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威慑能力构成特征和趋势

2017年，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大国竞争确定为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战略竞争逐渐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威慑优先事项排序和战略资源分配权重是各国决策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威慑能力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技术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已使其呈现出新的特点。战略行为的威慑有效性不再是核威慑的专利，非对称威慑视域下通过非核手段遏制潜在进攻已成为可能。综合威慑、一体化威慑、跨域威慑等概念的提出和运用，都是在核威慑基础上融入非核威慑手段后，对国家整体威慑能力的发展和超越。这也表明国家间真正的冲突风险不在于全面核战争，而是地区危机或敏感事件引发的局部对抗。特别是，新兴领域实践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导致不同国家行为体间的战略不稳定性，传统相互威慑的体系框架难以保持稳定。战略竞争呈现长期化、复杂化、扩大化的趋势，利用战略威慑能力塑造稳定的外部战略环境，成为这个时代所有战略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大国竞争背景下战略威慑能力的一般性构成

在核时代中，“核”自然成为战略威慑能力的全部，发展核力量、保持核优势成为那个时代决策者的必然选择。随着新军事技术的发展，威慑的外延内涵逐渐发生变化，核威慑在大国竞争时代成为战略威慑的一个重要子集而非全部，决策者的威慑思路也逐渐跳出“核”的限制。

实施可靠核打击能力 实施可靠核打击能力是战略威慑能力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拥核国家，能够进行可靠核打击的国家行为体才是战略竞争层面完整的威慑主体。缺乏精确投射手段和可靠指挥系统的核能力所对应的威慑可信度不足，不属于战略竞争背景下威慑能力的讨论范围。由此可见，核打击能力能否成为战略威慑能力的首要因素，必须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基本形成三位一体的投送体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承认的五个核大国都具备陆、海、空基的核打击能力，并维持较高等级的核作战态势准备。诸如以色列、巴基斯坦、朝鲜等缺乏海基和空基投送平台的“核国家”，仅凭陆基核能力进行可靠核打击的有效性是存疑的。二是具备可靠的核指挥通信手段。核设施最容易遭受对手先发制人的战略打击，尤其是核指挥控制网络的脆弱性高于核弹头和核载具，被毁伤后产生的战略回报最高。2023年8月，美国防部发布一份关于未来10年核武库投资情况的报告指出，2023年至2032年美核武库建设领域预算将达7560亿美元，其中核指挥、控制和通信升级计划花费1170亿美元，较上一个10年增加230亿美元。作为核指挥所的“末日飞机”E-4B和E-6B空中指挥机，在计划中将迎来重要迭代升级。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已开始在伊尔-96-400M宽体飞机的基础上制造用于核战的指挥飞机，并将接收两架这样的空中指挥机。法国代号为“朱比特”的核力量指挥系统通过现代化升级保证在遭受首波核打击情况下，总统可以按下“核按钮”向战略核潜艇部队下达反击命令。

有效的常规军事能力 有效的常规军事能力是战略威慑能力形成的充分非必要条件。有效的常规军事能力对于战略威慑能力的贡献在于，以常规打击手段对敌人造成与核手段类似的“不可承受的损失”。现代战争的信息化作战体系使得冲突双方的常规脆弱性发生显著变化，机械战争中消灭地面有生力量的能力不再是慑止现代战争最有效的选择，对节点的毁瘫和对本土的威胁将让敌人更加无法承受。一方面，从远程精确打击的角度看，防区外摧毁关键节点能力使得战争损失不可承受。作战网络中关键节点的存在决定战斗力有效生成，当关键节点减少到一定程度时，战场优势将无法保持。近年来，美国提出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统合各军种提出的分布式作战概念，意图通过增加关键节点韧性和节点间联通性来提高抗毁伤效果。同时，在美国2024财年国防预算中，远程导弹和精确弹药部分申请306亿美元，占全部武器系统采办经费的9.7%，较上一财年增加了24%。俄罗斯军改提出的“营级战斗群”方案，旨在下放指挥权限，减少对关键指挥节点的依赖，增加作战灵活性。由此可见，相比于廉价且数量众多的精确弹药，建设成本高昂的脆弱节点是得不偿失的，但现代化的作战体系又要求必须存在一定数量的关键节点。另一方面，从战略投送的角度看，快速跨区作战能力使得战争对本土的毁伤不可承受。在常规冲突中，本土安全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是生死攸关的利益。碍于远程打击只能保证摧毁不能实现有效占领，且被打击后一般都能进行修复和重建，体系会暂时失效但难以彻底失能。近些年来，美俄等国越来越注重将战略投送能力视为军力发展和战略威慑的重要一环。美军提出“全球一小时”抵达的建设指标，指导战略投送能力向更高维度突破。俄罗斯着力打造“运输机数量多、能力强、响应快”的战略投送体系，提出了“1天全球抵达，5小时覆盖欧洲全境，1小时覆盖东欧”的战略目标。相比之下，后发国家战略投送能力建设明显滞后，印度的战略运输机全部靠采购C-17、伊尔-76等机型组成，自主研制计划多次破产。战略投送能力的缺乏将导致在局部战争中无法累积和保持阶段性战果，从而减损对于整体常规军事能力的可信度。

