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视角下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情报失误解析

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出现严重的情报失误，造成冲突初期重大损失。本文试从情报复杂性视角出发，分别基于本体论、认识论、系统论角度，分析解释在面对复杂性问题时以色列情报预警失能的原因，总结教训启示。

复杂性已成为情报问题的重要视角

随着全球化、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秩序的变迁，世界日益构成一个紧密联系且相互依赖的复杂系统。在此背景下，军事科学也在过去20年完成了复杂性转向，战争也越来越被视为复杂的。而军事情报却长期没有进入复杂系统视野，关于情报的复杂性和适应性问题更是少有人问津。

复杂性是描述客观事物的一种属性，其内涵意蕴丰富且莫衷一是，根据考察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基于本体论视角，复杂性可以理解为彼此之间有许多不同连接的大量不同元素所形成的状态，强调事物的组成成分众多且杂乱；二是基于认识论视角，复杂性可定义为描述一个客观事物的困难程度，而这种难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受主体认知的影响；三是基于系统论视角，复杂性可定义为“混沌边缘”，即复杂性是介于严格的有序系统和无序系统之间的状态，复杂系统是由大量动态变化且相互作用的元素或子系统构成的综合系统。

基于上述定义，情报也可以被视为复杂系统的一种，具有显著的复杂性特征：由多而杂的部门机构组成；对客体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受主观认知的影响；对主体而言，对手的状态可以视为混沌系统。借助情景化的案例分析将复杂性概念引入情报问题，有助于改进情报学传统的控制论方法，深度反思情报活动与组织的失误和不足。

哈马斯的突袭与以色列预警失误表现

2023年10月7日早7时许，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开始密集向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发射约5000枚火箭弹，以色列南部和中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在火箭弹的掩护下，哈马斯武装人员驾驶滑翔伞突破巴以边境；落地后掩护突击队使用推土机冲破以色列建造的防渗电子和水泥墙，用炸药冲破障碍物，拓宽缺口，突破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封锁；而后乘坐摩托车、快艇等工具，从陆上、海上和空中多个方向渗透到以色列南部的多个城镇和村庄。同日，哈马斯宣布，此次对以色列展开的袭击为“阿克萨洪水”行动。外媒将此次突袭定义为以色列的重大情报失误，称其为以色列的“珍珠港事件”“9·11时刻”。

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巨大。冲突爆发仅4天，以方就有包括200名军警武装人员在内的1200人死亡、3400人受伤，另有200余人被哈马斯劫持为人质。哈马斯还俘虏了以色列少将尼姆鲁德·阿洛尼、中央特种部队指挥官谢霍夫·索拉姆等高级军官。以军在遭遇袭击的72小时内损失的军官数量之多、级别之高，在其建国以来的历史上堪称罕见。装备损失方面，在短短一两天内，加沙周边的以军至少损失了梅卡瓦主战坦克（9辆）、雌虎和M113在内的数十辆装甲输送车，以及更多的轻型轮式战术车辆。这样的规模对于被全世界公认为低烈度治安作战区域的加沙地带而言，损失不可谓不大。

反击行动效果十分有限。此次冲突中，以色列对加沙的反击在摧毁或破坏军事阵地、人员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效果有限。以色列声称已经杀害了一些激进分子领导人，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哈马斯的精英努赫巴部队，并努力打击火箭发射基础设施。但哈马斯和其他武装分子在以军的反击下，仍继续向以色列发射了千余枚火箭弹，只是炮弹的规模和强度都不及10月7日。并且炮火强度的减弱，也不完全受以色列回击的影响；其进攻强度的变化，同样受卡桑旅的库存弹药不足、哈马斯的指挥决策影响。以方的反击效果不佳，说明之前对哈马斯的组织、位置与动向情报储备不足。

官方与媒体直指情报部门。以色列领导人以及军方相关人士，在各种场合公开表达了对情报力量的不满。以色列安全部门前高级别官员雅科夫·阿米德罗尔告诉媒体，以色列遇袭反映出“情报系统和（以色列）南部军事机构的巨大失败”，并表示“这次行动实际上证明加沙的（情报）能力并不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袭击发生前他并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警告，“相反，所有的国防官员都评估，哈马斯被吓倒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半岛电视台等媒体，也直指情报界犯下的若干错误，包括未能监控巴勒斯坦袭击者的主要通信渠道，过度依赖脆弱的边境监控设备等。官方发声与媒体讨论同时指向了以色列情报部门履职不力，在舆论上间接证明了其失误。

以色列失误原因解析：对情报复杂性的忽视

本体论视角：哈马斯难以探知的组织活动与成效显著的情报欺骗。从本体论视角分析，以色列的情报失误是由哈马斯隐匿的组织结构与活动、出色的情报欺骗导致的。一方面，哈马斯作为非政府激进组织，本身组织结构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和隐匿性，其行为活动的探察难度大；另一方面，哈马斯历时两年，对以色列实施了成功的M式欺骗（误导欺骗）。

第一，组织活动隐匿性强，以方难以探知预测。哈马斯本身复杂性和隐匿性强的特点，也使以色列对其突袭的情报预测变得极为困难。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哈马斯自身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缺乏透明度，难以为人所熟知；处在冲突频发的加沙地带，又促使其长期采取隐蔽的行动模式，侦察预测难度大。

一方面，哈马斯对于自身领导人情况和组织架构讳莫如深。为防止美国和以色列掌握其组织架构政治领导人位置、实施精确打击和定点清除，此类信息受到严格控制保护。此次“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策划者、卡桑旅领导人穆罕默德·戴夫更是行踪不定，公开资料中只有一张他的模糊照片，其绰号“戴夫”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客人”，意指他“每晚在不同人家过夜，以躲避以色列情报人员”。以色列在掌握哈马斯领导人情况与动向方面存在较大困难也就可见一斑了。

