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成都破获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电台纪实

国民党各特务系统于20世纪30年代即在成都（蓉）发展组织。解放战争时期，仅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在成都设置的秘密单位和掌握、运用的公开组织即达30多个。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二厅副厅长仲伟成、内政部调查局局长季源溥等特务头子先后来成都，网罗反革命骨干布置“游击”，并加紧物色力量布置潜伏组织和电台，使敌情益加复杂。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迅速得到解放，打乱了国民党的特务部署。但敌人并不甘心，从1950年2月初开始，一些特务、反革命匪首便重整力量，先后阴谋发动了龙潭寺、石板滩等武装暴乱，杀害解放军派驻起义部队的军事代表，在市区内则破坏金融秩序，哄抬物价，有的反革命分子则隐瞒身份，伪装成进步人士，混入民主党派、起义部队、机关团体内部，并安插电台，妄图长期潜伏，伺机破坏。针对上述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遵照中共川西区委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全区以剿匪为主，蓉市（成都）以肃特为主”的战略性部署，大力加强对阴谋暴乱案件的侦破工作，坚决镇压策动武装叛乱的首恶分子，并特别致力于侦破敌潜伏组织，成功地运用“以毒攻毒，以特制特”的斗争策略，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仅1950年全年，就破获国民党各系特务潜伏组织、游击组织电台案26起，其间，还获取并及时报转分布于外区、外省的比较可靠的潜伏组织电台线索43条。特别是侦破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系列潜伏电台的故事，扣人心弦，可圈可点。

保密局的潜伏布置

1948年以前，国民党保密局主要采取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区发展人员建立潜伏组织的办法，结果屡遭破获。1948年后许多大中城市接连解放，保密局遂改用对行将解放的地区和城市预布潜伏组织，待解放后再进行活动的办法。

保密局的潜伏布置大致有三种形式：一是在军政中心、交通要冲、军事重地、边疆据点建立潜伏组。二是上述地区发展潜伏人员有困难时，则以建台为主，设独立潜伏台。三是向其“游击”组织派出游击潜伏台，随游击部队行动，如部队被击溃则伺机转移，继续潜伏活动。

1948年秋，保密局命令其西南特区在川、康、云、贵四省选择要冲地点预作潜伏布置。1949年1月，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随蒋介石撤离南京后，一再电令各地站、组加紧潜伏组台的布置，接近战区或可能成为前线的地方“尤应赶先建成通报”。同年2月，毛人凤先后以亲笔信和亲译电指示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迅速作出潜伏及“游击”布置，准备“应变”。同年3月，毛人凤又亲到重庆召开保密局西南、西北两特区区长、站长会议，督促布置。同月，台湾空运一批供潜伏特务组台使用的特情机 （数量在22部以上）到重庆，保密局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亦到重庆兼任西南特务潜伏布置专员，“督导”各省站加快布置。同年8月至11月，保密局先后4次派专人自台湾给徐远举、任鸿传送来密码本40套以上。1929年11月21、23日，保密局由台湾分两批空运报务员10人、特情机20台、手摇发电机数台、电池数千打到重庆交西南特区，大量潜伏组台的组建都在这段时间完成。

成都和川西的电台潜伏，早在1948年7月，毛人凤即曾在成都命令蓉站于广元至绵阳一线筹建潜伏组台。同年11月，保密局任杨超群为蓉站站长，并召杨去南京，由毛人凤亲自安排要杨在广元、通江（或巴中）、绵阳、乐山、雅安等地各布置一个潜伏组台，在成都布置一至二个。后因杨超群调任省警保处副处长，以上安排未能实现。

1949年7月，吕世锟到成都接替杨超群任蓉站站长后，即以布置潜伏为蓉站首要任务，委托副站长刘鉴先（后调任川陕甘边区特别站站长）、广元组组长罗克勤、雅安组组长陈纪唐在广元、雅安物色潜伏对象；派万源组组长侯兴祜去绵阳布置；成都方面则由吕本人亲自掌握布置，仅让蓉站人事站员宋哲理参与协助，具体情节其他人不得与闻。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来川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后，与吕世锟一同主持成都地区的潜伏布置工作。同年9月，吕世锟命蓉站电台台长胡察秋从渝支台领回CMS特情机五部，分发给刘鉴先等人，密码本则由任鸿传亲自从重庆带来。同年11月下旬，任鸿传、吕世锟、宋哲理在蓉站站部设置一办公室，紧张布置潜伏。

