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山峻岭任驰骋　英雄碧血化长虹

巍峨大别山，英雄气凛然。革命战争年代，在这片沟壑纵横、岭峻峰秀的红色土地上，涌现出无数英雄俊杰、革命志士，他们驰骋沙场，浴血奋战，身前叱诧风云、轰轰烈烈，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身后却籍籍无闻，事迹鲜有人知。方永乐，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红军英雄。3年游击战初期，年仅18岁的方永乐率部东进，与高敬亭部会合，并共同创建了红28军。此后，方永乐率部转战鄂豫皖边区，驰骋千里，飘忽游击，经历了许多苦战、恶战，打出了红军军威，书写了红军战争史上罕有的传奇，为“大别山红旗不倒”作出了卓越贡献。最终，他倒在这片深爱的红土地上。青山不老，精神永存，“方永乐”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名字，应该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

1916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年份，袁世凯称帝闹剧，护国战争掀起，北洋军阀争权夺利，正是这一年，方永乐（原名方云辂）来到这个纷纷扰扰、腐朽黑暗的人世间。出生地六安县九公山北麓石板冲（属六安市裕安区），属大别山东麓，紧邻着淠河，那依依清澈的河水，似乎永远洗涤不净时代积淀的罪恶。方永乐兄妹4人，祖父方模聪业塾师，父方广修长于雕塑，母亲张氏勤于耕作，一家人终年辛劳，也难过上温饱生活。幼年的方永乐曾随祖父读私塾两年，因生活困顿被迫辍学，跟着父亲干活，但家境并未因此得到改善。父亲忍痛将祖传的田地和仅有的3间破屋变卖，然后举家迁往石板冲砚瓦池生活。沉重的盘剥和债务，依然压得方家喘不过气来。方永乐的父亲多次被官府关进大牢，终被折磨致死。旧社会的种种罪恶和灾难，在少年方永乐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国民大革命的狂飙，土地革命战争的枪炮声，极大震慑了陈腐黑暗旧统治，给灾难深重的皖西人民带来了重见天日的希望。1929年11月，震动大别山的六霍起义爆发，方永乐的家乡距离起义的首发地独山镇不远，方永乐与少年伙伴们一道，满怀激情地投身革命运动，不久，随当地游击队编入红军33师。自此，年仅13岁的方永乐开启了传奇的革命征程。

1931年，方永乐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已担任少共六安县委书记的方永乐，率皖西少先队向湖北红安转移路途中，多次与敌交战获胜，显露了出色的指挥才能。1933年，方永乐转为中共党员，此后分别担任皖西北道委少共书记、红25军75师少共书记、鄂东北道委少共书记等职。

“信使”东进助建军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决定省委将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的指示，率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由于情况紧急，没有能够及时通知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前来参加会议，有鉴于此，省委特意给高敬亭留下一封指示信，要求他将现有“部分红军武装再组红28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而担负传达这一重要任务的“信使”最终选择了时任中共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的方永乐身上。

当时，鄂东北距皖西北二三百里，为千山阻隔，沿途道路蜿蜒崎岖，更有大批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据守、拦截，交通艰难可想而知。为完成“送信”这一艰巨任务，方永乐亲率刚刚组建的鄂东北独立团，从经扶县（今河南新县）乌头尖出发，前往皖西寻找高敬亭。东进路上跋山涉水，绕过据点，越过封锁线，沿途多次遭遇敌军，幸亏指挥得宜，部队损失不大。

直到1935年2月1日，方永乐才在抱儿山（今金寨境内）终于找到了高敬亭。皖西北此时形势极为严峻。一个多月前，皖西北红军主力红82师和3路游击师在筹集物资的行军路途中，遭到敌人突然袭击，师长周世觉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高敬亭将剩余部队组建成红218团，而皖西北道委会所在地熊家河又遭“清剿”，根据地残破不堪，红军几乎无立足之地。

从方永乐送来的信件上，高敬亭获知省委已率红25军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高敬亭的心中犹如翻江倒海，五味杂陈，他知道边区的斗争形势将更为严峻。由于追兵逼近，高敬亭、方永乐率部一路转战，于2月3日进抵太湖县西北角的凉亭坳。凉亭坳一带，位于大别山腹地，周围群山遮掩，植被茂密，小集镇上有百十户人家，还有一条小街。当晚，高敬亭、方永乐在汪胡氏宗祠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将方永乐带来的鄂东北独立团和皖西的红218团合编，重新组建红28军，高敬亭担任军政委。红28军下辖红82师，下辖244团和1个特务营，师长罗成云，方永乐任师政委。由于方永乐年仅19岁，战士们亲切地称其“小师政委”。另成立军直属的手枪团，全军共1300余人。

翌日雪霁初晴，当军首长将重建红28军的消息向排列整齐的部队正式宣布后，指战员们欢呼跳跃，高呼口号，声震山谷，士气大震。凉亭坳会议的召开和红28军重建，是鄂豫皖3年游击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又形成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游击战场建殊勋

3年游击期间，作为边区主力红军的第二号领导者，方永乐不仅参与重大事务决策，还经常亲自率领红军与敌作战，在游击战场上飘忽不定，屡建奇功。同时，他还协助军政委高敬亭，为发展红军、组织便衣队、开辟和巩固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激战桃花山 1935年5月下旬，高敬亭、方永乐率红28军西进，在杨平口越过平汉铁路。军首长原本计划率红28军追寻红25军。敌人探悉红军战略意图后，急忙调兵遣将，令敌25路军独立5旅跟踪追击红军。5月28日，红28军进抵泌阳县境内的五道岭一带，因前方是宽达100多千米的大平原，加之敌军大队人马阻挡去路，红28军召开会议，决定回师大别山。但敌独立5旅一直紧紧尾追，沿途多次战斗。为摆脱困境，高敬亭、方永乐等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利用桃花山有利地形设伏，狠狠打击独立5旅。