另一方面，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哈马斯不受政府组织透明度的制约，也缺乏财政、预算和结算等方面的公示机制，这使以色列难以通过监视其财政预算、项目结算等内容判断其活动轨迹与下一步计划。监察组织“自由之家”就曾表示：“哈马斯控制的政府没有确保资金、采购或业务透明度的有效或独立机制。”

第二，实施M式欺骗，误导以色列情报研判。哈马斯通过各种手段，成功隐藏突袭前准备活动的各种迹象，使以色列坚信哈马斯不会主动求诸武力，因而缺少应急措施。

首先，成功向以方传递了他们没有准备、也不愿参与新一轮冲突的意愿，并使以色列深信不疑。哈马斯自2021年5月的袭击后，已有两年多未曾主动挑起加沙战火；甚至在冲突爆发前一个月，哈马斯还在卡塔尔斡旋下，同意结束在以色列与加沙边境地带的一场动乱。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查奇在突袭发生的前一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哈马斯非常克制，他们明白进一步挑衅的后果。”

其次，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手段。埃及情报官员称，哈马斯严密控制突袭计划的知悉范围，将计划分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的传播范围都极为有限。在训练期间，执行袭击任务的1000名战士对演习目的毫不知情，突击队员在行动前3小时才接到确切命令。此外，由于哈马斯许多政治领导人多年流亡于加沙地带之外，为防止消息泄露，突袭计划知悉范围甚至会将这些高级政治领导人排除在外。

再次，精心制定突袭时间。哈马斯将袭击时间定于2023年10月7日，该日是以色列犹太人安息日与住棚节的最后一天，全国还沉浸在休假与节日氛围中。这一天情报部门容易放松警惕，边境守卫士兵也较少，突袭风险较小、成功几率大。

认识论视角：复杂认知过程中以色列的错误评估与知觉偏差。从认识论视角解析，此次突袭可以理解为以色列复杂认知过程中因判断失误招致的攻击，换言之，是防御方的认知偏差在累积效应的作用下，导致的一种综合的心理和物理结果。与其说突袭的成功是欺骗的结果，不如说是自欺所致。以色列情报部门低估了哈马斯武装组织的威胁程度，产生知觉偏差，又因知觉偏差忽略了预警征候，导致最终的失误。

第一，未能对哈马斯相对能力进行评估。以色列情报部门只关注到哈马斯可用于发动进攻的绝对能力，而忽视了敌我相对能力的评估。换言之，其没有将哈马斯的攻击能力与己方防御能力进行比较，来判断哈马斯是否有能力发动一场成功的突袭。而事实上，哈马斯经过多年的武器更新与训练，虽然依旧无法和以色列抗衡、赢得整场战争，但已悄然具备了发动一次成功突袭的能力：其近年不断丰富火箭弹型号，优化装药量与射程等性能参数，目前火箭弹已实现系统化与精确化；同时在伊朗的支持下，哈马斯已经具备了生产小批量自杀式无人机的能力。训练方面，其专门仿照以色列军营建立训练区，模拟进行火箭弹发射、滑翔伞起飞与降落等多种专项袭击训练。

反观以色列，其在加沙边境的防御力量其实并不具备绝对优势。首先，冲突爆发前，约旦河西岸出现一波暴力浪潮，内塔尼亚胡极右翼政府司法改革也招致抗议示威浪潮，使一些军事资源转移，原本投注在哈马斯上的军事力量被分散。其次，曾在2021年巴以冲突中大放异彩的铁穹防空系统虽然有效，但受制于几万美元一枚拦截弹的昂贵价格、仅150千米的系统探测半径，其全面部署成本过高，仅能零星部署在关键城镇与设施周边，防御效果大打折扣。再次，以色列过于相信部署在加沙边境的电子监控设备，但从结果看，哈马斯仅用小型无人机挂载手榴弹，就摧毁了监控设备和遥控武器站。综合考虑哈马斯的攻击能力与以色列的防御力量，以色列并不像其情报部门评估的那么高枕无忧。

第二，被以往经验误导，误判哈马斯的真实意图。以色列情报部门在意图评估时，过于相信前几次中东战争和以往巴以冲突的经验。意图评估需要了解对方的基本目标、计划（即可能的行动方案）以及决心（即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冒险）。以色列情报部门虽然了解哈马斯的基本目标，但没有预料到其行动计划与决心，犯了经验主义与盲从直觉的错误，因而在预测具体突袭时机上出现明显偏差。

一方面，以色列情报部门低估了哈马斯报复的决心意志。以情报部门评估哈马斯不会发动突然袭击，源于以色列正在为加沙地带提供的经济激励。其认为通过提供经济利益，哈马斯的意图已经软化。而事实上，卡桑旅发言人阿布·乌拜达表示，“阿克萨洪水”行动构思早在2021年就已经产生。对于哈马斯来说，与以色列的和解显然是短期战术性的、而非长期战略性的行为，双方矛盾依然深刻且难以化解，而和解只是缓兵之计。

另一方面，以色列情报部门还忽略了哈马斯内忧外困的处境。冲突爆发前，哈马斯正处于内外交困、愈发孤立的状况。调查机构“阿拉伯晴雨表”最新调查显示，在加沙地带，只有29%的民众表示信任哈马斯政府，只有24%的人表示他们会投票给伊斯梅尔·哈尼亚。国际上，由于《亚伯拉罕协定》，巴勒斯坦问题被搁置一旁。哈马斯很可能想激起以色列的过度反应，以阻碍阿以关系“正常化”进程，给由美国斡旋的沙特—以色列和平协议谈判制造困难。以情报机构低估了哈马斯扭转其外交孤立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