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毒气战：人类历史的耻辱一页

毒气战的前世今生

毒气战，又称化学战，是指在战场上使用具有毒性的化学物质作为武器消灭对方。该类武器与核武器、生物武器同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因杀伤威力大、影响范围广、遗留问题难以解决，受到攻击的目标极端痛苦，即使不立即死去，也会留下终身的疾病，毒气战臭名昭著，为全人类所抵制。世界公认的第一次大规模毒气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当时的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犹太人）担任化学兵工厂厂长，负责研制、生产氯气、芥子气等毒气，并将其使用于战争之中。1915年4月22日，德国在比利时的伊珀尔战线前沿6km正面上，向对方连续施放18万公斤氯气，造成1.5万人中毒，5000人死亡。

毒气弹杀伤力的巨大，令首次使用它的德军都始料未及。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几十架德军飞机蜂拥而至，在空旷地带上空投下无数炸弹，炸弹坠地后，并没有发出巨大声响，而是腾起无数黄绿色烟雾向四周弥漫，英法联军士兵吸入烟雾后，很快喉咙肿痛、呼吸窒息，紧接着口角出血、四肢抽搐倒地而亡。此时，位于西北高地的德军大炮也不停地向该地带倾泻毒气炮弹，很快英法联军士兵大量阵亡，其余大部分也丧失战斗能力，阵地防线被德军轻松占领……

这份“辉煌战果”很快扬名世界，不仅同盟国加大了使用频率，协约国阵营也强化研发使用力度。世界开始了毒气弹升级竞赛，芥子气、光气等新型毒气不断被运用到战场上。

一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签订了《日内瓦议定书》等国际公法，明令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各缔约国同意将这项禁令扩大到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法。但部分国家屡次践踏国际公法，日本堪称其中之最—— 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不仅在战场上大规模使用毒气武器，还建立细菌部队，建造细菌工厂，拿中国平民和战俘做细菌试验，将兽性和残忍发挥到极致。

即使到了1950年代，在战场上使用毒气的案例仍屡见不鲜。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公然违反国际公约，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1960年代，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也使用了毒性武器，其造成的影响至今没有消除。

曾经用毒气给他国造成巨大伤害的日本人，在1995年发生“东京奥姆真理教毒气杀人事件”中感受到了切身痛楚。1995年3月20日早班高峰期，奥姆真理教在靠近东京政府单位的3条地铁线的5班列车上，扎破了数个装有“沙林”毒气的塑料袋，造成12人死亡、5510人以上受伤。这一事件导致“毒气”一词在日本乃至国际社会成为恐怖的代名词。

其实，绝大多数国家早就认识到化学武器的危害性。从1980年开始，国际社会就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开始了讨论，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中设立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特别委员会。1993年1月13日，130多个国家签订《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其是第一个全面禁止，且彻底销毁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具有严格核查机制的国际军控条约，对维护世界和平、国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这份于1997年4月29日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如今已经有190多个缔约国，相比它那些被肆意违反的“前辈”，除缔约国创新高外，还引入对化学武器的核查制度和对化学制品流通的监督制度，并包含对被遗弃的在以往的战争期间未使用的化学武器的处理和销毁原则，成为毒气战问世以来约束力最强、细则最为完善、覆盖范围最广的专项法则。

不得不提的是，虽然《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对维护世界和平、国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美国及其盟友（包括日本）常常以一些国家拥有化学武器为口实扩大在相关地区的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在2003年，美、英等国以伊拉克拥有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其发起进攻。

直到战争结束，美国及其盟友（日本也参与其中）没有在伊拉克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样讽刺曾在联合国安理会展示所谓大规模杀伤武器证据的美前国务卿鲍威尔：“里面搞不好是洗衣粉。”

刷新底线——侵华日军犯下的旷世奇罪

活体解剖、人血与马血互换、婴儿病菌试验、人畜杂交……这些闻之惊心、听之胆颤的各种惨无人道的试验，都是出自侵华日军之手。

纵观世界文明史，再难找到如同侵华日军一般残忍的暴行，其对生化武器的使用更是贯穿了整个战争过程。日本战败时大范围销毁其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证据，意图掩埋肮脏历史，随着人们不断挖掘，其滔天罪行接连浮出水面。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开启了全面抗战，日军在战场上大规模进行国际公约禁止的毒气战。当年8月8～26日，在昌平周边居庸关的南口一带，中日双方爆发了华北战场上的首次正面作战，双方参战兵力超过13万人，日军动用飞机、坦克、战车等一切毒辣手段，在全线多次使用毒气弹，致使中国军人大量伤亡。

虽然中国军人浴血奋战，严重挫伤了日寇，使“三月亡华”的神话破灭，但对日军毒气等手段的应对不足和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使我方伤亡远远大于日方，最终无奈撤退。

在侵华日军大规模展开毒气战杀害中国军民的过程中，“731部队”是一个绕不过的刻满罪恶与耻辱的名字。

731部队全称是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对外称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其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在当时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建立基地，是日本法西斯阴谋发动细菌战进行种族灭绝的主要力量，灭绝人性地使用活体中国人、朝鲜人、联军战俘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试验。

在集中营、占领区、战俘营，731部队犯下了大屠杀、变态的奸淫、毒气试验、细菌试验和性试验等无数惨绝人寰的兽行，致使无数生命惨遭杀戮。

为了研究病菌对胎儿的影响，日军让女人怀孕后感染病菌，待胎儿成形后进行活体解剖，观察胎儿的状态;为了观察人被解剖时的状态，日军把中国住民抓来，称其为“圆木”

（丸太），在完全不进行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活体解剖，场景极端惨烈;他们还把活人四肢砍下来互换、把中国人塞进装甲车用火焰喷射器烘烤、把病菌强制注入活人体内……然而，在侵华日军诸多臭名昭著的生化部队中，731部队只是其中之一。

731部队下属的关东军659部队、设于齐齐哈尔的516部队、本部设于长春的关东军100部队、本部设在北京的北支甲1855部队、本部设于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本部设于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日军将生化部队部署在中国的各个重要城市，不断扩大规模以满足生化作战的需要。

其中516部队是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重要实施者，其建设的大型地下仓库，贮藏着超过20万发各类毒气弹。

由516部队生产的毒气制品有芥子气（黄色1号）、路易氏气（黄色2号）、氰酸（茶色毒气）、碳酰氯肟（青色毒气）、联苯氰基胂（赤色毒气）等，除直接做成毒气弹外，还把毒气装进迫击炮弹内。

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作战越来越猖獗，瓦斯部队成为常设兵种，毒气则是必备装备。据了解，侵华日军曾生产746万发毒气弹，几乎研制和装备了世界各国装备的所有种类的毒气。与之相反，中国军队却没有毒气武器，甚至连防毒面具等器材都很缺乏，导致中国军民在日军化学战攻击下损失惨重。

1940年8～12月，在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中，侵华日军曾施放11次生化毒气，使接近2万名官兵中毒。同年8月，在山东峄县朱沟战斗中，日军使用“窒息性”和“刺激性”为装料的毒气弹，使350余名中国官兵及许多村民中毒身亡。1941年10月中旬，在湖北的宜昌战斗中，日军除使用毒气炮弹外，还使用飞机投放毒剂炸弹，造成1600人中毒，其中600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