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叙事，不动声色的残忍

“言志缘情”是中国传统叙事诗“缘事而发”的伟大传统，但叙事诗绝不是严格的“诗史”，而是诗歌叙事范本。从叙述学理论看，《石壕吏》并不是“微言大义”或“秉笔直书”，而是以叙事技巧的剪裁与虚构，呈现出一种“不动声色的残忍”，构成一种博大均衡、简约深邃的中国“零度叙事”美学。

整个叙事进程，毫无评论，却透着一种不动声色的残忍。“我”只是石壕村的一个过客，又是朝廷命官，保持着一种对大唐四处抽丁的价值中立，来客观叙述在石壕村的所见所闻。不显露立场，反而拉开了叙事距离，造成一种置身事外的冷静。《石壕吏》不评判不抒情的叙事方式，与20世纪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尔特提出来的一种叙事方式——零度叙事，颇有神似处。点而不破，透着一种强烈抒情张力。

一、三一律：独幕剧似的叙事结构

三一律即“三整一律”，是西方传统的戏剧结构理论。布瓦洛在《诗艺》中说：“我们要遵守理性制定的规则……在一天、一地完成一件事，一直把饱满的戏维持到底。”[1]传统结构叙事，强调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即“三个一”发生于一昼夜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石壕吏》就是这样一个集中紧凑的叙事结构。三个场景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吏夜捉人”，老妇“急应河阳役”，诗人“独与老翁别”。

“暮投石壕村”，交代了三个前提信息。一是诗人投宿，却投在一座山村，暗示兵荒马乱。二是暮色来投宿，透着一种随意，隐隐不安。三是投宿山村，暗示此地偏僻落后。“有吏夜捉人”透露两个信息。一是官差要捉人，竟然在夜里，应该是秘密行动。二是趁着夜色来捉人，是一次突然袭击。但看这两句，容易带给人公差办重大案件的紧张感和压迫感。但结果却令人费解：“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叙事开篇就制造了一种紧张感和疑惑性。差吏捉人，老翁逾墙，老妇出门监视着差役，差役怒老妪哭。没有多余描写，已经暗示出一片死寂的夜色，一番萧条的荒村。不难想象，如此安静的春夜里，打门声、叫喝声、翻墙声、叱责声、哭泣声——纷至沓来。表面上只写了一家人，但不由令人联想整个村子甚至整个大唐都在上演这一幕。

此处“看”有两个读音，kàn是视线接触，常有观看、尝试的意思，kān是照料、守护之义，又可引申为监管、监视、看守、看管等。如果是看一眼，老翁已经逾墙走，老妇出门看看，缺乏深度和丰赡，没有多少意义了。如果是监视呢？老翁逃了老妇要监视官差，要阻挠官差追捕。这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差吏春夜捉人，老翁逃跑老妇监视，太过紧密，更像是一场冷静的安排。这是“我”在用有限视角冷静观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是一个独立成段的特写镜头。吏呼，因为老妇阻碍征丁而愤怒。妇啼，是因为家破人亡、苟且偷生而悲苦。差役飞扬跋扈，老妇苦不堪言。这些都是“我”在听闻并见证。一座石壕村，一个破落农家，一个春夜，一个夜捉人的事件，集中呈现。

二、妇我词：对话关系中叙述角度

《石壕吏》里有两个叙事者。作者让老妪直接跳出来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不仅加快叙事节奏，也增强了叙事功能。“我”见证了这样一幕人间惨剧，加深了情节可信度，也增添了自我视角。一个“家破人亡”的故事，在“我”的视角，就只是“老翁逾墙走”开头和“独与老翁别”结尾。

值得一提的是，“我”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也是有限参与和见证者。胡适《论短篇小说》说：“这首诗写天宝之乱，只写一个过路投宿的客人夜里听得的事，不插一句议论，能使人觉得那时代征兵之制的大害……”[2]《石壕吏》更像是一部押韵的小说，一幕非典型的剧本，选取的生活横截面，让诗中“事”并不同于史中“实”，文学典型性与诗歌隐喻性兼备。“我”是叙述者，也是次要人物，“我”了解的信息有限，一切背景性的介绍都来自于老妇的“一面之词”。石壕吏夜捉人最令人伤心的并不是“我”，“我”并未介入这场人伦悲剧，而是冷静观看。没有道德批评，只有看与听。“我”与诗中他人的关系只有“看与被看”“听与被听”的关系。

老妇词是全诗主体。老妇并非独白，而是与差吏对话。真实的情况，差吏应该有所回应。这里就有两种情况，一是妇答吏应，二是吏问妇答。老妇的哭诉如果是对差吏的回答——差吏怒吼大体是“男丁到哪里去了？”，老妇哭诉三个儿子的下落。差吏继而追问“家里还有什么人”，老妇“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才更加合理。差吏要继续查验，老妇赶紧补充“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看似哀求实则已经作出了最坏的打算。面对无法交差的局面，老妇只好提出一个方案：“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杜甫只写老妇的回答，让读者想象差役的问题，虚实交映，有了更加丰富的想象和深刻内涵。

