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吹遍野战碑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内阁会议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作为决定未来十年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设计及近年来日本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合流的最新结果，新“安保三文件”为日本发展“自主防务”“反击能力”提供了指导意见，为日本新一轮扩军铺平了道路。其出台标志着日本事实上成功突破了战后“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向进攻能力与威慑能力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新“安保三文件”概要

日本周边安全形势  日本认为，联合国等多边组织在国际热点议题中频频失声失能，原因在于“不共享普世价值观”国家正在扩张势力范围，挑战国际秩序，引发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分歧和对抗，并造成广泛的国际危机；印度-太平洋地区作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正面临持续紧张的安全形势，日本正处于“战后最严峻和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之下”。

一是中国。中国在国防开支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其海、空军资产已超过日本，核武器、各型导弹、高超声速武器发展迅速，无人资产的开发与部署取得进展并加强在日本周边的活动，在东海、南海正试图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

二是俄罗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动摇了国际社会根基，对欧洲造成了直接军事威胁。同时，俄罗斯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愈加频繁，不断强化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存在。

三是朝鲜。朝鲜加快研发、储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弹道导弹，追求核武器小型化，以空前的高频率发射导弹，已经具备多种环境下导弹发射能力，其技术水平已足以对日本实施核打击，对日本构成比以往更加紧迫的威胁。

四是科技进步造成军事领域广泛变革，军队结构编成和作战样式发生根本性变化。

日本国家安防目标  基于对周边安全形势的研判，日本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中分别提出了日本应当确保的安防目标。

日本国家安防目标

日本国家安防政策  一是强化自主防务。《国家防卫战略》提出“保卫国家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只有当我们以坚定的意志和努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时，我们才能在紧急情况下获得盟友的帮助”。《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保护我国的首要责任在于自身”，主张“从根本上加强我国自身的防卫能力”，目标为“能够自主负责制止、消除对我国本身的侵略”，即“自主防务”。具体措施有：建立严密、顺畅的情侦监体系以随时响应事态发展；加强自卫队建设以应对跨领域作战、混合战、导弹拦截与反击等多种任务；2027财年前将国防预算上调至GDP的2%；加强导弹防御、无人资产防御、跨领域作战、指挥控制、机动部署能力。

日本认为，本国当前导弹防御系统难以应对周边国家迅速发展的高超声速武器和导弹饱和打击能力的现实威胁，因此日本必须保有“反击能力”，即“利用导弹防御系统来防御飞来的导弹，同时对敌基地进行攻击”。因此，需要加强整体防卫系统，综合运用外交、情报、经济、技术多领域力量构建整体国防，打破防卫系统纵向分割，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与私营机构、自卫队/警察/海上保安厅与民间的协作。

二是强化日美同盟。《国家防卫战略》依然认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我国安全政策的基础”。为此，需增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应对能力，在日美国防战略共识“采取一切手段，避免（不共享普世价值观国家）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基础上深化日美军事合作；加强同盟协调机制；加强联合应对基础，包括确保信息与网络安全，加强各级别信息共享，加强武器装备研发合作；保障驻日美军驻扎。

三是加强与同志国及其他国家的协作。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推进双边、多边防务交流与合作，包括与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蒙古的双边防务合作，与北约、欧盟、东盟+1防务合作等。

四是为从根本上强化防御应当重视的能力。即一体式防御、防空导弹防御、无人资产防御、跨区域作战、指挥控制与情报、机动部署、持久与韧性共7个方面。

新“安保三文件”的实质内容

虽然新“安保三文件”依然标榜“维护以国际合作为宗旨的积极和平主义”，但其实质内容仅包括两个方面，即“自主防务”与“反击能力”，这既是新“安保三文件”的中心，也是日本未来十年防务与军事建设的主题。

由新“安保三文件”的特殊性质看破其实质内容。战后日本在国际政治方面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新“安保三文件”内容的特殊性质，即战后日本是受雅尔塔体系压制的国家，是受美国控制的国家，是受和平宪法限制的国家。因此日本不可能将本国防务与军事战略视为可自主决定的内部事务，新“安保三文件”的特殊性质在于其不仅是宣示性的，同时也是解释性的，即日本必须在公开文件中就关键内容向相关方面做出解释；同理，新“安保三文件”中的解释性内容即为其真正意义上的核心主张。

另外，东京审判后美国成功排除中苏——独占对日处置权。1951年在朝鲜战事不利的情况下纠集英法等48国不顾中苏反对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美国单独对日媾和违背《联合国家宣言》“不与敌人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的规定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之对日处置决定，此举是对反法西斯同盟的明确背叛。《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事实上挣脱了雅尔塔体系的束缚，因此日本防务与军事战略仅需对美国及和平宪法支持方进行解释。

一是文件就“自主防务”对美国的解释。跨领域作战、混合战争、导弹拦截与反击等行动须与美国共同实施；将进一步增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反应能力；从根本上强化防御能力将有助于美国更有效发挥其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与同志国的合作；将在日美同盟的指导下为日本防卫及区域和平稳定发挥作用；推进保障驻日美军驻扎的各种措施。

