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消费级无人机的军事化应用

2018年8月4日，两架装载塑胶炸药的无人机企图在加拉加斯暗杀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一个不祥的新时代开始了——无人机恐怖主义。12月19日，两架非武装无人机闯入伦敦盖特威克机场飞行控制区，迫使机场关闭。此事件将无人机在当前安全部门看似严密的防御网络中，所能获得的巨大行动空间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引发的无人机恐怖袭击事件及其外溢效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驱动因素的研究局限于非国家暴力行为者，特别是“伊斯兰国”（ISIS）、真主党、胡塞武装、哈马斯等，以意识形态划分暴力行为主体发挥的作用，这些研究视角带有深刻的政治立场预设。

客观来讲，影响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扩散的因素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国家主体、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和消费市场。非国家暴力行为者首先是非国家政治行为者，为实现一定目的而采用暴力手段，一般指叛乱团体、部落民兵、地下帮派、犯罪组织或恐怖组织等。长期以来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是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主要推手，但乌克兰危机中无人机的使用，代表了近年来国家主体出于种种目的推动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大趋势。在双方共同推动下，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正在全球加速扩散。

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典型应用

非国家行为者中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利用无人机进行跟踪监视、商业网络入侵、政治示威等非法活动，其后果一般可控。叛乱团体、犯罪组织、恐怖组织、部落民兵等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往往致力于追求无人机军事效益的最大化。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始于1994年日本奥姆真理教使用遥控无人机抛洒沙林毒气的实验，而ISIS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运用的示范效应，加速了其向全球扩散。军事化的消费级无人机正在成为非国家暴力行为者首选的攻击方式。

国家主体因素在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扩散过程中同样发挥了推动作用。2015年前后，在战术层面，军用无人机与消费级无人机技术差距缩小。出于种种原因国家主体开始介入消费级无人机的军事化，较具代表性的有美国、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

在国家主体层面和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层面，军事化的消费级无人机主要应用于目标攻击、情报侦察、目标监视、非法宣传等方面。

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因素发挥的驱动作用

消费级无人机较低的采购门槛为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提供较为便利的获取途径。因此，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成为早期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扩散的主要驱动因素。

虽然消费市场规制和国家主体规制闲置了绝大部分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对无人机的军事化应用，但无人机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蔓延从侧面证明了消费市场、国家主体因素的共同规制仍不能遏制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扩散。即在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过程中，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因素发挥的驱动作用超过消费市场、国家主体因素的规制作用，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空中平台的泛用性 在军事化的消费级无人机运用中，ISR（情报、监视、侦查）、非法运输、自杀式点攻击（炸药）、CBR（化学、生物、放射性）袭击是最具威胁的攻击方式。通过考察商业市场1429套消费级无人机（兰德公司，2020年），至少有351套（占比25%）能实现最具威胁的攻击方式之一，有27套能够实现全部4项攻击方式。若考虑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军事化改造，这一比例将进一步上升。以上数据表明，消费级无人机的军事化改装具有较低的技术门槛，部分消费级无人机无需改装便可用于军事目的。这种泛用性推动了消费级无人机的军事化应用。

消费技术的迭代性 消费市场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规制主要集中于对消费级无人机（部件）的流通控制。虽然企业在技术迭代时不会考虑非国家暴力行为者需求，但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大众消费者具有趋同需求的特点——在满足一定任务前提下，无人机追求更小、更安静、更大载荷等，而以上属性同样为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所需。更小更安静意味着无人机更难被声、光传感器发现（由于消费级无人机降噪技术的发展，一些C-UAS企业已不将声学传感器作为主要反无人机手段）；更大的载荷意味着无人机具有更大的改装空间、更强的载弹能力。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消费市场的需求趋同使非国家暴力行为者能够坐享消费技术的迭代成果，包括激光雷达的应用、模数转换器处理能力的提高、飞控系统自动化、5G网络、开源软件与高度定制化、模块化的硬件环境等。消费技术的迭代升级，满足了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应用的条件。

独狼袭击的示范性 独狼恐怖袭击依赖于装备材料便利性和成本——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实施者仅以5000美元的成本发动了美国最致命的本土恐怖袭击，其所用原料绝大部分通过合法途径购买。ISIS等非国家暴力行为者通过互联网分发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资料，同时消费无人机存在合法购买渠道，使独狼发动无人机恐怖袭击的成本进一步下降。这种低成本且成功的袭击本身就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应用具有示范效应。

无人机宣传的战略性 限于消费级无人机载荷，其攻击的破坏性、成功率低于路边炸弹等非国家暴力行为者传统攻击方式，但非国家暴力行为者运用无人机的战略优势足以抵消其在战术、战役层面的不足。宣传战是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无人机战略价值的主要体现。ISIS认为“无人机记录的攻击”远比“攻击”本身更为重要，其宣传价值远超ISIS无人机部队所能获得的微薄的战术战役收益。