6月1日上午8时战斗打响。红军在华石嘴、螺丝臼毙伤大批敌军后，向桃花山阵地收缩。敌军连续发起3次冲锋，均被击退，但顽固的敌人依仗强大的炮火支援，依然向我阵地进攻。战斗至下午2时，我特务营和手枪团一部投入战斗，以猛烈火力打乱敌人作战队形，接着向其两翼攻击，244团在团长梁从学率领下，冲出工事杀向敌群，双方展开白刃格斗。战斗至下午3时，敌人终难抵挡，遗尸遍地，余敌狼狈逃窜。

此战，毙伤敌600余名（其中营、连级军官12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200余支，子弹15000余发。这次战斗给骄横的独立5旅以沉重打击，为红28军重返鄂豫皖边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次战斗的胜利，除了地形有利、士气旺盛等原因外，方永乐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工农红军28军坚持鄂豫皖边区3年游击战争史》将此战列为“经典战例”，并特别指出方永乐“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亲临一线参加战斗，率部与敌肉搏”，显示了“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智取别动队 1936年春，方永乐带手枪团到蕲春、太湖交界的铜山冲整顿便衣队，住在一个小山村里。深夜，哨兵来报敌情：发现敌军的别动队，正分两路进山、已逼近村庄了！这个别动队，是敌25路军总司令梁冠英为对付红军而专门组建的，配双枪，待遇好，堪称敌军“特种部队”，有较强战斗力。而小山村，背倚大山，面对小河，只有一条山径直通小村。情况紧急，怎么办？

“小师政委”皱了皱眉头，思考片刻，计上心来。他对大家说：“不许打枪，我们从屋后上山，要是敌人住下来，就太好了！”说罢，方永乐带着战士们向后山走去。当时，天正下着濛濛细雨，山路又陡又滑。战士们手脚并用，攀登后山，上了山顶，向山下观望。

别动队进村了，手电筒灯光忽闪忽闪的，还隐隐约约传来一阵乱糟糟的吆喝声。一番折腾后，并没有发现红军，敌人就在村里住下来了。直到此刻，“小师政委”才说：“敌人住下了，轮到我们收拾他们了！”随即命令分两路下山，从村庄进出道口包抄，来个“包饺子”。

敌人在明处，我在暗处。挨屋搜查加上火力威慑，敌人无处躲藏，也无力反抗，全成了瓮中之鳖。除了几人跳河窜逃外，一百多号敌人悉数就缚，平日骄横的别动队就这样全军覆没。我军无一伤亡，还缴获了两挺机关枪、30多支驳壳枪和一批长枪。等到敌人后援部队赶到时，“小师政委”早已率手枪团越过英山，到达中共皖西特委会了。

“敌上山，我下山” 1936年1月，雪后初霁，方永乐率部在太湖境内活动。当时，大别山形势十分严峻，梁冠英因“剿匪不力”被蒋介石就地免除职务，新调卫立煌出任鄂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又调来善于“爬山”的贵州兵102师、103师，妄图在“最短期内彻底肃清”边区红军。敌人大搞“划区清剿”，大军压境，气势汹汹。

一天清晨，方永乐派通讯员找来营长林维先，商议对敌之策。方永乐告诉林维先，他对林维先头一天提出的“搞敌人的后方”的建议进行了认真思考，现在决定立即组织行动。方永乐说：“从表面看，敌人是很凶猛的，把兵力都压在山区，可是他的后方是在唱空城计。我们出其不意地插到后方，在他的后院放一把火……”很快，抽调精干力量组成1个加强连，方永乐令林维先率这支队伍到平原敌后活动。

2月25日清晨，林维先加强连从太湖出发，雷文学连长及1个排战士化装成敌25路军别动队，以方便行动，然后直奔浠水、黄岗平原地区。当天，在浠水团陂拔掉敌军一个据点，端掉伪区公所;随即部队西渡巴河，在徐家湾附近截获敌1个运输队，智擒敌25路军秘书长，缴获大批文件、公函、信件、地图及军用物资。接着，加强连化装成敌秘书长一行，智取黄冈县东北重镇上巴河，解除敌军1个连的武装。26日，加强连在黄冈马鞍山歼敌1个连后，为调动敌人，虚张声势，加强连在新洲镇周围大肆活动，使敌人顾此失彼。接着，加强连到大崎山、李家山一带活动，在地下党配合下，发动当地群众，镇压了一批恶霸，并开仓放粮，搞得热火朝天。3月2日夜，加强连从大崎山出发，行军一百多里，奔袭下巴河镇，击溃敌守卫部队，焚烧敌25路军的后勤仓库。不久，在获悉敌军正从大别山抽调部队往回赶来救援后，加强连迅速撤离，返回大别山苏区。

加强连下山到平原地区灵活游击，把敌人的后方搅得天翻地覆，极大震慑了反动当局，大大减轻了鄂豫皖苏区的压力。方永乐、林维先及时总结了此次到平原地区活动的经验，认为这种游击方式是可行的。在不久后召开的柴家山会议上，军首长将这种游击方式称为“敌上山、我下山”，并将其推广到红28军各部队，为红军有效打击敌人、坚守大别山边区，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