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时间赋能“双减”：逻辑理路、现实挑战与行动应对

［摘 要］ 教学时间赋能“双减”是课堂教学赋能“双减”的聚焦与细化，具有多重的逻辑必然。由于教学时间的理解局限、教学时间的价值异化以及教学时间的张力不足，使得教学时间赋能“双减”面临着现实的挑战。为此，需要深化理解，拓宽教学时间赋能“双减”的助力渠道；回归本真，促使教学时间中的“人”“时”并重；活化安排，提高教学时间利用的灵活度；转化视角，关注教学时间的“现在”之维。

［关键词］ 课堂教学；教学时间；“双减”；赋能

［中图分类号］ G6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24）01-0076-07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把“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与期盼”作为基本原则，把“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作为工作目标，这使得课堂教学进一步凸显为“双减”背景下的焦点、难点与重点问题。教学时间作为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和宝贵的教学资源，如何通过对其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双减”助力，这需要在学理上澄清教学时间赋能“双减”的逻辑理路，积极直面教学时间赋能“双减”的现实挑战，方能为教学时间赋能“双减”做出合理的行动应对。

1 教学时间赋能“双减”的逻辑理路

1.1 历史逻辑：教学时间赋能“双减”是一个历史性命题

回顾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减负”历程，“减负”从来都是与教学时间密切关联的历史性话题。1951年，政务院印发的《关于改善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就明确规定：“调整学生日常学习及生活时间。每日上课、自习时间：高等学校及高级中等学校不得超过9小时；初级中等学校不得超过8小时；小学高年级不得超过6小时。”［1］196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的指示》和《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的紧急通知》重点强调了“中等学校学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增加休息和睡眠时间”。1988年，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指出：“课表内的自习应由学生自己支配，用于预习、复习、做作业，或阅读课外读物，教师不得用于授课或进行集体补课。”［2］值得注意的是，《规定》明确指出课外补习活动成为学生课外负担的主要来源，并要求“不占用课余时间或节假日给学生集体补课”［2］。2013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活动的通知》（教基一厅函〔2013〕13号）将作业时间、睡眠时间、锻炼时间作为督导内容明确地纳入到“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行为专项督查项目”之中。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家庭作业不超过60分钟，初中家庭作业不超过90分钟，高中也要合理安排作业时间”［3］。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再次强调：“分类明确作业总量。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4］

从上述政策的历史考察中不难发现，有关“减负”的诸多政策文件都从时间的角度对减负进行了规范和引导，而且从教学时间层面对减负进行赋能始终是落实学生减负不可忽视的关键性因素。尽管文件没有出现“教学时间”的字样，但对“上课时间” “自习时间”“在校学习时间”等进行解读和细化，这些时间大体上可以归为教学时间的范畴，比如，上课是教学的一个阶段，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教学时间。据此，教学时间赋能“双减”就成为一个具有历史逻辑的命题。

1.2 现实逻辑：教学时间赋能“双减”是推动课堂教学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长久以来，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校外培训泛滥、家长的教育焦虑等问题阻碍了高质量教育教学体系的构建。在真实的教学现场，对教学时间的理解偏差和调控偏颇导致了教学的低效甚至无效。例如，对教学时序的理解不到位导致了教学操作的固化；对教学时机把握能力的低下，致使教学丧失了诸多闪光处和关键点。除了教学时序、教学时机以外，教学节奏、密度等都是现实教学中的重要要素。教学中存在的教学时间问题还有很多，通过教学时间赋能“双减”能够从解决现实课堂有关教学时间问题的角度为高质量课堂教学服务。“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是‘双减’政策的主要目标，只有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让学生学习更好地回归校园，在校内‘吃饱’‘吃好’，才能减少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需求。”［5］面对当前我国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基本现实，教学时间赋能“双减”本质上是在课堂教学层面，通过聚合教学时间的价值意蕴来推动“双减”更有效率、更具深度地进行，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课堂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高质量教学的本质内涵获得了新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教学目标高瞻远瞩，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教学走向科学和规范，依据课程标准实施零起点教学；教学以学生健康为本，保障充足睡眠时间；教学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呵护好奇心和培育学习兴趣；教学方式具身转向，注重实践和体验；教学手段重视现代信息技术，融合‘教育＋互联网’。”［6］这些特征都与教学时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离不开教学时间层面的设计与调控。学生主体地位的构建以及学生健康身心的保障需要教学时间的深度赋能与合理安排，只有保证学生拥有更多的自我时间，才能获得良好的时间体验，学生的主体地位才能得以彰显，教学才能被真正冠名以“高质量”。基于教学时间调控的“双减”能够通过更好地掌握课堂教学节奏、把握课堂教学时机、关注学生时间体验等方法，及时地进行课堂教学的现状研判、时机把控、学生体验评估，更好地进行教学工作的规划与学情的分析，从而为学生提供恰当的课后服务、个性化的补偿性教育等。质言之，教学时间赋能“双减”是推动课堂教学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1.3 学理逻辑：教学时间赋能“双减”是不同时间属性在教学层面的集中体现

“教学时间”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基于不同的立场，对其的阐释也不尽相同。从教学时间的一维性和不可逆性出发，可以将教学时间看作是一种钟表化时间，即物理时间；从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与主体感受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教学时间看作是一种心理化时间；从强调网络时代教学和学习虚拟化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将教学时间定义为一种“虚拟时间”。综合以上关于教学时间的理解，教学时间赋能“双减”具有不同层面的学理逻辑。