政策攻心，华简潜伏组首先落网

华（华阳）简（简阳）潜伏组是吕世锟布置的一系列潜伏组台中最先被公安人员破获的。公安处在对吕世锟社会关系作系统调查中发现了吕世锟的堂弟吕振藩，立即注意考查，有意识地将其利用，以寻找吕世锟潜伏布置的线索。吕振藩，解放前任国民党四川省水上警察局分所所长，成都解放后随水警局被接管收入警训大队管训审查，曾几次报告敌军隐藏武器弹药线索，急于立功。

1950年3月，吕振藩向公安处二室侦察干部刘传茀报告：上年冬天吕世锟曾让他劝说其叔吕波澄担负掩护潜伏电台的任务。但吕振藩认为吕波澄是华阳中和场镇长，为地方头面人物，顾虑很多，恐怕不能接受，因而作罢。成都解放前夕，吕振藩又听说吕世锟曾介绍一个报务员去其另一堂弟吕匡平家。据查，吕匡平祖籍华阳中和场，住中兴场刘家巷子，1949年任正心公司营业主任，公司倒闭后曾找吕世锟谋职，同吕世锟往来密切。据此分析估计，吕匡平可能是潜伏人员。但当时中兴场一带匪特暴乱尚未剿平，故未立即派人前往进行深入侦查。解放后，吕振藩曾向吕匡平打听过此事。吕匡平说吕世锟确曾介绍一个姓贾的报务员带电台到他家寻求掩护，但他没接受，就转而介绍给了在北门外开木厂的吕某。吕振藩找吕某探讯。吕某回答说：“世锟从未介绍过朋友到我家里来。”

之后，吕世锟的另一堂弟，蓉站司书吕奎元经吕振藩劝说前来二室自首。此时，二室已查清吕奎元与吕匡平关系比较深厚，为吕匡平所信任，几次找吕奎元来谈话。待其对党的宽大政策有所了解，疑惧心理基本消除，并表示愿意立功时，刘传茀即命他出面约吕匡平前来二室一谈，准备追根究底，搞清电台问题。

吕匡平见吕奎元出面邀约，又知道吕奎元自首后受到宽大处理，果然随之前往。刘传茀根据吕匡平与吕世锟交往的情况，确定此人符合保密局选择潜伏人员的条件，有极大可能接受潜伏任务。经过多轮攻心战术，吕匡平终于交待，供认他于1949年l0月接受吕世锟布置担任华简潜伏组组长，领得黄金银元和武器。吕世锟指示他，如果潜伏不成，可转入华简边境山区打游击，以保护电台。次年2月，台长贾毓康携电台、电池、密码本到其家潜伏，曾与台湾通报两次。后来贾毓康觉得处境危险，决定将电台隐藏待机行动，只身逃回陕西郃阳原籍潜匿。二室立即派人带吕匡平前去中兴场，从其家中缴回CMS特情机一部、密码本一套、电池两组、柯尔特手枪五支及未用完的经费黄金三两。

贾毓康是受保密局派遣于1949年11月21日由台北空运重庆的六名报务员之一，同年11月30日到成都，12月初经吕世锟介绍给吕匡平，并携潜伏组台到吕家。公安处将线索通知西北后，据西北公安部查复贾已自首，交待的情况与吕匡平所供相符。保密局安置的华简潜伏组遂告彻底覆灭。

顺藤摸瓜，第一组全军覆没

对华简潜伏组成功的侦破，证实了公安处掌握的关于保密局布置潜伏组织的原则、办法是正确的，并判定吕世锟的潜伏布置离不开他在成都的旧关系。吕世锟1938年在成都省立高职校毕业后即入军统黔阳训练班受训，以后十年一直在外地工作，1949年7月才回成都任蓉站站长，在成都旧的社会关系不多。为了扩大线索，公安处二室抓紧对吕数十个社会关系进行仔细分析研究，列出几个同他关系密切的重大嫌疑分子作为侦察对象，其中一个是杨建中。

杨建中是吕世锟的表兄，曾任昆明其昌银行会计主任，1949年失业后在吕家住过半年，帮吕做过投机生意。吕调至成都不久，杨亦回到成都，仍住吕家，四川局势紧张时才搬到西门外改做米粮生意，成都临解放时又搬往双流彭家场。杨同吕关系如此密切，具备潜伏条件并且接连迁居，嫌疑重大。因此，公安处二室于1950年4月将杨扣捕。杨交代吕世锟确曾要他接受潜伏任务掩护电台，他胆小未能承允，但供出吕世锟亲友中的嫌疑对象数人，其中一名为赖立之，是华阳职业学校教员，是吕的初中同学，两人历来感情深厚。

