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精神意蕴及其对新时代教师教育的启示

摘要： 西北联大在抗战烽火中艰难办学，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兴学强国、开拓创新、无私奉献为精髓的西北联大精神。伟大的西北联大精神对今天的教师教育发展也有着新的时代意义，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在教师培养体系、师范生培养质量、扎根乡村的教师培养方面出现了诸多现实问题。回顾历史，立足时代，传承西北联大精神，培育矢志爱国奉献的新时代师范生，创新高质量师范生培养的实践路径，强化师范生扎根乡村的时代使命与担当是西北联大对发展高质量教师教育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 西北联大精神; 教师教育; 师范生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995（2022）01-0087-06

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西迁高校的典型代表。1937年9月，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国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迁往陕西汉中，于1938年4月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西北联大存在时间虽短，但在其办学过程中形成的西北联大精神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独特的存在，同时又带有抗战时期的大学精神特色。西北联大精神历久弥新，经过历史的沉淀，以及后继高校传承与发扬，已更具时代价值。研究西北联大精神一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二是为了充分挖掘其当代价值。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因此，有必要从西北联大精神中寻找养分，探寻高质量教师教育的发展路径。

一、熠熠生辉的西北联大精神

西北联大组建于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造就了其在高等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西北联大的后继高校，对传承西北联大精神矢志不渝，丰富了中国的大学精神，也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爱国主义：西北联大精神的精神内核

西北联大建立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国外列强虎视眈眈，国内日本帝国主义不断逼近中国内陆。高校西迁内地正是战时状态下保存“血脉”的一次壮举。因此，西北联大组建之前的西安临时大学及其后来分立的五校都肩负着强烈的抗敌御侮的时代使命。西北联大创办刊物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以军事教育提高学生的抗战救国能力，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都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第一，创办刊物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抗战期间，西北联大坚持创办《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校刊》等刊物，传播抗战爱国思想。比如《西安临大校刊》第6期刊登“抗战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作者周宗莲在文中讲述抗战前后中国的生存状况，分析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指出“救国的根本方案是救贫救弱救愚三件大事”[2]。《西北联大校刊》第3期刊登“搜集抗战史料 训令一”一文，写到“查自抗战军兴以来，时逾一载，全民蹈厉，在最高领袖统一指挥之下，矢勤矢勇，共复国仇，有史以来，实所罕见，不以记载，何以激发将来”[3]。

第二，西北联大重视军事教育。在西北联大，军训是一门必修课，这样做是希望能够引起学生们的重视，以达到锻炼体魄，增强自身抗敌能力的目的。李蒸曾在《集训的功用》中提到军训有两大作用，一是改变文人羸弱的习惯，二是培植学生抗敌的能力[4]。学生热心体育军事训练，还主动提出延长军训时长，也是抗战救国的具体表现。可见，重视体育军事教育是西北联大师生的共识。

第三，西北联大师生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师范学院家政学系的师生尽自己所能支援抗战，组织抗战救援会，义卖等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西北联大校刊》第11期报道了家政学系师生为支援前方抗战而组织的义卖活动[5]。家政学系师生前后共举行三次义卖活动，为前线战士捐献了食品、服装、日常生活用品等物资。西北联大地质系青年教授郁士元主动从军，被称为“抗战以来教授从军第一人”[6]。并且西北联大培养出的优秀学生积极投身抗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西北联大为抗战做出的直接努力和为国驻守西北大地等付出，都体现了西北联大师生的爱国情怀，而这也造就了西北联大的辉煌，成就了西北的高等教育，改善了国家高等教育分布不均的困局，实现了国家对西北进行开发的战略目标，没有西北联大师生强烈的爱国之心，难以有其后续的成就。

（二）无私奉献：西北联大精神的榜样力量

有学者认为，西北联大的前身西安临大，是国土沦丧、教育流亡的产物[7]。在国家遭受危难之际，西北联大的教职员用一生谱写着西北高等教育的赞歌。国立西北五校教职员在各自岗位的坚守，正是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内心爱国情感的真挚表达。就是这505名教授和1489名教职员工的坚守[8]，为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树立了榜样，正是这些教职员的无私奉献，成就了西北联大的一段段佳话。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著名学者、教育家李蒸，一位研究近现代师范教育不可不提的人物，为开拓西北高等师范教育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被尊称为“西北高等师范教育的拓荒者”。他一生致力于师范教育，维护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鼓励以文化教育开发西北，曾为西北联大师范学院提出“诚、敬、勤、朴”的校训。他以其远见卓识和对师范教育的热情投身西北，实实在在地将西北师范学院肩负的时代使命、扎根西北的办学目标付诸实践，不断鼓励西北师院的学生留在西北，开发西北，建设西北。

潘承孝先生自北平大学西迁以来，曾担任西安临大、西北联大机械系教授、系主任、西北工学院教务长，负责古路坝的日常工作，并分别于1943年、1944年担任西北工学院代理院长、院长。作为教授，潘先生尽心教学;作为教务长，他奉行“严进、严管、严出”的管理制度，将西工打造成当时最好的工科院校之一。为了鼓励学生学习，潘承孝先生自掏腰包设立“永言奖学金”，并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西工迁校选址来回奔波。西北的十年，潘承孝先生鞠躬尽瘁，可谓是一代师表。他的努力赢得了西工师生的景仰，也培养了师昌绪、高景德、李继明等知名学者。

