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亚运宗旨拓展大赛价值

在后疫情时代，杭州亚运会是继成都大运会之后中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特殊意义。然而，一些媒体上出现对杭州亚运会的不同论调。这些论调大体可以分为几类：杭州亚运会是展示杭州、浙江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重要契机和平台；杭州亚运会比北京1990年亚运会和广州2010年亚运会的热度下降；杭州亚运会投入较大，恐怕难以收回成本；世界范围内的综合性国际赛事总体呈现衰微势头，中国各城市的办赛热情也会随之下降。姑且将这四种论调分别界定为积极效应论、热度下滑论、效益欠佳论、总体衰微论。

客观地说，杭州亚运会组委会足够努力和认真，浙江省内的各个亚运会赛区也卯足劲办赛。出现上述几种论调并不奇怪，这是客观环境和条件变化的结果。

1990年亚运会发动了全国范围的捐款，体育系统内部传着这样一句话：“多年来总是去人家那里做客，这回轮着我们做东了！”上世纪 90年代，人们看到了北京亚运会的标志，包括憨态可掬的吉祥物盼盼，还有那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歌曲《亚洲雄风》。在大学礼堂里，大家通过大屏幕看到大量亚运赛事直播。跳水冠军许艳梅等7位江西籍亚运冠军给学生们做报告的情景，至今印象深刻。我甚至连续几个月只吃两毛钱一份的豆芽菜，省出钱购买《世界田径大全》《世界足球大全》等大开眼界的书籍。我对亚运知识的学习几乎无死角，以满分的成绩获得全校“迎亚运”体育知识竞赛第一名。

毋庸讳言，这些年世界范围内体育赛事数量迅猛增长，必然使亚运会这样的赛事影响力下降，受到的关注被大量分流。社会生活里可供人们选择的精神文化活动数量激增，也必然带来人们对亚运会注意力的消减。从这个意义上看，只有少数顶级的赛事可以享有一直无与伦比的关注度和热度，多数竞技水平、观赏价值略有差距的一般赛事难以获得过去那样的媒体报道和公众关心。

那么，在当下的情境下，如何看待杭州亚运会的意义？承办杭州亚运会的价值是否会大打折扣呢？这是很值得具体讨论的问题。

亚运会的发展历程

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就有了祭礼竞技会，出于祭祀的原始宗教目的举办竞技赛事，其中包含祈求风调雨顺、作物丰收、狩猎成功等多种不同的期望，寄托着人类淳朴、真切的生活理想。

古代体育与军事战争、宗教祭祀、休闲娱乐、农事闲暇、养生健康等诸多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古代希腊人为献祭海神、大力神等不同的神诞生不同的赛事，《荷马史诗》记载了凯旋祝福和纪念战友为目的的竞技赛会，古代奥运会是为祭祀万神之王宙斯而生的。在古代美洲，甚至有赛事失利的一方有人要被杀的现象。

近代和现代体育及竞技赛会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经历了业余主义至专业化，从职业化和商业化到附着社会化，最终进入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曲折历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世界职业体育组织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诞生的第一个高峰，今天亚运会的前身远东运动会创办于1913年，其组织者远东业余体育协会稍早成立，那时的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们试图通过体育使世界建立联系，体育赛事特殊的联谊功能被他们看中。二战后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体育赛事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亚运会就是在1948年酝酿、1951年首次举办的。亚非拉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是这个阶段区域性赛事不断创立的背景。20世纪九十年代是世界体育赛事发展的第三个高潮，中日韩三国的职业体育赛事在这个阶段创立，这是世界体育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是欧美发达国家职业体育影响波及全球的结果。

美国人布朗曾任菲律宾体育协进会会长、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1911年9月访问中国和日本，远东业余体育协会进入筹备阶段。从1913年开始，每隔两年，菲律宾、中国、日本相继轮流举办了八届远东运动会，1930、1934年，在东京和马尼拉分别举办了第九至第十届远东运动会，有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参加，使得远东运动会实际上成为亚运会的前身。

1915 年，国际奥委会致电主办第二届远东运动会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表示“承认远东运动会为其东方之支部”，并邀请中国派人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以及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这是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第一次接触。在1911-1934年的20多年里，远东运动会不仅是国际奥委会承认的第一项区域性奥林匹克赛事，而且成为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参与的主要国际综合性赛事，为亚洲体育走向世界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1947年，国际奥委会的印度委员、印度体育领导人古鲁桑迪主张创办一项所有亚洲国家参加的洲际运动会。1948年7月伦敦奥运会期间，参加奥运会的13个亚洲国际体育代表团团长邀请中国、韩国、菲律宾、印度、缅甸、锡兰的代表，召开了成立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可以看出，无论远东运动会还是亚运会，都是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下诞生的。1949年2月，9个亚洲国家的体育组织代表汇聚印度首都新德里，成立了亚洲运动会联合会。1982年12月5日，亚运会联合会总会宣布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将亚运会联合会改组为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

