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古开新

平和工稳的三桥派

明代中后期，第一个文人篆刻艺术流派“三桥派”出现了，这也是明清流派篆刻的滥觞。三桥派的创始人文彭，字寿承，号三桥，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曾任两京国子监博士，世称“文国博”。他是明代书画大师文徵明的长子，诗书均传其家学。至于篆刻，更是文彭毕生精力之所聚。明代周亮工在《印人传》中评价文彭：“印之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

文彭对篆刻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推广石质印材，开辟了篆刻史上的石章时代。相传他任国子监博士期间，一次外出时，偶遇一赶驴老者带着四筐石头，与一商人争执不休，便上前询问缘故。老人说：“这个商人要买我的石料，我赶驴过江远道而来，他却压价，因此争吵，没想到惊动了您。”看着筐内那些原本准备加工为饰品的“灯光冻”石材，文彭沉思片刻，说：“你们不要吵了，这四筐石头都卖给我，我加倍给钱。”回家后，他让人将石料剖开，用以刻印，十分适用。自此，石印广为流布。

《印人传》记载，文彭早年的印章多为象牙材质，他设计好印稿后，找刻工李文甫代刻。发现了“灯光冻”后，文彭开始亲自刻制石印。据说，为了追求与高古印章相似的沧桑意蕴，他常把刚刻好的印章放在小盒子里，让仆人整天摇晃小盒，以求做旧之感。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文彭传世印章，边角多有残损，虽不一定是仆人摇晃的结果，但或许能从侧面说明文彭对“古”的崇尚。

文彭篆刻力主“六书”正统。篆法端正、笔法简洁的篆字，与斑驳古拙的边栏浑然一体，形成独特的审美效果，对时人及后学影响很大。秦汉印的质朴端方，在文彭刻的白文印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他的朱文印，则有着圆转清丽的风采。

文彭家世显赫，官居高位，交游广泛，又有真才实学，精于篆刻，从其学印者很多，艺术流派因此形成。“三桥派”又称“吴门印派”，这一流派的印风脱胎于文彭作品，着意学习秦汉古玺，平和庄重，文雅秀丽。

苍古朴拙的徽派

文彭的篆刻“朋友圈”中，除了文人，也不乏职业印人。其中有一人名叫何震，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何震久居金陵（今江苏南京），但与年长他30多岁的文彭交往甚密，二人亦师亦友，因此其早期篆刻作品多受文彭影响。后来，看到收藏家顾从德的《集古印谱》后，何震为秦汉印章的艺术魅力倾倒，遂弃旧学，转而钻研秦汉印的精髓。在汲取汉代铸印、凿印、玉印等不同形式与表现手法的同时，何震借助对印石特性的透彻了解，使用冲刀法治印，终于达到刀笔之外别有韵致的佳境。冲刀，顾名思义，是执刀从篆字笔画的一端向另一端猛力冲刻，运力连续，中途少停顿，行刀痛快，势如破竹，线条劲挺利落。

何震是明时安徽新安（今江西婺源）人，所以被尊为徽派篆刻的开山鼻祖。徽派篆刻家治印，在以秦汉印章为宗之外，还从金石、碑版、法帖、钟鼎、泉币、砖瓦等古物上的篆字造型中汲取灵感，在刀法上亦追求书法体势，善于变化，运刀如笔，作品风格苍古浑朴。

何震既受文彭教诲，也曾得到文彭挚友汪道昆的提携。汪氏十分赏识何震的篆刻。文彭发现了“灯光冻”印材后，汪道昆便向文彭索要了一百余方，一半请文彭治印，一半请何震操刀。为了表示感谢，他还邀何震去北方边塞游览。

在汪氏的大力宣传下，当时文人皆以得何震一印为荣。书法家王穉登曾向何震求印，以赠予“秦淮八艳”之一的马湘兰。而明代学者姚旅在《露书》中风趣地写道，万历三十年（1602年），金陵城内有“十忙”，有人写字忙，有人画画忙，有人行医忙，有人合香忙，而“何雪渔图书忙”。“图书”是印章的别称之一，何震每天忙于治印，全城闻名，也因此留下大量作品。他去世20多年后，心仪其学的程原、程朴父子选摹何震遗印约1500枚，著成《忍草堂印选》传世。