经办此案的王禾、刘传茀等研究后认为：赖立之是一教员，过去没有特务身份，合乎潜伏人员的条件。赖缺乏反动政治经验，如果真是潜伏分子，估计不难突破。于是公安人员立即对赖立之进行调查并布置外线监视。鉴于赖并无其他反动身份，又是现任学校教员，为了防止造成难以收场的僵局，故公安机关没有采用一般的传讯方法，而于1950年7月6日派刘传茀以军管会教育处督学的名义到华阳联合中学查学。刘先找校长询问学校一般情况，然后借口关心教师的各种困难，要找一些教员个别了解情况，请校长提名推荐。待提出的名单中有赖立之时，即随意从中指定包括赖在内的数人，约他们依次到办公室深谈，将赖排在中间偏后。

赖立之来后，刘先与之即兴漫谈，问其解放后的感受，由此向其宣传党的政策，暗施压力。然后以关怀的态度详问了他的家庭情况、学历、经历、社会关系，渐及于政治关系。开始，赖不承认他有任何政治关系，更不认识任何特务人员。当问到他同吕世锟的关系时，其神色大变。刘抓住这些破绽，继续用政策攻心，晓以大义，动以利害，赖即供出他与吕世锟是初中同学，吕世锟调来成都后，他因结婚负债，曾向吕借过钱。并说自己当教员薪水微薄，生活困难，吕主动说愿为他找拿钱多的工作以增加收入。1949年10月初经吕发展，赖履行了填表宣誓手续，任成都第一潜伏组组长，领到薪金银洋250元（每月30元，预发半年，另外借支70元）。

至此，案子顺利突破。侦察人员立即驱车带赖立之奔至支矶石街，将赖发展的下属组员梁琨、刘世伟逮捕投狱，赓即原车带赖出城赶至沙河赖家将CMS特情机一部，密码本全套，电池一组及联络会晤办法一并缴获。从侦察干部入校到全案破获，仅7小时左右。

以毒攻毒，连破两台

之后，公安处又以毒攻毒，连破两台。事情从刘鉴先的自首开始。刘鉴先是四川安县人，1939年毕业于军统黔阳训练班，1948年11月任蓉站副站长。1949年初站长杨超群去川北布置潜伏时，刘曾一度代理站长。同年6月，吕世锟接任蓉站站长后，刘仍任副站长，曾参与潜伏布置活动。1949年8月，保密局西南特区为了加快川北边远地区的潜伏和游击布置，成立川陕甘边区特别站，调刘任站长，配给电台，台长为李云龙，并将原属蓉站的广元组也划归刘统属。

1950年1月初，成都解放刚一周，公安处即从地下党方面了解到刘已潜回安县，思想惶惑动摇。他一面同地下党拉关系，一面向一支起义部队靠拢。公安处抓住时机，选派妥当关系去安县向刘宣传政策，晓以利害，指出前途。刘遂于1月18日来成都自首，交出电台、密码本，并供出广元独立潜伏台详情，台长李云龙也由刘招来自首。

刘还供出了三个线索：一是胡察秋，胡曾经手发放过电台，应该了解不少潜伏组台线索。但刘仅知道胡是邛崃人，不详其现状和住址。二是刘的安县同乡陈鹏，此人早年曾在川军军事学校受过训，以后改业经商。1949年上半年陈鹏在成都开设的米店蚀本歇业，曾纠缠刘鉴先帮他找一个糊口的职业。刘曾经当面向吕世锟介绍陈，过后吕世锟约陈谈过话。1949年七八月间，陈向刘鉴先说，吕世锟要他做潜伏工作并且打算发给他经费，征求刘的意见，刘表示可以应承下来。后刘调任川陕甘边区站站长离开成都，不知其结果和下落。三是1949年7月某天，一个不知姓名的小个子曾到蓉站找过胡察秋，胡不在，此人只同胡的勤务丁相臣留话便走了。事后刘鉴先问丁来的是谁，丁说是胡察秋的同学。吕世锟有一次向刘鉴先谈到潜伏台的报务人员难找的问题时，刘随口提示说胡察秋有一同学想托胡谋事，不妨问一问胡察秋这人是否能搞电讯，吕点头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