国难当头，西北联大教育家们甘心奉献西北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促进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发展。如教育家李蒸所言：“教育家不但是办理教育事业的成功者，……实为关系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主力……”[9]。西北联大无私奉献的榜样力量，铸就了西北联大的辉煌。在这样的榜样引导下，我国高等教育势必会涌现更多的教育家型教师，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添砖加瓦。

（三）开拓创新：西北联大精神的无价之宝

在日军的侵略下，国破校散，为了保存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西安临时大学组建，当时并入西安临大的有工、农、医、教育、法商、女子文理学院，这一开创性的举措，为促进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平衡全国高等教育的分布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家政系为了延续家政血脉，校长齐国樑多次向教育部协商，最终整建制的迁入西安临大。1938年4月，临大迁往汉中后，学校面临诸多困难，校舍不够，便创造性的将学校分设在了三县六个地方，有贡院旧址、文庙、天主教堂等地址，同时在汉中设立西北联大办事处，以提高学校的行政工作效率[10]。西北联大将学校分散办学，是适应抗战环境的特殊举措，既解决校舍紧缺的问题，又提高了保证战时办学的可能性。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就是在经历了两次建校，一次迁校后，在兰州黄河北岸的荒滩上建立了西北第一所高等师范院校[11]。不仅如此，西北联大的教师们在当时艰苦的办学与科研条件下仍开创性的建立了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创建了边政学系;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黎锦熙先生开创了当代方志，确立了修志的四大原则，并出版著作《方志今议》;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首次论证了楼兰、龟兹等古国的地理位置。

（四）兴学强国：西北联大精神的价值引领

所谓“兴学强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兴学”和“强国”。陆咏霓在《国难时期的大学教育》中说：“国难日迫，人心危惧，于是在大学者无不思改革课程，以应时局之需要”[12]，表现出对“兴学”的强烈渴望。西北联大在西北办学时，培养出了中国当时急需的专业人才，比如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创办了考古学、边政学专业;为了开发西北，成就了整个西北的矿冶高等教育。胡庶华曾说：“欲救东北必须开发西北，欲保东南必须开发西北，欲固西南尤须开发西北。”[9]此外，校训是学校价值观念的体现，它引领着学校的发展理念，从“公诚勤朴”的校训也可窥见一斑[13]。

西北联大在抗日战争中高举“兴学强国”的旗帜，这种价值引领始终伴随着西北联大及其后继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长河中的发展。抗战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极为不合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非常落后。西北联大的创办及其分立的各类院校在西北地区扎根办学，使得西北出现了师范、工、农、医、综合类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西北联大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优化高等教育布局上，更体现在他所培养的人才上，1937-1946年间，西北联大为西北乃至全国培养了9257名文、理、工、农、医、师范等各个领域的优秀爱国人才[8]。西北联大兴学强国精神，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仍具有时代意义，今日的中国高等教育仍需这些价值观念的引领。

二、教师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我国的师范教育肇始于清末南洋公学师范学院，至今已有120多年。这一百多年间，我国的师范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师范教育不再局限于师范生的培养，教师的职业培训和在职研修的发展，推动“师范教育”的概念扩充，师范教育逐渐转型为“教师教育”。但事物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国教师教育发展也伴随着诸多问题。

新世纪以来，国家不断倡导构建开放、多元、高质量的教师教育体系，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教师教育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诸如教师培养体系不够合理，师范生培养质量不高，师范生扎根乡村的意愿较低等制约教师教育振兴与发展的问题。

（一）教师培养体系不够合理

当前我国倡导的教师培养体系是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大学参与其中。但调查显示，全国举办教师教育的师范院校有192所，非师范院校有397所[14]，师范院校与非师范院校参与教师教育的比例约为1：2.07。此外，在“双一流”建设高校中，仅有23所院校参与了教师教育[15]，占比约为18.1%。“四级三轨”的教师培养体系有3000多所，其中2000多所是中职学校、中师、高等专科、高等师范专科[16]。从上述数据来看，我国当前的教师培养体系中，师范院校的主体地位并未彻底实现，高水平的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积极性不高且没有发挥直接作用[16]。尤其是智能时代，高水平综合大学更应该在技术上对师范院校提供一定的帮助，为师范院校向智能化转型增加一份保障。总之，我国的教师培养体系不论是在参与院校的构建上，还是师范生培养上都有待完善，中国特色教师培养体系的建立任重道远。

（二）师范生培养质量有待提高

教师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小学提供优质的教师，其中师范生的培养是教师教育过程中最关键的阶段[17]。有研究表明，由于当前师范生的教师教育课程主要是由缺乏中小学一线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加之师范生教学实习缺乏制度保障，导致教师的职前培养环节质量难以保障[18]。而且我国目前的师范生培养数量远远大于其市场需求，但高质量的师范生对中小学校来说却是“刚需”[19]，这一尴尬情况的出现，恰恰说明我国师范院校师范生的培养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开放化的教师教育体系虽已建立，这使得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也有机会参与到师范生培养当中，师范院校学科基础弱的问题在这一体系下也更加凸显，很多中学校长认为师范生的职后竞争力、发展潜力低于非师范生，且优质中学更倾向于招收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201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招聘公示显示，16名拟录用者均是非师范生[14]。这种招聘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师范生的职前培养存在问题，以致出现培养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的现实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