从时间的物理属性来看，教学时间作为一种钟表化时间，通过优化时间制度、提高课堂效率来赋能“双减”。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遵循适当的时机，根据儿童不同发展阶段，设计相应的教学时间制度能够有效地为课堂教学提质减负；另一方面，通过创新调整教学时间计划，科学设计课程表及教学进度表，促进教学效率的提升。制度化教学时间将不同教学活动区分开来，强化了时间控制与整个教育过程的关系，并以此达到协调和规范教学活动的目的，学校通过设置各种教学时间计划，借助课程表、教学进度表等形式，实现教育活动的有序进行。

从时间的心理属性来看，教学时间是学生主观上关于教学过程的时间体验，通过关注时间感知、增强学生学习体验来赋能“双减”。“即使在一个客观的时间模式中，时间也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并最终表现为个人的感知。”［7］同一节课，有的学生可能认为时间在立谈之间转瞬即逝，而有的学生则感到度日如年、如坐针毡。都是处于同一个客观的时间模式中，学生对时间的感知差异却如此之大，可见每个人都形成了独特的自我时间感。学生学业负担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自我时间感的异化而导致的，学生在课堂中未能逃离钟表时间的桎梏。紧凑的教学节奏、密集的知识讲授也带来了心理时间的压迫感，学生的时间意识被空前放大，心理时间也因而被无限制地放慢，随之而来的便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教学时间赋能“双减”则是通过关注学生的时间感知，人为地拨快学生心理上的时钟，帮助学生从教学时间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尽力摆脱时间的束缚。

从时间的虚拟属性来看，教学时间通过打破时序限制、重构教学节奏来赋能“双减”。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推进，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在教育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种新的时间范式——‘虚拟时间’浮现，时间在教育中的呈现、分配和管理都发生了显著变化”［8］。传统的钟表化和制度化教学时间规定和协调着整个教学活动，以形成统一化的教育节奏。由此，教师的教学以及学生的学习就被裹挟于特定的时间节点。“虚拟时间”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媒介，通过改变教学时间的传统既定序列，从而达到重构教学节奏的目的。这种网络化、同步化的多维立体时间使得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状态自由地调节学习的需求和节奏，摆脱强制性时间顺序的限制。学生获取知识不再被限制于教师的课堂讲授时间之内，时间带来的压迫感被降到最低。“学习越来越不再是仅仅为工作和生活做准备的预备性学习（just-in-time），而是一种随时满足学习者工作和生活需要的即时性学习（just-on-time）。”［8］以往那些压迫性的、强制性的时间节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即时性的、交互性的、创新性的自由时间节奏。在这种时间节奏之下，学生的压力得到疏解，学习也会更有获得感。

2 教学时间赋能“双减”的现实挑战

2.1 教学时间的理解局限，阻碍了赋能“双减”的全面性

一方面，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台的“减负令”进行剖析和反思，不难发现其中出现的对于教学时间在减负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不同程度的“窄化”态势。“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针对不同时期学生存在的学业负担过重的现实问题，共出台了50多项减轻学业负担的相关政策，其中，20项是专门减轻学业负担的政策。”［9］但自1951年颁布的《关于改善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首次从时间层面对减负进行赋能起，这50多条减负的相关政策中真正明确地将时间因素纳入到总体规范标准的占比较低。与此同时，在包括睡眠时间、作业时间、锻炼时间等在内的诸多时间门类之中，又明确地提及教学时间的减负政策更是寥寥无几。再者，在涉及教学时间的减负政策之中，只是简单地通过规定和限制物理时间量来进行赋能，如此这般“减负等于减时间”的逻辑显然忽视了教学时间的丰富内涵。由此可以看出，时间，尤其是教学时间在减负中的功能和定位一开始在政策层面就被有意无意地窄化了。

另一方面，教学时间被看作与学生的学业负担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教学时间越长，学生的学业压力也就越大，学习的效果也越差。为此，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首要的就是压缩教师的教学时间，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时间。一般来说，教学时间影响着学生的学业负担。但是，学生的学业负担并不完全是由教学时间过长导致的。单位时间内的学习任务量、任务难度，学生的注意力分配程度，学习能力等都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业负担程度。不可否认，通过调节教学时间的量对于减负有一定的必要性，然而，“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主要矛盾在于时间分配在内容结构上的失调，学业负担的病根不在于学校教育所占用的时间过长，而是学生时间分配的内容结构失调或失衡”［10］。换言之，课堂教学情境下由教师所主导的学生时间分配策略，即教学时间分配的内容结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业负担的大小。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对于教学时间理解的偏差和局限，导致了通过教学时间赋能“双减”过程中类似于“减负等于减时间”等脱离教学时间本质、游离于教学时间场域的问题出现，从而阻碍了赋能“双减”的全面性。

2.2 教学时间的价值异化，抑制了赋能“双减”的深层性

时间产生于人类社会化过程中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农业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过对太阳运行的轨迹、动植物的特征以及大自然的变化的判断得出大体的时间，日晷、漏刻、圭表等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计时工具。到了工业社会，随着大机器生产、工厂的出现，效率成为人们的主要追求，如何利用最短的时间创造最大的价值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这就对计时有了更加精准化、统一化的要求。为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计时仪器——钟表诞生了。在大工业生产时代，“关键机械不是蒸汽机引擎，而是钟表”，“一切机器都与效率有关，而效率必得由钟表来标度”［11］。钟表时间也由此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在教学领域，随着近代西方学制的传入以及新式学堂的建立，以教学计划表、课程表等为典型特征的钟表时间进入课堂教学。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越来越精细化、统一化的钟表时间一直延续至今并占据着难以撼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