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岂止在战场

运动战阶段，炒面功不可没（续）

志愿军对于干粮的需求十分紧迫，为此，东北地区曾经动员包括沈阳饼干厂在内的一些食品加工企业大量生产饼干供应前线。然而饼干的规模化生产需要投入一定的技术设备，产能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除受到生产方面的限制外，普通饼干作为军用食品还存在体积较大，容易破碎，不便于包装运输等缺陷，战士们携带也很不方便。东北军区后勤部很快就把目光转向另外一种方便快捷的食品——炒面，与战士们曾经携带的其他干粮相比，炒面具有体积小、制作工艺简便易行、能够发动群众大批量制作的优点，战士们携带和食用也比较方便，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比较适合志愿军在运动战时期的特殊需要。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不久，根据志愿军前线反馈的信息，东北军区后勤部在11月8日向总后勤部提出“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为了赶在11月下旬，也就是第二次战役发起之前向志愿军大量供应炒面，全国各地的党政军民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运动，北京、天津、武汉、南京等各地的党政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忙得热火朝天。大家齐心协力为志愿军赶制炒米、炒面，连周恩来副主席也在百忙之中亲自来到制作炒面的车间，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动手制作炒面，消息传到朝鲜前线，极大鼓舞了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的战斗热情。

东北地区在炒面运动中出力甚多，提供了当时计划供应数量的2/3还多。东北人民政府专门在1950年儿月12日发布《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动员沈阳市党政军各系统各单位紧急赶制炒面，要求11月13日～12月2日的20天内，必须加工至少276万斤炒面。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巨大需求，东北人民政府特意将生产任务明确分解到每一天、每一个部门，要求东北局每天至少加工炒面6000斤，20天内完成产量不低于12万斤;东北军区每天至少加工炒面6万斤，20天内产量不低于120万斤;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每天至少加工炒面8000斤，20天内产量不低16万斤;公安部每天至少加工炒面3万斤，20天内产量不低于60万斤;工业部每天至少加工炒面1.2万斤，20天内产量不低于24万斤;贸易部每天至少加工炒面8000斤，20天内产量不低于16万斤;财政部每天至少加工炒面2000斤，20天内产量不低于4万斤;沈阳市委及市政府每天至少加工炒面1.2万斤，20天内产量不低于24万斤。

对于炒面里各种成分的配比，规定中也进行明确：炒面的主要成分为小麦粉，占总量的70%，其余30%为高粱粉，也可以用玉米粉或者大米粉代替，每百斤炒面还必须添加0.5斤食盐。在加工炒面的过程中，小麦粉和高粱粉必须切实保证炒熟、炒匀，食盐必须先熬制成精盐，再研磨成粉状，然后按规定的比例与炒面混合均匀，加工完成的炒面要在完全晾凉之后才能进行包装，否则炒面内部的水分蒸发不完全，积聚在包装袋内就容易返潮变质。炒面的包装同样有具体的要求：装炒面必须用上好的面口袋，每袋装40斤，封口应采用双线，针脚要缝合细密，必须保证包装结实不泄漏。接收炒面的部门也要严格进行质量检验，如发现质量不符合要求者，必须退回原加工单位重新炒制，还要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

加工炒面最初使用的原料是生小麦面粉和生高粱粉，除军队系统外，原料均由东北区粮食管理局负责提供。考虑到加工时的损耗，按照每百斤炒面交付给加工单位生面粉87.5斤、生高粱粉37.5斤的标准执行，而炒面里添加的食盐则由各单位自行筹备。

规定发布一周后，东北人民政府又在11月19日召开会议，向其他城市也下达了加工炒面的任务，还给沈阳市增加了182万斤炒面的任务，连同上次的任务在内，一共要按计划完成458万斤炒面的供应。

1950年12月18日，东北局办公厅再次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向党政军各机关单位部署了在一个月内加工650万斤炒面和52万斤熟肉的工作任务。根据前些日子加工炒面的实验结果，决定改变以往的制作工艺，炒制时不再采用生面粉和生高粱粉，而是直接炒制原粮，将小麦、大豆、高粱等主要原料直接下锅，待炒熟之后再磨制成粉。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数量大、炒制难度较高的小麦交由人力资源充裕的大单位进行加工，容易炒熟且数量较少的大豆交给人员不多的小单位进行炒制，一些较难加工的粮食、芝麻和食盐由粮食局负责解决。

会议还详细规定了加工炒面时的原粮损耗标准，玉米为13%，高粱为11%，大豆为10%，小麦为11%，几种原粮混合炒制时的损耗按12%计算，炒熟后的原粮再磨制成粉时的损耗定为25%。加工熟肉的损耗按照2斤生肉交付1斤熟肉来计算，煮肉时每百斤肉需放入8斤食盐。

从志愿军入朝参战直至1951年6月，国内共输送各种干粮超过6290万斤，在所有前运的粮食中占16.7%，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后方赶制出来的炒面。“一捧炒面一捧雪”几乎成为运动战时期志愿军战士英勇顽强战斗精神的写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祖国人民供应的炒面是志愿军在运动战阶段取得胜利的基本保障，为炒面请功的呼声在志愿军战士们中间此起彼伏。尽管炒面解决了志愿军的燃眉之急，然而作为一种应急口粮，炒面存在较大缺陷：制作炒面基本上依靠手工操作完成，很难保证成品的一致性，炒面的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炒面自身所含的水分极少，食用时如果缺水则很难下咽;除能提供碳水化合物和少量蛋白质外，炒面所含的其他营养成分很低，大量供应炒面的同时必须加强其他副食品的供应，否则长期食用必然造成消化系统疾病甚至营养不良。

