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真正的全民健身

北京冬奥遗产和可持续计划落点在全民健身

哲学家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无论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体育、城市和区域发展这七个领域35个方面的北京冬奥遗产，还是包含着“环境正影响”、“区域新发展”、“生活更美好”三个重要领域和119条措施的北京冬奥可持续计划，都包含着中国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发生嬗变的深刻意蕴。

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通过北京冬奥会成为世界冬季运动之国的显性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让更多中国人形成以锻炼身体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生活方式。奥运会或者冬奥会这样的大赛能不能让本国百姓更加积极地投身体育锻炼，国际上有很多学者关注这个问题，基本上有一个共通的规律：不要奢望大赛可以自动带来民众体育参与积极性和普及率的提升。如果没有系统的战略规划、稳定的经费投入、持续的政策加持、稳定的资源保障、有效的宣传鼓动，后奥运、后冬奥完全可能是一地鸡毛。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在1919年说过“All Sport for all”这句话，这是今天世界大众体育的核心理念。“所有体育为了所有人”，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伟大情怀！

将全民健身的公共服务推向更高水平，使全民健身真正成为切实的行动和看得见的成效，是我国发挥冬奥积极效应的一项中心工作，是目前与我国体育密切相关的三个国家战略——全民健身（2014）、健康中国（2016）、体育强国（2019）真正落到实处的关键。原因很简单：

没有全民健身，哪来体育产业？没有全民健身，怎会有全民健康？没有全民健身，何谈体育强国？

此次北京冬奥会前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不只一次将中国“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视为一个奇迹，认为这是世界冰雪运动发展的分水岭和里程碑。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参与冰雪运动的人口虽然迅速增长，但总量仍然有限，特别是可以算得上冰雪运动人口的人数比例依然不高。滑雪行业内的滑雪人口统计就表明：我国参与滑雪运动的人次直到2021年也没有超过2500万。

另一个值得关切的数字是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目前只有37.2%。笔者2014年主持撰写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报告时，国际奥委会要求申办城市提出全民体育参与率的目标。当时，北京、河北两地经常参与体育运动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46%和39%，经过与有关部门协商，将目标设定在2022年分别达到55%和45%。如今，我们还在实现这个目标的征途上执著前行。

国家体育产业政策聚焦全民健身的逻辑

3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这是自2010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最令笔者感到振奋的一份文件。如果说2010年那份文件标志着国家层面体育产业政策的首次出台，那么今年这份文件就是12年来国家推进体育事业发展最全面、最系统、最务实的一份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这两份文件都集中体现了全民健身举足轻重的地位。

2010年的文件专门提及“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培养体育人才，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3月的这份文件则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为根本目的”。

另外两份文件也值得一提。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专门强调“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一份倡导发展体育产业的文件中将全民健身提到如此高度，可谓深谙二者强力关联之道。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目标是使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件中强力倡导“积极实施全民健身行动，让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两份有关发展体育产业的文件都强调了全民健身在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笔者以为，全民健身最基本的目标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锻炼身体作为生活方式。这源于人民对自己生活目标和价值的认识，需要各种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和支持，也就是所谓“有生活，才有生意”的简单逻辑。将健身作为生活方式，需要有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提升做支撑，还需要有完备生产体系的支持乃至良性社会生态的保障。可以说，生活—生命—生产—生态—生意是一个十分严谨的逻辑闭环，难以跳脱和僭越。这种逻辑闭环的形成，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种要素长期磨合的产物。

不能回避影响全民健身成效的经济因素

文件中没有提及国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支撑和保障。这是任何一国全民健身普及度和持续化最大的掣肘因素。看看下列表格中的数据，就会对中国全民健身目前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有具体的感受。比如2018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美国的1/10和日本的1/5，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这显然会制约全民健身参与率提升、体育消费升级和体育产业发展。

2010年以来我国部分经济指标与体育产业年度增加值

不得不强调，我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善全民健身工作的经济条件。2009年8月30日，《全民健身条例》以国务院令第560号发布，文件第二十六条专门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全民健身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对全民健身的投入。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对全民健身工作的经费做出明确的安排。体育彩票公益金至少60%必须用于全民健身，也是一项具体规定。国家体育总局甚至宣称，将中央层面分配所得的体育彩票公益金90%用在全民健身领域。

