：历史解释的艺术》一书当中的第十三章“投掷原子弹的决定”用三种模式加以解释，这三种解释模式也是本文的基础框架。不过，关于三种解释模式的概念翻译，本文借鉴了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莉森和菲利普·泽利科的《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中译本。[12]同时，在每种模式中，本文也适当辅助其他史料，以便让每一种解释都更为合理与完整。

二、理性行为体模式的两种解释

理性行为体模式将政府、大型企业的行为模式与个人视为一样，都用极为理性的高效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当不得不在各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的时候，政府领导人会在保障最小损失、最大利益的情况下做出最佳选择。没有人会用棒球拍去打苍蝇，政府也不会为了小利益去发动一场战争，除非发动战争有其深远的意义。[13]

由此，究竟什么是当时美国的最大利益，而这一利益又需要通过投掷原子弹来达成呢？对此，历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两种主要的观点分别为：以最小伤亡结束战争和威慑苏联。

（一）理性行为体模式解释之一：以最小伤亡结束战争

原子弹最初是作为军事武器来研制的。原子弹研制的开启，是根据科学家建议，要抢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曼哈顿工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科学联合行动。从1941—1945年之间，美国政府耗费20亿美元制造了3枚原子弹，涉及全美19个州和加拿大在内的37个实验室以及工厂，雇佣了超过12万人，并汇聚同时期的大批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还有很多大学和企业提供人力、物力资源。[14]在战争期间，耗费这么大精力做一个科学行动，不考虑其军事作用是无法想象的。史汀生回忆：“我从未听说总统先生以及其他政府相关人员提及过原子武器不应该在战争中使用的说法”。在原子弹研制中起关键作用的奥本海默肯定了史汀生的说法，“我们一直认为原子弹是必要的，也是会被使用的”。[15]做出投掷决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说，“原子弹是一种战争武器，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可以使用它……在决定应用原子弹时，我要依照战争法规所确定的方式，把它当作战争武器来应用”。[16]花这么大代价制造的武器不用也没法向国会交代。

在此前的跨岛战役中，美军的推进遭到了日方强烈的抵抗。1945年2月—3月的硫磺岛战役中，美军伤亡2.3万人。[17]在3月—6月的冲绳之战中，日本空军“神风特攻队”1500多架次的自杀式攻击，造成美军潜艇被击沉34艘、击伤368艘，官兵伤亡近5万人。[18]6月，日本政府公布义勇兵役法，规定15—60岁的男子和14—40岁的女子必须服义勇兵役，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提出的口号是“一亿特攻”。[19]如果继续采取对日本本土直接进攻的方案，会造成大量的美军伤亡。马歇尔估计是牺牲50万人，史汀生估计有超过100万人伤亡。麦克阿瑟预言，对日作战将是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战斗。使用原子弹来保全美国人性命的说法普遍存在。马歇尔战后说：“我们必须结束战争，必须保全美国人的生命，原子弹结束了战争，因此使用原子弹是理所当然的。”史汀生指出，如果原子弹能加速胜利，那就应该使用它。在波茨坦，史汀生同马歇尔讨论时说，他看不出一下子死10万人，与500次空袭每次杀死1000人究竟有何区别，因为“你在进行战斗，就得去结束搏斗”。[20]对于史汀生来说，“早日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用最强的力量。”[21]

实际上，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并非直到杜鲁门时期才做出。罗斯福时期，已表明可能要将核武器用于日本。他对自己的秘书表示，“如果它奏效，上帝保佑它会的，它就会拯救许多美国人的生命。”[22]1944年9月18日，他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的《海德公园会谈备忘录》，其第一条就是：

不接受将“管合金”公诸于世以便就其控制和利用问题达成国际协议的建议。该领域应被继续视作绝对保密之事；但是当“炸弹”最终问世，在成熟考虑之后，也许会将其用于对付日本，并警告它将重复遭遇这种轰炸，直至投降。[23]

不久，罗斯福甚至以隐秘的方式，唯一一次公开谈及这种炸弹。在选举前期的一次炉边谈话中，他谈到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战乱之苦时，他告诫人们当心可怕的新式武器：

另一场战争注定会带来能消灭平民百姓的更可怕、更有威力的破坏性工具。这些死神的无声导弹，也许从飞机上发射，或从海上的舰只上发射，或者从美国深井发射，任何海防工事，无论多么坚不可摧，都不能防范这些导弹于万一。[24]

罗斯福去世后，接任总统职务的杜鲁门对原子弹的事几乎一无所知。史汀生向他提交了备忘录，分析了原子弹对战后国际关系，尤其是对苏联的影响，强调了原子弹可在缩短战争时间上产生的威力，因而，在对日使用原子弹上，他没有丝毫迟疑。根据史汀生的建议，还成立了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日本领导人非常盲目，以至于只有通过原子弹巨大的打击才能令其投降，也反对通过公开核演习威慑日本的做法，从而对杜鲁门的核轰炸的决策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5]临时委员会不但不反对对日核轰炸，还协助遴选了轰炸的大致目标。在1945年5月31日和6月1日的会议讨论中，委员会成员认为原子弹和一般武器一样，在打击敌人的效果上并无不同。唯一的区别，如同奥本海默所提出的，就是影响更大，在轰炸点三分之二英里半径内的人都将遭受危险。临时委员会围绕轰炸目标及其可能效果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最终达成的结论有三：原子弹应尽早用于对日作战；轰炸目标应选择在周围有大量工人住宅的兵工厂；轰炸前不应给日本提前警告。[26]

这三项建议为史汀生所接受，广岛和长崎等四个城市最后被定为轰炸目标。城市的选择也是考虑到轰炸能够实现最好的效果。如广岛作为第一轰炸城市，其基本特征与临时委员会的建议是符合的。广岛是日本陆军的重要军运港口，也是日本海军护航队的集结点。这一城市主要集中在四个岛上，城里有当地陆军司令部，约有军队25000人；城东有铁路车辆停车场、军需仓库和启航港。若干重工业设施靠近主要城区。[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