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如何实现？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的一段话。

回看40年前改革的起点，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中国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偏差，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经济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追赶世界。

正是在“先富带动后富”思想主导下，强调发挥先富者的示范作用，这在当时对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桎梏、激励中国经济实现长达40年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心课题：共同富裕

共同致富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受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资源配置不均、部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不公与差距也开始出现。公开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17上涨至0.465，其间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此后回落，2019年为0.465。

表现在城乡的收入差距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218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两者存在明显的差距。

除了城乡差距，东高西低的区域差距和行业差距亦十分显著。互联网、金融等吸金能力强的行业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收入水平。这显然与当初“由部分先富到共富”的设计有偏差。

“在先富起来的人群中，既有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者和受人尊敬的企业家，也有不少违规或非法经营的人，甚至有部分‘官倒’和因无偿或低价占有国有资源而大富暴富的人。实践证明，要求所有先富起来的人都去带动后富者，更多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一些先富者的所作所为与老百姓的期望存在很大差距。”人社部原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事实上，形势发展早就要求把“先富带后富”方针的重心转移到加快实现共同富裕上来。这也是邓小平当年说过的——“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中央高度重视不公与差距问题，近20年来提出了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偏大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取得了进展。

从城乡差距看，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2.56，比2019年缩小0.08。地区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从2015年的1.673下降到2019年的1.64。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此给予肯定，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总体来看，当前收入分配状况是在不断改进，每年的人均收入都在不断增长，基本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收入水平继续增加的前提下，居民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适当有所缩小。”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成，经济总量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的经济总量由1985年的9016亿元，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1015986亿元，增长了112倍。

不仅GDP总量突破了100万亿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也达到72447元，约为10504美元，这让实现共同富裕有了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经济条件看，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此时再次明确重申共同富裕，体现了党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信守执政承诺，不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本目标;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符合老百姓的愿望，更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以人民为本的发展理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副院长厉克奥博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共同富裕不搞劫富济贫

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共同富裕有全面、系统、辩证的阐述：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傅昌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模样的描述，也是基于大家共识的理想社会状态的一种安排。“需要强调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劫富济贫，更不是平均主义，是制度保障下的共同富裕。”

他同时提醒：“需要注意的是，共同富裕仍然会有适度的贫富差距，仍然需要适度的激励，因为贫富均等可能导致人民失去奋斗的动力。”

上述富裕水平“适度差距”论与苏海南近20年前提出的 “分层级、不悬殊”观点不谋而合。

所谓分层级、不悬殊，就是不论是富裕程度或全面小康程度，每个家庭都不尽相同。比如，有的家庭年收入20万元，有的家庭年收入30万元，或者40万元、50万元及以上不等，但最高与最低收入之间差距决不过大;有的家庭买的是高档车，有的家庭买的是中档车，还有的家庭买的是低档车;有的家庭住的是别墅，有的家庭住的是双拼或联排，还有的家庭住公寓楼房。

“从历史经验和规律看，共同富裕一定是不同步的，不能规定某年某月某日所有人都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富裕程度，那样做是不可能实现的。共同富裕更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依法依规来调节过高收入和不合理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依法依规来保障低收入群体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并且让所有中国人之间的生活质量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差距区间之内，确保最高收入家庭与最低收入家庭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不悬殊。”苏海南说。

杨宜勇的观点也很明确：“共同富裕既不是劫富济贫，但是高收入群体要承担更多的共同富裕责任，共同富裕是有活力的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不能搞大锅饭。”

高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什么？

50万元以上高收入群体或成调节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富裕”在中央文件中已经多次提及。

2020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一个分水岭。这次会议对“共同富裕”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

此次会议让2035年的远景目标变得更为“丰满”，会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这一提法，与当下的现实情况极为吻合，用学者的话说：中等收入群体已逐渐成为“夹心饼干”。

经济学家任泽平研究发现，2014年五等分群体（编者注：五等分群体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处于最低20%的收入家庭为低收入组，依此类推依次为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中间群体（60%）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均超过10%，高于高收入户、低收入户以及全国平均水平。

但2017年以后，增速分布情况转变为“中间低两端高”。2017—2019年，中等收入群体（中间60%）收入平均增速6.3%，大幅低于低收入群体的9.3%、高收入群体的7.9%和全国的7.1%。

在任泽平看来，低收入户收入改善主要得益于中国扶贫政策的引导，但高收入户与中间群体差距扩大仍是需要警惕的信号。

这就不难理解中央定调共同富裕，为何强调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

会议原文是这样说的：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标准的收入水平算是高收入？多年前广泛提及的年收入12万元以上是否是高收入？

追根溯源，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标准之一是个人年收入12万元以上。此后，12万元是否是高收入的标准，多年来一直饱受争议。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相当部分人年收入都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值，12万元是否还是高收入的标准，值得商榷。

“2006年标准太旧了，应逐年随收入水平上涨相应调整。12万元肯定不能算高收入了，只能算中等收入水平。目前看，如果一个家庭年收入达到100万元以上，可以算得上是高收入。”苏海南说。

到底多少钱算高收入？2019年，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曾表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

言外之意，年收入50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高收入家庭。

也有不同看法，杨宜勇认为，高收入是相对的，一般说来超过当地平均收入3倍的人就算是高收入。

除了“高收入”这一概念，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还提及“过高收入”一词，提出“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截至目前，学界及官方尚未对“过高收入”标准有界定，但在经济领域，一些相似的概念或可提供参考。

招商银行联合贝恩公司发布的《202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262万人;预计到2021年底，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将接近300万，而这部分人掌握的可投资资产总规模接近84万元亿人民币。

而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1世贸港珠澳口岸城——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拥有10亿美元的企业家达到1058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1000位已知10亿美元企业家的国家。

1000万元和10亿美元，哪一个会是“过高收入”的界限？

税制改革依然是首位

房地产税只是时间问题，遗产税、赠与税正在研究之中

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对高收入调节的手段和措施备受关注。基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探索税收制度改革被视为消除共同富裕障碍的突破口。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税制改革被放到首位，可见其重要性。

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调节高收入群体，首先就是税收。“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一定是应征尽征，要征收到位;财产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应该进一步优化调整，不能只按固定的20%税率征收;还要适时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

他同时提醒：“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也要拿捏好‘度’，不要给人有‘割韭菜’的感觉。”

关于房地产税，目前已在上海、重庆等地进行试点，开征只是时间问题。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十四五”规划辅导读本中发表的《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一文中提出，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关于遗产税和赠与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梧认为，目前我国具备了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条件，建议“十四五”期间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这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