新兴领域军事化运用的能力 新兴技术的出现是战略威慑能力形成的调节变量。与核威慑和常规威慑相比，新兴技术形成的威慑能力使得决策者感到实施门槛更低，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兴技术的易获得性，大国虽能基于技术积累保持先发优势，但无法保证持续的垄断。新兴技术改变了大国与小国间传统的攻防状态，使得战略威慑能力构成更加复杂。一是网络空间作战能力颠覆攻防平衡。在现有研究中倾向于认为网络空间的攻防力量是不平衡的，进攻方将占据比较显著的优势。由于网络安全体系的复杂性，导致漏洞的存在不可避免。在美国最新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实施计划中，加强国家安全和提高针对重大网络攻击的长期抵御能力成为优先事项。英国政府发布的《政府网络安全战略2022－2030》，强调政府网络安全对国家弹性的重要性。欧盟委员会发布提案《网络弹性法案》，对包括软件在内的所有联网设备提出了基础网络安全标准要求。由此可见，网络空间“易攻难守”的特点使其成为国家间威慑的新角力点，小国亦能由此获得一定程度的威慑能力。二是太空、深海、极地等“高边疆”领域拓展竞争空间。作为未来战略博弈的新高地，“高边疆”领域的开发使得战略威慑能力产生质变式反应。美国利用太空资产来提升态势感知能力，改变战略预警的反应速度等级和时间窗口长度。法国率先公布全球首份国防领域的“海底战略”，强调拓展海底控制能力这种新质威慑。俄罗斯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在北极的战略预置，持续投入极地冰区装备，并增强其极地冰区装备运用优势。“高边疆”领域的“先占优势”和“赢家通吃”特征，使其能够轻易改变战略威慑能力的“数量级”。三是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能力。人工智能是信息时代所有国家绕不开的问题，先发国家继续保持优势和后发国家“换道超车”都需要人工智能的“赋能”。据不完全统计，占全球GDP90%的50余个国家已经发布过人工智能战略。美、俄、英、欧盟等都公开宣示过当全球人工智能领导者的愿景。同时，人工智能军事化运用使得现代情报监视和侦察体系、指挥和协调控制、无人作战打击能力、跨域精准任务保障等战场要素产生颠覆性变化，多种要素的排列组合又不断推动战争形态的演变。当前，掌握人工智能等同于掌握未来战争的定义和主导权，也决定着未来战略威慑能力的演进方向。

大国竞争背景下战略威慑能力的主要特征

在冷战后单极国际体系结构中，战略威慑能力构成是单调的，核威慑和常规威慑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随着国际格局向“两超多强”方向发展，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持续升级使得战略威慑能力呈现多样化特征，孤立发展某种威慑能力的模式已逐渐过时。

战略级武器的核常兼备模式 常规弹药和核武器共用一个发射平台在冷战时期是难以想象的，在当时美苏都缺乏有效探测手段和基本沟通渠道的情况下，极易造成双方的战略误判，美苏不得不将两者的力量建设区分开。随着战略级情报获取难度的降低，当前战场建设和武器研发的态势逐渐透明，各国开发战略级武器的思路表现出以通用化平台为核心，提供实战与威慑相互切换的灵活性，避免重复建设的特点。最值得关注的是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发和隐身战略轰炸机的发展。一方面，高超声速导弹既有常规打击对方体系关键节点的能力，亦有突破反导系统确保有效核报复的能力。俄罗斯的匕首高超声速导弹可由米格-31K或图-22M3高速平台挂载，携带常规战斗部不受军控条约限制参与实战，必要时装配1～5万吨TNT当量的热核战斗部进行战略威慑。类似匕首这类高超声速武器具有极难拦截、高速精打的特征，使其成为“规则改变者”，直接增强大国的威慑能力。另一方面，隐身战略轰炸机可以实现穿透性制空与核威慑，低成本常规打击和超远程可靠核投送保证其可在不断升级的危机中动态、公开使用，满足定制化的任务需求。美国第六代B-21隐形轰炸机可挂载采用涡轮发动机的远程防区外导弹（LRSO）和由W80-1两级式热核弹头改进而成的W80-4核弹头。先进的隐身战略轰炸帮助美军能够快速到达目标区域施加军事影响，为美国实现“全时慑战”的目标提供可能。复杂的战略竞争中，对于核常兼备的建设模式的重视，赋予战略威慑能力更大限度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应对更多的安全威胁。

常规力量运用的平战模糊现状 静态的常规军事力量展示不一定能确保有效威慑，动态的常规军事打击需要承担风险升级和战争成本。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开始考虑如何将常规军事优势在非战状态下“变现”的问题，以平时、多次、低于冲突门槛、不专门针对军事部门的常规力量运用来提升威慑的有效性。一方面，提出“灰色地带”概念模糊战与非战的界限。美国在利用常规优势制造“战争风险”的过程中，改变常规军事力量的使用方式和前沿部署的接触程度，通过“切香肠”的方式将竞争主动推至“战争边缘”，在动态博弈中完成对威慑对象的压制和威逼。近年来比较典型的事件，诸如美舰驶入南海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大幅增加，印太司令部空军频繁利用轰炸机起降训练飞越南海宣示制空权等等。另一方面，创设“混合战”模式混淆军事与社会的行动边界。俄罗斯的“混合战”学说将社会大众纳入常规战争的范畴，并把民意的争取作为获取胜利的重要一环。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中，军事部门的常规冲突并未出现，俄罗斯凭借“不放一枪、不流一血”的结果极大震慑北约各国。究其原因，公共舆论对于乌克兰常规劣势的担忧是促成其直接放弃抵抗的重要原因。打破单一军事部门对常规威慑对象选择的“束缚”，利用网络信息能力结合常规军事行动影响加剧民众认知中的“战争恐慌”，保证俄罗斯常规威慑的效果发挥到极致。常规力量的平战模糊状态是战略竞争加剧后威慑实践的典型产物，国家行为体通过多种方式将常规优势最大化“非战变现”，进而攫取更多安全利益，强化关键时刻战略威慑能力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