《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强化了全民健身的“三纳入”，将其视为推动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抓手。为了实现省市区的“三纳入”以及推动西部地区将“三纳入”落地，各级体育部门付出了巨大努力。将全民健身事业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全民健身事业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将全民健身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年度工作报告，逐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自觉行动和主动选择。上海、江苏等发达省市区，甚至实现了“多纳入”，有效解决了全民健身的实际困难，使政府支持全民健身实现了稳定的常态化。在江浙沪、广东等地的一些小区里，可以看到适合所有人群的健身设施，这无疑是政府公共投入的显著成效。

全民的身体素质是国家人力资源的基础，全民健身是国家的公共事务，政府多方筹措经费保障全民健身，不仅是培育人力资本，也是造福国民。国际上有所谓“1块钱健身投入，节省6-8块钱医疗费”的论断，道理很简单：投入全民健身，一本万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政策关注了实现全民健身的真问题

短期间，制约全民健身发展的外部社会、经济等条件难以发生大的改变，但体育部门对影响全民健身的主要问题可以集中发力解决。

关于全民健身，国家体育总局以前有“三边工程”，后来改成“六边工程”，集中覆盖了全民健身的主要问题：场地、赛事、活动、组织、指导、文化。没有场地设施，群众去哪里健身？没有活动，怎么吸引群众健身？没有赛促进全民健身，会推动体育产业和消费增长。事，怎么提升健身兴趣？没有体育组织，如何让群众健身有归属感？没有人指导，谁来教群众健身？缺乏健身文化，健身行为如何持续和普及？

不断解决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是真正实现全民健身的关键。毕竟，我国的体育人口比例、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群众性体育赛事和活动数量、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等，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甚大，与百姓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也不相适应。

《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对上述六个问题有专门的针对性条款，全面覆盖。这六个全民健身服务的核心内容，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有很多是需要多部门协同才能完善的。文件对这些问题都有思路和解决的措施，特别令人惊喜。

──关于体育组织，文件提出“健全全民健身组织网络”，并“将运动项目的推广普及作为对单项体育协会的主要评价指标。支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健身活动。鼓励发展在社区内活动的群众自发性健身组织”。

──针对缺少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困难，文件提出“建立国家队、省队运动员进校园、进社区制度，现役国家队、省队运动员每年要在中小学校或社区开展一定时间的健身指导服务。建立面向全社会的体育运动水平等级制度，健全服务全民健身的教练员、裁判员评价体系。建立高水平运动队帮扶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机制”。这一做法如能实施，将是近几十年来力度最大的专业运动队服务全民健身的举措。

国家队训练基地开放和国家队省队运动员进社区，是两个最亮眼的提法，对体育部门是一种压力甚至革命，希望有关方面能顺应时代潮流，走出改革的关键步伐，让中国体育带给民众更切实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关于场地设施，文件中的举措最多、最切实。比如：

“推动体育系统管理的训练中心、基地、体校的健身设施以及运动康复等服务向社会开放”，这是几十年来始终很少有人敢想的问题，如今出现在文件中。

“沿太行山和京杭大运河、西安至成都、青藏公路打造‘三纵’，沿丝绸之路、318国道、长江、黄河沿线打造‘四横’，构建户外运动‘三纵四横’的空间布局”，这是对全国体育空间的一次最大魄力的规划，令人敬佩，也是前人难以想象的。

“新建居住区要按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3平方米的标准配建公共健身设施，纳入施工图纸审查，验收未达标不得交付使用”，则是2014年46号文提出目标的一次切实的强化，体现出国家解决体育设施问题的坚定决心。

“制定国家步道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和建设指南。支持依法利用林业生产用地建设森林步道、登山步道等健身设施。推进体育公园建设，推动体育公园向公众免费开放。在现有郊野公园、城市公园中因地制宜配建一定比例的健身设施”，将使体育公园成为中国百姓使用最频繁的体育健身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