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地惊雷扫敌顽英雄浩气贯长空

历史篇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使用地雷的地域范围十分广泛，北至关外的茫茫雪原，南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哪里有日寇，哪里就出现它的身影。特别是在我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对地雷的制造和使用更是给予高度重视。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每个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中央军委也一再强调地雷等在游击战争条件下可以自制的群众性武器的重要性，“……只有依靠群众性的落后武器，依靠这些武器的数量，使敌人到处因我们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而疲于奔命”。中央军委于1941年初，发出“关于普遍设立炸弹（手榴弹和地雷的通称）制造厂”的指示。同年6月，朱德、彭德怀联名颁布《关于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要求各军区根据具体环境和条件“大批制造各种式样的地雷和鱼雷（指具有防水功能的地雷）”。11月7日，中央军委在《关于民兵的武器问题的指示》中，再次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虽然抗战期间，七大主要抗日根据地军民都曾不同规模地运用地雷对日伪军作战，但要说到对地雷战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长期将其作为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根据地系统、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爆炸运动，涌现过大批“地雷大王”和“爆炸英雄”，并且取得过显著战果的，当属晋察冀和山东两大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位于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处，于1937年秋开创，是全国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开始，晋察冀大力发展人民武装，自卫队等各种民兵组织遍及边区每个村庄。但在这一时期，民兵还没有广泛使用地雷这种武器，少数战例都是由八路军主力和地方部队进行的，主要用作交通破袭和伏击作战。如1939年9月14日，八路军曾在温汤东公路上埋设地雷2颗，炸死日寇20余名;同月29日，又在石庄至平岭公路上埋地雷数十颗，炸毁日寇汽车8辆，毙敌指挥官1名、士兵40名（《八路军军政杂志》一卷十期）。在此之前的1939年1月31日，由甄凤山率领的冀中三分区五大队，趁天降大雪，在定县东关八里店村附近公路上埋设50颗拉火地雷，并在公路两侧沟内布设大批拉火绳系在鼠夹上的手榴弹，共摧毁坦克1辆、汽车多辆，炸死日军60人，胜利完成阻击由定县出发救援高阳之敌的任务。

在正规军及地方部队取得战果的鼓舞下，冀中地区逐步开始将地雷运用于反“扫荡”、反“蚕食”斗争。1940年春季反“扫荡”时，安国县东赵、西寇两村民兵，将2枚手榴弹埋设在大路上，拉火引爆，炸死2名伪军，这被视为整个冀中地区地雷战的开端。在各级武委会大力推动下，各地开始积极仿效。1940年夏季，七分区青救会在定县造弹厂附近，率先开办爆炸人员训练班，第一期抽调30多名有一定作战经验的武委会和民兵干部参加，教学内容着重结合敌人“扫荡”和破坏活动特点，教授民兵作战方法及地雷、手榴弹等爆炸物使用方法，以及如何土法翻砂制造雷壳、配制土炸药和组装技术等，训练方法包括口授、简易图解和实物观摩。这批学员回去后，成为日后开展地雷战的骨干。接着，七分区武委会又相继举办数次爆破训练班，为广泛推广爆炸斗争打下了基础。为确保保密和安全，七分区还指示各村都要建立专门爆炸小组，责成设有翻砂厂的县制造和供应雷壳，另外鼓励各地收集可利用的旧炮弹和铁罐等容器制造地雷。到次年4、5月间，七分区大多数村庄已经掌握了黑火药、土地雷等的自制技术，使得地雷战逐步成为一项群众性运动。

1941年，日寇加紧对根据地的进攻。在应对2次大“扫荡”、2轮“强化治安”的过程中，冀中军民对敌斗争的实战经验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地雷战和地道战的运用，开创了平原游击战争的全新篇章。在此期间，蠡县、无极、定县、安国、新乐、深泽等地对地雷战法的推行运用较快，收效也最显著，在一年多时间内，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军400多人，并创造出一些全新的使用方式。各县通过举办训练班和展览活动，以及互相观摩学习、开展竞赛等方式，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地雷品种及使用方法逐步丰富。同年6月22日《晋察冀日报》报道：“分区武委会于5月23日召开爆炸运动总结大会，总结数月来经验教训，并教各种爆炸物创造的方法。计出席各县区村代表共93人，下午正式开会。主席报告了开会的意义，来宾向这批群众武装的优秀代表和发明家致贺。第二、三日报告工作队组织领导及各县爆炸物新创造的情形，共新创造42种。28日晨，陈列各县带来的爆炸物，参观者异常活跃。……”6月26日，冀中区党委召开组织会议期间，又专门举办了全冀中地区的大型地雷展览会，介绍了七分区开展爆炸运动的经验，提高各地各级对地雷使用的重视和支持程度。自此，地雷战运动在整个冀中区开展得更加广泛深入，并推广到整个晋察冀根据地。