图像是无人机在宣传领域的主要产出。ISIS发布的无人机图像分为无人机对地打击、无人机自杀式袭击、无人机飞越、无人机本身、无人机战果图表。ISIS无人机图像中尤其不同寻常的是第三类——图像中没有任何军事行动，仅有单纯的飞越领土。这些图像清楚表明，ISIS利用空中力量与主权之间的象征性联系，进一步确立其对有效行使主权国家的主张。

与其他形式军事力量不同，自一战以来，空中力量便是国家暴力行为者的“特权”，并与国家主权绑定，而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无人机本身就代表着对主权国家特权的挑战——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概念与象征上。ISIS试图通过其无人机不受限制通过空域的表现来支持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主张。尽管几乎所有非国家暴力行为者都将无人机纳入其宣传计划，但ISIS进一步利用无人机的垂直俯视视角来施加其作为一个合法哈里发国的暗示，ISIS无人机计划是恐怖组织高度传媒化使用无人机的第一个实例。

技术人才的流动性 技术人员加入可在短时间内提高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无人机技术水平，“阿拉伯之春”迫使部分原政府技术人员离开本国并被非国家暴力行为者招募。借助Telegram等开源匿名通信系统，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可定向招募专业人才、分发无人机技术，虚拟货币市场也为相关交易提供金融平台。这些都为无人机的军事化应用提供了助力。

无人机运用的积极效应 规模化的无人机运用表明该非国家暴力行为者组织同时拥有稳定的控制区、无人机中长期计划和可靠的交易网络。因此，无人机对非国家暴力行为者而言具有军事实力和技术水平的双重象征。无人机运用给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带来的声誉对于其宣传主张、对话谈判、获取资源、招募人员等具有积极效应。

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中国家主体因素发挥的驱动作用

总的来说，国家主体因素在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扩散过程中体现为发挥规制作用，但是在2015年前后战术层面军用无人机与消费级无人机技术差距缩小。出于种种原因国家主体开始介入消费级无人机的军事化，较具代表性的有美国、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等。

国家主体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转向带来深远影响：一方面无人机企业将军用标准嵌入无人机概念设计，以期获得国防订单；另一方面消费级无人机在战术层面的军事化激励工业级无人机尝试在战役层面军事化。总之，国家主体主导下的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将增强民用无人机的潜在军用价值。虽然国家主体对仍非国家暴力行为者军事化消费级无人机进行规制，但凭借国家优势与其对消费市场的指导性，国家主体对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发挥的驱动作用胜过其发挥的规制作用。

美国 自2017年起，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逐步将以大疆为代表的进口消费级无人机从美国军政系统中剥离。这样做一方面与中国产业链切割，令美国军政系统摆脱对进口“商用现货”无人机的依赖；另一方面以行政手段强行为无人机产业创造国内市场、重振美国本土制造业。

美国对本土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的基本政策是：在政府指导、贸易壁垒基础上，将军政系统战术级无人机订单向本土消费级无人机企业转移。蓝色小型无人机系统（Blue sUAS）项目是美国消费级无人机军事化趋势的集中体现。Blue sUAS由美国防部下属国防创新部门主导，目的是在进口消费级无人机退出后尽快在美国本土选定替代供应商，首批Blue sUAS名单包括5家无人机企业的5款无人机——Altavian的M440 Ion、Parrot的Anafi USA、Skydio的X2-D、Teal的Golden Eagle、Vantage Robotics的Vesper等5家无人机企业的5款无人机，时任美国防部代理副部长Michael Kratsios宣称Blue sUAS代表了朝着建立一个强大而值得信赖的无人机国内工业基地迈出的第一步，该基础确保向依赖它的作战人员持续交付高性能、安全的无人机。

虽然美国防部对Blue sUAS的前景保持乐观态度，但Blue sUAS在美国朝野引发巨大争议：美国内政部拥有全美最庞大的民用无人机队，但该部备忘录指出：Blue sUAS无人机比本部门此前能够购买的无人机贵8～14倍，Blue sUAS无人机令本部门传感器功能降低95%，该无人机是为非常特定的国防部任务设计的，只能满足本部门任务要求的20%左右。此前美国内政部与大疆合作开发的“政府版”无人机报价为2100美元，但仅具备最基础功能的Blue sUAS无人机报价便却高达7800美元，美国无人机企业Terraview、Skyfish抗议Blue sUAS为入选企业带来不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美国无人机禁令以外的单位，例如州政府等，由于缺乏安全评估专家，同样将Blue sUAS作为采购标准，众多未进入Blue sUAS的无人机企业因此失去大量订单，Skyfish董事长John Livingston表示“Blue sUAS正在粉碎国内无人机行业——如果你不在名单上，你就难以争取政府或国有业务”。

2021年10月，美国公布Blue sUAS 2.0名单，新加入11家无人机企业。美国防部声称“对符合政策且具有成本效益的额外功能的需求是Blue sUAS 2.0背后的巨大驱动力。该项目将增加Blue sUAS中无人机的多样性、能力和可负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