遗憾的是运动战时期志愿军的副食供应更为短缺。第一次战役期间，来自国内的副食前运十分困难，志愿军只收到了其中的20%，由于供应混乱也造成部队之间食品分配旱涝不均，有的处在一线的战斗部队送不上去，二线梯队反而能得到一些供应。例如第38军和第40军未收到罐头，而第42军却接收不少，第40军某部在一次战役时甚至连续7天都未吃到油。首次走出国门的志愿军在这一时期的确遇到极大的困难，也需要身后的祖国和人民提供更多的支援。

全国各地都已经行动起来，为抗美援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华北地处战略要冲，位于国内人员和物资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作为二线兵站基地，华北军区后勤部同样担负了相当繁重的支前任务，既要为本军区的出征部队和途经本地的其他部队做好供应保障，又要完成大批军需物资的就地筹措，还必须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各种军需物资的生产任务，后勤保障的压力极大。至1951年1月，华北军区已经为志愿军供应炒米将近185万斤，罐头超过86万斤，各种干菜38万余斤，虾皮24万斤，成鱼近64万斤。此后不久，华北军区又为前线提供炒面427万余斤，炒大豆69万斤，炒盐5万斤，按时送达指定地域。

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后勤部的指示，华北军区后勤部在1951年及时完成向志愿军供应被服装具和主副食品的任务。军区下属的军需工厂加班加点赶制数以百万计的服装鞋帽和装具，还安排军需人员奔赴各地采购炊具和各种方便运输储存的副食品，为此跑遍华北的城乡各地，动员几乎所有能生产和加工支前物资的工厂和供销合作社进行生产。仅是为采购蛋粉就动员了天津、丰镇、张家口、通县、阳泉、离石、沁县、长治等地所有的公私蛋粉加工厂。针对一些在当时还无法形成规模化生产的副食品，例如萝卜干、豆角干之类的干菜，则依靠各地的供销社从农民手中直接收购。至于炒米、炒面这种需要动员大量人力制作的干粮，华北军区后勤部动员干部战士一起动手，直接把大锅架在院子里，晚上加班加点赶制炒米、炒面，熊熊燃烧的炉火直透夜空。为了支援朝鲜前线，华北军区后勤部在1951年向志愿军提供各种炊具8500件。全年订购的各类副食品总量接近2133万斤，其中供应的副食主要品种有罐头210万斤、蛋粉280万斤、饼干109万斤、豆豉286万斤、豆腐干185万余斤、花生米880万斤、辣椒面1万余斤、干菜成菜近117万斤。

为了给浴血奋战的志愿军战士调剂饮食，总后军需部在副食品的供应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1951年向志愿军供应各种肉类4429万余斤，油盐类4449万余斤，各种菜蔬类超过11231万斤。除此之外，总后军需部在1951年共向志愿军部队运去各种干粮超过7957万斤，其中包括压缩干粮750万余斤，饼干1675万余斤，而炒面的供应量则高达4782万斤以上。

自从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后，对于罐头和其他军用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内当时为数不多的罐头产业也开足马力，为抗美援朝作出应有的贡献。天津罐头食品厂、南京罐头食品厂、烟台罐头食品总厂、大连罐头食品厂、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上海益民食品四厂、沈阳饼干厂以及其他一大批国内的食品企业的职工和技术人员为此殚精竭虑，立足现有技术设备进行军用食品的生产和研发。此外，选址筹建罐头工厂和口粮工厂的计划也在进行中，1951年为青岛压缩干粮厂提供的拨款就高达50亿元（1955年前采用的第一套人民币，相当于此后的50万元）。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除成都罐头食品厂的产品需要支援进藏部队外，全国罐头产量的70%和其他符合部队需求的产品基本上尽数用于供应志愿军部队，可以说是倾举国之力来应对这一场立国之战。

志愿军战士对于后方供应的各种副食品褒贬不一，总后军需部在1951年的军需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到，战士们普遍认为副食品中的豆豉、豆腐干和咸菜的口味不大好，需要在今后进一步作出改进。以东北军区后勤部供应的豆腐干为例，战士们给出的评价是又硬又干，切得也比较薄，天寒地冻时咬都咬不动。对于压缩干粮，战士们还算比较满意，毕竟压缩干粮工厂的筹建计划是在1951年4月底才完成的，以炒小麦粉、大豆粉、芝麻和大豆油、白糖、食盐为原料的压缩干粮直到1951年下半年才开始大量供应部队。因为供应的数量算不上太大，在战士们那里还不至于像炒面那样惹人生厌。

其实到了1951年下半年时，志愿军已经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抗美援朝战争转入阵地防御战阶段，此时不少志愿军部队已经具备供应其他粮食的条件，但是给养保障方面未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向部队大量供应的干粮依然还是炒面。长期单一的口味和食品结构必然造成战士们出现厌食和抵触情绪，也产生了巨大的浪费。一些战士免不了拿炒面开起玩笑：“把炒面挂在树上，飞机都不会打。”由于炒面缺乏一些必要的维生素，而这个时期志愿军的副食品供应也比较缺乏，部队里夜盲症与口角炎等营养不良患者日益增多，战士们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毛主席让高主席（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给大家送好面，高主席听成了送炒面，抗美援朝吃炒面，夜里瞎子成了串儿。”尽管如此，炒面仍然在各种干粮中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状况的扭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