1941年11月15日，《晋察冀日报》发表题为《爆炸斗争在九分区》的报道：“……自从爆炸这个新的斗争方式创始以来，九分区便把它抓紧起来，训练了大批的爆炸人才，大部分村庄已成立了爆炸小组，进行了不断的试验。在两个月的斗争中，证明了它是开辟落后地区工作的好武器。”同年11月19日，《晋察冀日报》又刊载“北岳区赴冀中参观团胜利归来”的消息：“自7月初起北岳区各群众团体组织之冀中参观团，现已归来，该团在冀中参观达两个月余，对冀中区的群众工作及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群众武装各方面，对敌斗争方式方法和经验等已有深刻了解。……”其中为推广爆炸运动，该参观团特意从冀中九分区邀请安平县陆平川、肃宁县周耀先、博野县刘锦章3位同志，随团返回北岳区，在区武委会担任爆炸教员。1942年1月，由3位同志任教，开办了北岳区首期爆炸训练班，抽调各分区各县武装部股长和区大队大队长共计50多人参加，主要学习地雷的制造、埋设等技术。后又派周耀先到一、四分区，陆平川、刘锦章到二、三及十一分区，轮流开办多期训练班，训练了大批县区村三级民兵干部，使得地雷战在北岳区也蓬勃开展起来。

1942 年4月2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发出《广泛开展民兵地雷战的通报》（作军字1942年第16号）：“现时敌后战争环境中，以运动战大量歼灭敌人的机会很少，为了不断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在全边区展开大规模的地雷战，非常必要。最近冀中抗三团工兵队举行演习，于3月17日炸死邯台出动敌伪20余人，又18日夜于邯台、新城间炸毁敌装甲车一辆、汽车两辆，毙敌10余名，这些战果，充分证明以广泛地雷战，确能大量消耗敌人。尤其是民兵，由于他们对地形熟悉和目标的隐蔽，更易于奏效。因此，对民兵进行地雷战的教育是十分迫切的工作。并应大量制造地雷，以应地雷战之需要。各分区司令部须有计划地去进行，同时要以极大力量去帮助民兵进行地雷战之训练与制造地雷，以便主力军与民兵配合进行。如敌深入我内地时，部队与民兵埋地雷须有组织地进行，以免使自己部队遭受损伤。望各部具体计划执行至要。”这一通报，标志着地雷战已经成为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重要形式及内容。

从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晋察冀边区各县、各边沿地区，每天都有地雷“开花”的胜利消息，尤以三分区工作最为活跃、战绩最多，时任军区武装部长程世才曾风趣地夸奖他们：“地轴都给你们炸偏了！”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日寇纠集重兵，疯狂向边区反复进行“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残酷的斗争环境，更加凸显出地雷战的优势和作用。地雷成为民兵队伍最有力的斗争武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威胁与打击，坚定了根据地军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在使用过程中，广大民兵与日寇斗智斗勇，开展了埋雷与排雷的拉锯斗争，克服了在技术、战术方面的困难与缺点，创造了更多新的地雷品种与战法，并与地道战、麻雀战、村落战等战法初步结合，让地雷这一单纯的防御性武器具备了战术上的进攻能力。1943年6月9日，《晋察冀日报》刊登《向李勇学习 把民兵战斗推进更高的阶段》社论，介绍了“边区爆炸英雄”李勇及其领导的阜平县五丈湾村游击小组的先进事迹，号召在全区开展“李勇爆炸运动”，广泛开展地雷战，大量杀伤敌人，地雷应用在根据地又进入一个新时期。

1944年之后，晋察冀边区的地雷战运动已经基本发展成熟。无论在根据地、游击区还是敌占区，到处都有地雷的爆炸声，日伪处处受打挨炸，处处寸步难行，成天生活在地雷阴影之下，惶惶不可终日。在此期间，出现了抗日军民应用地雷开展破击、围困、伏击、阻击、主动袭击的大量经典战例，涌现了大批熟练使用地雷的民兵“爆炸大王”。受晋察冀影响带动，周边其他根据地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爆炸运动。晋绥边区从1944年9月至1945年7月，共爆炸地雷681颗，炸死炸伤日伪军1924名，占同期民兵杀伤敌人总数的86%。仅1944年2～8月，忻县、宁武、临南三县的4个区，就使用地雷炸死日伪军103名，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凶焰。1944年10月中旬，日寇为破坏秋收，纠集7000余人，对兴县、临县等地发动大规模“扫荡”，行动之前敌酋训话时，再三强调要“小心八路地雷”，但这并不能摆脱他们被痛炸的命运，面对民兵地雷和冷枪的不断袭扰，日寇“有路不敢走，遇桥不敢过，见屋不敢进”，住宿、吃饭都变得十分困难，山炮、机枪等武器不仅无法施展威力，反而变成了包袱。兴县民兵在半个月内累计单独或配合部队与敌作战136次，毙伤日伪军301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地雷的战绩。仅11月7日，兴县二十里铺民兵英雄李有年埋设的一组连环雷，一次就炸倒23名敌人，其中12名当场毙命。到11月9日，在八路军和民兵的共同打击下，日伪军累计死伤1567人，不得不狼狈撤退，反“扫荡”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