在洲际性运动会当中，首届泛美运动会于1951年2月举办，亚运会在同年3月创办，首届非洲运动会直到1965年才举办，首届欧洲运动会更是迟至2015年才推出。

遍览世界范围内的洲际性运动会，亚运会是历史最悠久、周期最稳定和规模最庞大的洲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为亚洲范围各国和地区体育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平台，也为亚洲相关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见表一）

一个越来越清晰的逻辑是：亚洲体育三强中国、韩国、日本的竞技体育往往依托参加或举办亚运会、奥运会，形成明显的波谷效应。中国自1974年在德黑兰开始参加亚运会以来，在金牌榜上的位置从第七届的第三上升为第八届的第二，1982年第九届亚运会成为金牌榜冠军，从此连续十届亚运会一直居于金牌榜首位。前八届亚运会占据金牌榜首位的日本再也没能回到金牌榜之巅，后来甚至被韩国超越。从1974-2018年前后10届亚运会，呈现亚洲三强的竞争格局。（见表二）中国在1986年亚运会金牌数比韩国多一块、奖牌数比韩国少两块，其余9届亚运会均保持了碾压态势，金牌数和奖牌数明显领先。日本和韩国在承办亚运会时，金牌数和奖牌数力压对方。韩国承办第十、第十四、第十七届亚运会时，金牌数和奖牌数均较大幅度超越日本。日本承办第十二届亚运会时，金牌数和奖牌数较大幅度超越韩国。双方没有亚运会和奥运会筹办的推动时，在亚运会金牌榜的竞争总体上是韩国略占优势，奖牌榜上的竞争正好相反，日本略占上风。

亚运会上的竞争，背后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支撑，也推动着中日韩三国在奥运会上不断进步与日渐崛起。

1964年和2021年，日本两次名列奥运会金牌榜第三名；韩国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金牌榜上位列第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高居金牌榜第一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成就得益于三国在亚运会赛场上的竞争。

亚运会的现实价值

体育赛事的总体影响或综合效应受到广泛关注的高峰期是进入21世纪以后。相关的学术研究增多，越来越多的国际体育组织开始重视赛事影响的全过程规划和赛事遗产的评估，一些民间社团，如透明国际等也引入了对国际体育组织治理即大型赛事影响的评价体系。自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以后，国际奥委会推出经济、社会、生态三维度的赛事总体影响课题，要求奥组委提交过程性成果和结论。后来，在北京筹办2022年冬奥会时，这个最初名为“奥运会总体影响”的计划调整为“冬奥会遗产规划”，并细化到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环境、城市、其余发展等7个方面。

2022年冬奥会申办始于2013年11月，在2015年7月31日结束，申办城市从5个减为参与最终投票表决的2个，其间经历了国际上经济学者对奥运会效应的否定，对国际奥委会的办赛标准及奥运会后续效应，部分退出申办的国家体育组织和不少媒体提出了强烈质疑。

连奥运会这样顶级赛事的办赛效应都受到质疑，亚运会这种区域性综合体育赛事的办赛意义何在呢？

其实，几乎所有的学者和记者对奥运会办赛价值和效应的否定或质疑，都有局外人不懂行内事的情况。国际奥委会和众多国际机构都明白，奥运会成本的四本账目是严格区分和应该长久评估的。组委会预算账目主要指赛事筹办和举办的运行经费，也是国际奥委会要求公开和其通过顶级赞助商及转播权收入提供支持的唯一账目。这个账目没有出现过亏损的情况，一般都有所盈余。另外三个账目是：社会资本投资，主要指场馆建设账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城市运行费用。这些费用的共同特征不是只为赛事短期需要的投资，赛后可以持续利用，而且多数可以为体育赛事之外的活动服务。比如，场馆可以在赛后服务全民健身，交通设施可以持续服务城市运行。后三种账目的一次性投入确实不小，但要求办赛的短期间收回成本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此，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后的最终报告中提出：希望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后续效应能持续30年。

国际上普遍将大型体育赛事称为Mega-Event或者Mega-Sporting Event，即大型体育节事。既然是节事，就不能用一锤子买卖的思维来审视和运维。大型体育赛事被认为是能够吸引数量较多的观众以及具有国际性的规模和影响的大型节事，一般包括国际性参与、举办城市、媒体关注、空间规模以及时间跨度5个维度。对其效应的评价，通常包括拉动内需、促进旅游餐饮等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塑造城市品牌、彰显传统文化、促进体育事业和产业发展等方面。

有学者测算，2010年广州亚运会直接投资60.6亿元，消费增量为101亿元，对广州经济的总效应为GDP增加271亿元。日本筹办东京2020奥运会之前，日本国内的学者和东京奥组委希望通过增加4000万游客，大幅拉动经济增长，后因疫情防控无法实现。

从国际奥委会近二十年来推出的赛事管理整合路线图和赛事筹办的业务领域来看，综合性体育赛事可以带动、拉动或触动的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北京2008年奥运会筹办的业务领域多达68个，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办的业务领域也有50多个。从注册、住宿、交通到通讯、医疗、人力资源等多个领域长达7年的筹备期内，势必带来对城市乃至区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影响，从而影响赛事的综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