老妇的话是水准极高的五言诗，是被文人改造后传达。老妇的话并非是直录，而是一种“代言”。“直录”少慰藉，而“代言”多内涵。周啸天《以新闻为诗——杜诗的一大开拓》说：“其中相当数量的人物对话，实际上是诗中融入的访谈内容。”这种对话，也像是叙述者与妇人之间的对话，非实录的转述让诗歌叙事依旧处在“我”的掌控中。老妇在“说”，也就成了“我”在说。正如黄昌林所说：“阅读杜甫叙事诗，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叙事永恒的艺术魅力。”[3]

三、隐藏者：零度情感里叙事艺术

“杜甫创造性地打破了叙事诗中叙述者一贯进行评论干预的特点，采用了有限的角度叙述。”[4]将主观评价隐藏，将深沉的感情寄寓在不着情感的叙述中，诗人从“暮投石壕村”到“独与老翁别”，经历了事件全过程，却始终没有开口，没有直接书写感情，没有发表一句议论。但真正的好诗必有言外之意，作者的态度并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隐藏的部分。如整首诗的关键事件“有吏夜捉人”，看似直述其事，但不用“征丁”“征兵”，却使用“捉人”一词，可算“微言大义”。看似客观，实则透着一种悲愤和苦涩。吏是差役，代表着军方，而征丁应该依据唐律执行，却选择在夜里，让恐怖气氛压抑到极点。最深刻的是一个“捉”字，足见差吏凶暴残忍，鱼肉百姓之恶。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在隐藏视野中对照，也绝不仅仅是粗暴与苦难的对比。妇苦在后文中有深度描绘，而粗暴却被隐藏了。老妇的独白显得有点语无伦次，但也惟其如此更能体现那种彻骨的绝望和悲伤。如果我们在这里让隐藏的石壕吏说话，对答也就有了一个固定的样子。如石壕吏问：“你们家男丁呢？还有什么人呢？还有个女人？怎么不出来见面呢？那我总要抓个壮丁交差吧？”石壕吏就成了一个冷漠麻木之人，而缺少了其他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了。而想象一下，如果面对老妇的哭诉，他回应的是，“你们家两个儿子死了，关我何事？还能偷生算不错了，本来活着就要受罪。还有个孙儿呀，多大了？还有个母亲，这个可以算。备什么晨炊，吃的都没有了，得了一个老妇也能算个数”，石壕吏就成了极冷酷无情的人，也少了其他可能性。

其实，更加令人惊诧的是另一个隐藏人——乳母。自始至终她都未出场，甚至连老翁那般露个面都不会。但值得关注的是诗歌结尾，“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久”道出了“我”内心纠结难以入眠，而“如”字，则化实为虚，暗示出有人在抽泣，乳母的可能性最大。一则从此婆婆远赴战场生死未卜，公公消失在夜色里踪迹全无，家破人亡孤苦无依。二则身边还有一个乳儿，怕哭泣又吵醒了孩子。

最令人绝倒的是最后“独”字，交代了全部结局。老妇是夜里被捉走的人，老翁是逾墙逃走又归来的人，而乳儿乳母是从未出场却承担极大痛苦的人。而“我”是见证一切苦难、隐藏一切态度的人。在隐藏叙事中，“我”是叙述者，也是故事里的次要人物，叙述从个体感知经验出发，诗歌由此成为一个限制文本。叙述角度，指事件是被谁感知的，谁在看这个故事的发生。杜甫不动声色地写下了“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形”[5]。

《石壕吏》中未出现的人事是“虚”，出现的人事为“实”，全诗都在以实写虚，以虚补实，虚实相映，言简义深更显出叙事技巧的深厚。《石壕吏》更像是一部未完成的大唐悲歌中的一个独幕剧。就这样一个片段，一个人间苦难的小截面，就足以令人想象“安史之乱”最大的伤害并不是一个盛世的终结，而是对民心、伦理、道德等的全面摧毁。一个烈士的母亲尚且如此，那其他人呢？它并不给答案，而给具体现象。所有的疑惑都尽在叙事中，给读者留下了极度丰富的文学想象空间。

注释：

[1][法]布瓦洛：《诗的艺术》，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32页。

[2]胡适：《胡适文存（第一册）》，外文出版社，2013年，第170页。

[3]黄昌林：《杜甫叙事诗与传统叙事的时间问题》，《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第16页。

[4]成丹彤：《重读<石壕吏>：从叙述学的角度来分析》，《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1期，第31页。

[5]李峰：《浅论杜甫叙事诗中的儒家精神》，《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S5期，第100页。

本文系2022年度重庆市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应用重点课题“建构课型破局评价——初中语文整本书阅读课堂教学评价及监测研究”（编号：JC2022021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市两江巴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