二是文件就“反击能力”对和平宪法支持方的解释。周边国家高超声速武器运用水平和导弹饱和打击能力迅速提高，仅凭导弹防御系统无法应对，必须确保反击能力以阻止敌方发动进一步攻击；反击能力本质上属于针对敌方导弹的防御手段；必须满足宪法“武力行使三条件”后方可行使反击能力，不允许先发制人，因此不会改变专守防卫理念；1956年鸠山内阁发表“政府统一见解”提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不违宪，即反击能力为日本迄今保留但并未行使的能力。

新“安保三文件”的本质图谋是扩军和修宪。新“安保三文件”是日本诸多政治力量合流的结果，“自主防务”和“反击能力”最终都指向“扩军”和“修宪”。一是“自主防务”的本质是扩军，源头是日本民族主义。日本战后长期执行以经济为中心、依附美国的“吉田路线”。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执行战略收缩，能源危机爆发，尤其是被称为“越顶外交”“尼克松冲击”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震动日本朝野，日本对美不信任加深；与此同时日本成功确立经济大国地位，成为美国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日美贸易摩擦加剧。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动摇了“吉田路线”的存在基础，对战后政策进行反思成为日本社会共识。

从大平内阁到中曾根内阁时期，日本完成了保守政治转向。1979年大平内阁提出“战后总决算”，修正战后政治路线，扭转日本“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政经倒挂局面。1983年中曾根内阁进一步提出以民族主义和修宪为核心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谋求摆脱美国管制，恢复日本政治大国地位。虽然此前铃木内阁已进行第一轮扩军，但中曾根内阁主导下的第二轮扩军突破了吉田路线产生的“军费占比不得超过当年GNP1%”“武器出口三原则”等军控措施，标志着吉田路线在军事领域的倒台，此后扩军成为日本不可逆的趋势。

中曾根内阁的民族主义路线在新时代又有了新表述，鉴于美国在阿富汗、乌克兰的表现，日本必须假设美国“脱钩”日本后的防务问题，因此中曾根内阁的扩军主张在被赋予现实需要后成为了岸田内阁的“自主防务”主张。

二是“反击能力”的本质是修宪，源头是日本军国主义。首先，谋求突破宪法。《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断了日本去法西斯化进程，日本政治全面右转，释放在押战争罪犯、取缔公职追放令、恢复旧日本军人及其遗族的恩给补助、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将甲级战犯牌位秘密移入靖国神社合祀、内阁总理大臣“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右倾化举动，为修宪提供了政治基础，主张和平宪法是美国的强加宪法，不代表日本国民意志。但鸠山内阁、岸信内阁、池田内阁、铃木内阁、中曾根内阁改宪动议均未获通过，特别是中曾根内阁改宪动议引发自民党分裂使日本政界由改宪转向释宪与“另外法”，如《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周边事态法案》《有事法制》等一系列实质违宪的另外法，造成“无修宪之名，有修宪之实”。

虽然日本声称“反击能力”属于后发攻击，但近年来的军事实践表明，军事与非军事、战争与和平的界限逐渐缩小，“武装攻击”概念的无限外延使得日本对“反击能力”的限制形同虚设，属于事实违宪。

其次，谋求战争定义权。新“安保三文件”将认知战定义为“冲突尚未开始时，利用虚假信息和战略信息传播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舆论和决策，并限制其对自身决策的影响”，将其划入信息战范畴，并就强化日本认知战能力提出“开发人工智能处理开源情报、发展公开信息采集和分析能力、发展局势评估与预测能力、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分别组建一支信息战部队并培养专业人员”等措施。

再次，谋求进攻与威慑能力。在取得战争定义权的基础上日本可将“反击能力”转化为实质的进攻能力与基于进攻能力的威慑能力。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但日本在标榜和平的新“安保三文件”中毫不讳言对威慑能力的图谋——虽然被包装为“日美同盟共同威慑”。由日本政府赞助的兰德公司报告《日本获得反击能力的理由——基于防御战略的有限进攻行动》提出，日本应分阶段建设反击能力，即立即在西南岛屿、九州部署地基巡航导弹；2024年前后配合美国部署中程弹道导弹；2030年前后部署高超声速武器；长期目标为在西太平洋部署潜射弹道导弹。

以上设计已被日本政府接受，《国家防卫战略》提出在2027年前加强陆基、海基对地导弹实力，在其成型前从国外采购以形成战力；未来10年内加强空基对地导弹实力，并获得高超声速滑翔弹、导弹等。

新“安保三文件”的驱动因素

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有其复杂的外部与内部因素，除却上文所述日本政界右倾化及民族主义影响外，还包括以下因素。

外部驱动。一是配合美国遏制战略。新“安保三文件”通过当日，美国便通过不同渠道表示认可。美防长劳埃德·奥斯汀声明，“我们支持日本决定获得加强地区威慑的新能力，包括反击能力。……”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表示，“新战略加强了岸田首相对国际和平与核不扩散的坚定承诺，……”。美国积极声援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国安战略很大程度上是为美国亚太战略服务的，而美国亚太战略又促使美国放宽对日军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