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旧世界的惊雷——张太雷

张太雷（1898年-1927年），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广州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与瞿秋白、恽代英并称为“常州三杰”。他原名曾让，字泰来，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太雷”，立志作击碎旧世界的惊雷，他用鲜血和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为中国革命谱写了一曲辉煌的乐章。

立志救国，探求真理

1989年6月17日，张太雷出生于江苏常州市西门外西仓街外祖父薛锦元家。父亲张光斗，为薛家入赘女婿。张太雷九岁那年，父亲去世。他与母亲及姐姐在外祖父西仓街以半间余屋栖身。母亲经常替人做帮佣、作些针线活，孤儿寡母苦度岁月。

1911年，张太雷14岁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常州府中学堂。常州中学堂是一所思想比较活跃的学校。校长屠元博和几位教员都是曾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他们经常向同学们言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积极倡导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并以兵武训练学生，准备响应革命。张太雷和瞿秋白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熏陶下成为要好的同学。此时张太雷名张复，秋白名瞿双。屠元博讲述的邹容、秋瑾等革命烈士的故事让他们热血沸腾，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们率先剪掉发辫，走上街头，进行革命宣传。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时局逆转，屠元博等人相继离开学校。1915年，张太雷因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活动，被学校勒令退学，从而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学时代。不久他去上海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因北京大学学制太长，担心家贫难以负担，同年冬又报考了北洋大学法科。

1916年春-1920年夏，张太雷进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1918年春，经福克靳教授介绍，结识了北京大学的俄籍教授鲍立维（又译作柏烈伟），从他那里得到不少俄国十月革命的信息和马列主义的书籍。与此同时，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新思想的重要文章，张太雷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些文章，他下定决心走十月革命之路，以拯救中国。1919年2月，他在天津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社会建设会”，宗旨就是要建立一个既有民主自由、又有科学文化的新社会。

筹建党团，力促统战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张太雷勇敢地站在斗争第一线，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重要骨干之一。他还参加北洋大学演讲团赴天津城乡各地演讲，受到听众的广泛欢迎。通过五四运动，张太雷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并与周恩来、马骏、郭隆真、于方舟等有了进一步的联系。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北京、湖南等地先后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张太雷、瞿秋白相继参加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过学习，张太雷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只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1920年3月，维金斯基一行受俄共和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派遣来到北京，李大钊同维金斯基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有关问题，张太雷参加了会见，并在会见中担任英语翻译。维金斯基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并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分析形势后，维金斯基想以上海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活动的中心。李大钊表示赞同这意见，就派张太雷陪同维金斯基前往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进一步讨论建党问题。

1920年6月，张太雷北洋大学法科毕业。他与俞秀松等七名向往十月革命的热血青年前往上海。8月，上海最先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推荐陈独秀为书记，张太雷在上海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并受陈独秀委派，与俞秀松一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随后发展了刘少奇、任弼时等第一批团员。

1920年10月，张太雷参加了李大钊为书记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战士之一。11月，受李大钊的委派到天津，把他与于方舟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合并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员十余人，张太雷任书记，从此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了。张太雷常和团员们一起深入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工厂开展工人运动。1920年冬，张太雷与邓中夏等人筹办了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张太雷和李大钊、邓中夏等经常来校讲课，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时张大雷正在俄国。8月，张太雷风尘仆仆回到上海，新成立的党中央指派他负责整顿和恢复全国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经过努力，至第二年春，各地团组织有了发展，上海团员有100多人。青年团明确宣布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后，北京、南京、天津等17处地方团组织亦迅速发展。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张太雷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党中央书记陈独秀作了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施存统任书记，张太雷和蔡和森等五人为委员，团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团的“一大”后，张太雷和恽代英等人创办了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他不仅参与刊物的领导和编辑工作，还亲自撰写文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根据列宁提出的“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思想，共产国际多次派代表马林同国共双方领导人陈独秀、孙中山等进行会谈。商讨国共合作建立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有关问题。张太雷均以马林翻译的身份参加了会谈。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太雷是出席大会的12名代表之一。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杭州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会后，张太雷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首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1月，孙中山先生发表国民党本部各项重要干部的任命，张太雷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干事。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主要议题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张太雷参加了大会，参与起草会议的决议和组织工作。会上，他积极赞成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同时，他强调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人应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进展，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向国共两党建议联合组团赴苏考察。1923年8月，包括蒋介石、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在内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11月底，蒋介石等人先行回国，张太雷应青年共产国际三届执委会要求，留驻莫斯科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

1924年8月，张太雷奉命回国，受党中央派遣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的助手，全力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并兼任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长。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太雷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张太雷主持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太雷主持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大会鉴于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称呼在欧洲已成为第二国际领导的机会主义组织，决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选举张太雷任总书记。5月，张太雷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团中央，总书记职务由任弼时代理。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日益暴露。张太雷草拟一封《公开信》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并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檄文，尖锐地指出“攻击共产分子不是共产分子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生死的问题，是整个国民革命的问题。”同年9月，他又发表了《武汉攻下以后》一文，抨击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借口“军事时期”，限制人民的自由，以“反对北伐”的罪名摧残工会、农会的种种罪恶活动，提醒人们“对于革命主义与政策是一丝毫不能让步的。不然，北伐就等于替人出力了”。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展，革命的领导重心相应地向北转移。1926年11月，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张太雷随鲍罗庭、宋庆龄等人从广州北上武汉，不久，张太雷辞去鲍罗庭翻译的职务，调任中国共产党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张太雷为国共合作促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出使苏俄，投身共运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使者。

1921年3月，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托，张太雷随维金斯基赴俄国伊儿库茨克，并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任中国科（又称中国支部）书记，负责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之间的联系。

1921年5月，张太雷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委派，参加了筹备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组织工作。他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日本无产阶级与朝鲜贫民》的专题报告。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他参加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为大会草拟了《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指出“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依靠‘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在策略上和战略上都是有利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统一战思想。7月12日，他还在大会上发表演讲，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讲坛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

“三大”结束后，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和俞秀松一起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会上张太雷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与活动情况，这次大会上张太雷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张太雷奉命从苏联回到上海，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负责联络与组织中国、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选派代表去苏联参加远东各民族人民代表大会事宜。9月，他曾作为共产国际密使，前往日本，与日本共产党的德田球一、近藤荣藏等取得联系，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1922年2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张太雷出席了大会，参与了大会宣言《告远东各民族书》的起草工作。会议期间还介绍霍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月21日，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逝世。张太雷与共产国际各国党的代表在萨拉托夫斯基车站肃穆迎灵，在工会大厦瞻仰了列宁的遗容。他为上海《民国日报》撰文论述了列宁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朽业绩，介绍了苏联人民对列宁的沉痛悼念和无限缅怀之情。

1924年6月，国际“五大”在莫斯科举行，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张太雷也参加了会议，并兼任中共代表团的秘书和翻译。7月，张太雷和卜士畸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大会，会上第四次当选为四届执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