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化作战演进中的三个关键问题

目前，无人作战平台已经普遍使用，无人化作战形式正在成型。尽管现代社会民用和军用技术发展和运用迭代速度加快，但从无人作战平台的出现到无人化作战形式成型，仍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世界各国为了抢占先机，各自大力推进无人化作战的发展。在此过程中，至少有以下3个问题需要深刻思考和认真面对。对此3个问题的认知与解决不同，将直接影响无人化作战形式和智能化战争形态的实质内涵和外在表现。

技术方向：互补还是取代？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制造工具的目的一是降低劳动强度，二是提高劳动效率。人类制造和发明武器装备作为战争对抗的中介系统，目的也很类似，一是提高对敌方的杀伤力，二是提高己方的生存能力。与此同时，人类其实一开始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制造生产工具或战争武器，是为了制造出异于自我的“他我”来取代自己，还是为了达成与自身能力之间的互补？

任何工具和武器系统的制造和使用，包括工具系统和武器系统的数字化、信息化改造都是人的作用的结果，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也离不开人的管理和控制。因此，本质上它们只能是对人的能力和作用的补充，而不可能取代人的作用。无人化作战与此前的作战相比，本质区别在于所依赖的技术，已经从冶炼技术、火药、蒸汽机、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变成了智能化技术。智能化技术足以颠覆人类的主体作用，从而取代人类吗？

1997年IBM的“深蓝”战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2016年和2017年，谷歌的“阿尔法狗”连续战胜围棋世界冠军韩国的李世石和中国的柯洁，在全世界产生了震撼性效果，甚至掀起一股对人工智能的崇拜。傲视同侪的年轻棋手柯洁竟然说：“‘阿尔法狗’对我来说，是上帝般的存在。对于‘阿尔法狗’的自我进步速度来说，人类的存在很多余。”

事实真的如此吗？1997年，在“深蓝”大胜卡斯帕罗夫时，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按照几乎相同的原理、使用几乎同样的技术研制了一套名为“深绿”的系统，以探索下一代指挥和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发与应用。“深绿”系统把“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环路中的“观察-判断”环节通过计算机模拟仿真，演示出采用不同作战方案可能产生的效果，对敌方的行动进行预测，尽可能地缩短制定和分析作战计划的时间，从而使美军指挥官在态势评估、情况判断和作战行动上都领先对手一步，实现信息优势、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最终达成决定性的胜势。然而，美国国防部的实验结论是：“深绿”系统以失败告终。

对于“深绿”系统失败的原因，美国国防部认为，“机器学习可以基于客观事实数据提取出某些相关的习惯偏好特征值，但这些是有条件的局限性价值，涉及设计者、使用者的时空情境与想象逻辑的边界;而真正的价值涌现基于更有高度、深度甚至温度的态势感知，是意向与形式、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共同作用使然。‘深绿’的失败，缘于事实与价值的偏离、主观与客观的割裂、计算与算计的误差等”。

智能化技术在军事决策中的表现为何会与在棋类竞赛中的表现如此迥异？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最为关键者，应该是围棋博弈的高度确定性和军事认知所面对的高度不确定性。围棋顶级高手竞赛时，可由他的同事或老师挂盘同步讲解。讲解员甚至可依据盘面情况对双方行棋进行得失评判，算出双方在目数上的优劣。这客观说明，围棋的态势判断，以及围棋赛手每下一步棋的价值，都是相对确定、并可精确计算的。

基于围棋博弈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和可计算性，“阿尔法狗”研发团队将博弈主要因素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语言精确描述，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模拟系统之后，人与“阿尔法狗”的博弈，就基本转变成了计算能力的比拼。围棋世界冠军输给“阿尔法狗”，基本上就是输给了电脑的计算能力。人在计算能力上不如电脑，这既是人类发明电脑的初衷，也在电脑发明的那一天就决定了。

然而，军事领域的不确定性，是顶级军事家也不得不承认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军事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和棋类竞赛的确定性，使得无论是国际象棋还是围棋，都可以在胜负决定之后精确复盘，但“战胜不复”是基本的军事规律。

军事领域的不确定性，使军事家和指挥员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也给了他们无限广阔的挥洒智慧和才华的空间。例如，抗战中刘伯承元帅的七亘村二次设伏、粟裕将军在山东沂蒙山区的孟良崮战役中，全面、彻底、干净地歼灭蒋军“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实现“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都是利用战争的不确定性给敌人造成出其不意打击的不朽案例。这些违反常规的案例，充分显示了人类的智慧的不可替代性，也是人工智能所永远不可能产生的。《兵法》云：“夫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人工智能也许可以无限地“精”，但它永远不可能达到“神”的境界。

综上所述，无人化作战所依赖的智能化技术，它在一些方面所体现出的优于人类之处，只能作为对人的能力的补充，人与智能化技术、无人作战平台之间的互补，才是无人化作战技术发展和战术运用的正确方向。

作用定位：自动还是自主？

无人化作战的主要力量是无人作战平台和系统。它们既然能够在无需人的现场存在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完成任务，就必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自适应、自处理能力。然后，这种功能或者能力是自动还是自主，是一个原则性、本质性的区分和定位。

从词源和本意上追索，“自动（Automation）”是指机器设备或系统，按照人的要求和设定的程序，经过自动检测、信息处理、分析判断和操纵控制，完成预定动作，实现预期功能的过程。“自主（Autonomy）”是理性的个人做出知情的、非强迫性的决定。

在军事领域，美国国防部对“自动”和“自主”均有明确的定义。自动化武器系统是以确定的数据计算为核心驱动，没有自主决策能力，在认知与行动循环中不能缺少人的干预的武器系统。而自主武器系统是指能够独立寻找和识别目标，在无需人工控制的情况下使用武器打击并摧毁目标的武器系统，在认知与行动循环中无需人工干预的“完全自主”（full-autonomy）的武器系统。

然而，却有人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确切内涵、可能发展，以及对“自主”概念的复杂含义都不甚了然的情况下，提出了大量对无人化作战“自主性”的漫无边际的想象和提法，如战场态势自主感知、作战设计自主交互、作战任务自主规划、作战行动自主实施、作战协同自主联动、作战效果自主评估等。按照这样的描述，整个作战从态势感知到效果评估的每一个环节，都实现自主，人可以排除在作战之外了。

无人化作战真的可以如此吗？以态势感知为例，“态”是客观的战场状态，我们假设人工智能能够全面、准确地了解战场情况和状态;“势”是战场状态的发展趋势，趋势的发展是量变还是质变？是作战主要方向的改变还是力量对比和攻守之势的改变？都需要进行非常复杂的判断;“感”是对战场情况、状态的归纳，主要涉及事实判断，在进行细致的划分和模式归纳之后，也许可以交给人工智能;“知”是对“感”的结果所进行的价值判断，并要形成知识性的结论。由此可见，至少“势”和“知”，就目前技术水平和可能发展而言，无人作战平台是无法完成的。

究其原因，态势感知是在特定环境下系统运用人的各种认知能力，包括目的、动机、感觉、注意、动因、预测、识别、技能、经验、计划、决策及知识的提取、存储、执行、反馈等，在信息、资源不足或超载的情境下的综合认知活动。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在态势感知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使得即使是在信息共享没有障碍、面对完全或大体一致的战场情况时，态势判断的结果也可能截然不同。

例如，在发生于2020年初的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感染新冠疫情事件中，3月30日罗斯福号航母舰长克罗泽尔向上级和美媒体发出求助信，克罗泽尔认为：“当下并非战时，没必要让水手们这样死去。”对此，代理海军部长莫德利在4月6日登上“罗斯福”号讲话时强调：“每个人都害怕新冠病毒，但如果这艘船正在执行战斗任务，有高超声速导弹朝它飞来，你也会很害怕。但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也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好的事情。”美国防部长埃斯珀则表示：“在美国打击对手的海外地区，作战安全尤其重要，新冠病毒并不至于阻碍美军执行和完成作战任务。”

显然，在相互之间信息共享没有障碍的情况下，对罗斯福号疫情和客观任务状态的了解应该相同。但是，由于上下之间的信念和价值判断的不同，导致了克罗泽尔认为罗斯福号使命状态“并非战时”，代理海军部长莫德利、国防部长埃斯珀和总统特朗普则认定其“正在战时”。这是一个面对相同的客观情况因主观因素造成态势判定截然不同的案例。

更为关键的是，权力从来都是军事领域的核心问题。依据权力分配的不同偏重，可以产生不同的指挥方式。当权利趋于向上集中的时候，这时指挥方式属于集中指挥;当权力适当向下分配的时候，这时指挥方式属于分散指挥。自有军事指挥以来，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是两种经典和基本的指挥方式，变化不过在二者之间双向游移。

行动的自由权是军事上的永恒追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军事上的“制权”，无论是制陆权、制空权、制海权，还是制信息权等，无不表达的是己方具有行动的自由，同时剥夺敌方的行动自由。即便客观上存在制约或难回避，但任何自信和具有责任感的指挥员，主观上都不可能把作战指挥的自主权交给任何其他人，更遑论是无人作战平台或智能化系统。也就是说，无人作战平台自主决策，客观上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主观上任何指挥员也不会让渡指挥权。

完成过程：自动还是能动？

关于技术对军事领域的影响，恩格斯有一段极为经典的论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他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然而，很多人在引述这段话时，或多或少地存在误解。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对“立即”“几乎强制”“违反指挥官的意志”等用语的误解。以致于在引述这段话之后，立即展开对新的技术在军事领域应用之后的图景描述和特点归纳，似乎有了新的技术，“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即可自动完成。

破除这种误解，必须认识到这种“强制”不是主观上、行动上的强制，而是客观上、效果上的强制。技术进步本身既无法强制你产生改变的意愿，更无法强制你采取改变的行动，但是，面对走在技术进步和军事应用前列的对手所具有的显著的军事优势，如果你无所作为，就会败无悬念。军事对抗的任何一方都以取胜为目的，为了这样的目的，就必须主动改变走在前列，假如落后必须急起直追。所谓“强制”，含义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