何震之后的徽派知名印人，有汪关、朱简等。清代歙县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四人，继承明代徽州印家的长处，又融入个人风格，自成一体，人称“歙四子”。

渊雅曲劲的浙派

明清更替之际，时局动荡，老辈印人相继凋零，印坛一度陷入沉寂。康乾时期，浙江杭州人丁敬以深厚的金石、诗文、书画素养，和在艺术上锐意创新的精神，一扫印章的时弊陋习，成就了一代宗派，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浙派”。

丁敬，字敬身，号砚林、钝丁等，早年以卖酒为业，却嗜好金石文字，善书工诗。他时常往来于扬州、杭州之间，与同有金石之好的“扬州八怪”之一金农以及古玺印收藏家汪启淑谈艺切磋。对于热爱篆刻艺术的后学，丁敬也悉心教导。乾隆年间，浙江海盐县有一个名叫张燕昌的青年，酷爱篆刻，却苦于无人指点。他听说杭州的丁敬是篆刻大家，就背上两个各重十几斤的大南瓜作为见面礼，去拜访丁敬。当时年逾花甲的丁敬被张燕昌的真诚感动，收下南瓜，同意收张燕昌为弟子。后来，张燕昌也成为清代治印名家。

丁敬生活的康乾盛世，是金石学大为兴盛的时期。丁敬对金石文物的感情很深，每见名帖佳椠，不惜典当衣物购买。他还曾对西湖周边的古代石刻进行系统考察，搜访无遗，还不顾荆棘险阻，攀登拓印山间崖壁上的古人题刻，遇精彩者，往往流连终日，不愿离去。

在广泛汲取各种古文字资料的基础上，丁敬提出了创造性的观点：“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他将篆刻作为一门需要创新的艺术来看待，并创立了以切刀法著称的“浙派”。

如果说冲刀法是一气呵成，切刀法则是“积点成线”，刀杆竖立，向前、向下顿切，将碎切形成的线段串成较长的笔画。以切刀法刻出的线条，边缘不甚光滑，与古印的残损痕迹相近。丁敬的篆刻在具体刀法上长短不一，直线中穿插弧线和斜线，暗含起伏律动，使印章别具渊雅曲劲、古穆凝重之美。

丁敬开宗立派后，浙派的后起之秀有蒋仁、黄易、奚冈、赵之琛等七人，与丁敬合称“西泠八家”。其中赵之琛，崛起于清末，广纳博收。他敏锐地注意到当时新发现的金石文字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将秦石鼓文、诏版权量，汉铜镜铭文、碑额、碑文，乃至北朝摩崖文字等都纳入印作，并根据印章印面对文字的特殊要求，将这些文字“印章化”，为印坛带来了生机，也因此成为划时代的巨匠。

一方好的印章，是由篆法、章法、刀法结合而成的。清中期以来，印坛多只注意刀法，赵之琛对此提出明确批评，认为“有刀无笔”和“有笔无刀”都不是佳作，只有刀笔结合，互为补充，才能创作出好的篆刻作品。赵之琛的朱文印，线条细劲挺拔，隽美秀逸，既有行刀的通达与畅意，又有篆书的逸趣，以及起笔、运笔、收笔的浓厚笔意。

赵之琛创作态度颇为严谨，17岁开始治印，40岁以后就很少动刀了。晚清民国时期辑存的《赵之琛印谱》，去掉其中重复者，共收录其印作近300方，这些印章大多保留到了今天。

刚健婀娜的邓派

浙派在印坛风头正劲之时，唯一可与之抗衡的只有邓石如一派。

邓石如，安徽怀宁（今安庆）人，号完白山人。邓石如少时家境贫寒，以鬻书刻印为生。32岁时，他被推荐至大收藏家梅镠的府上，得见大量商周钟鼎彝器、两汉瓦当碑拓。面对这么多高古的“教材”，邓石如日夜临摹，用功不辍。他在梅家住了8年，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研一大盘墨，直至半夜把墨写尽才罢休。功不唐捐，邓石如在书法方面突飞猛进，又迅速打出“印从书出”的旗帜，把自己绵厚而又磅礴的篆书引入篆刻。

将邓石如的印作与浙派名家的作品对比，不难看出：浙派篆刻多采用汉印通用的缪篆，邓氏多用有自家特色的小篆；浙派尚方，邓氏喜圆；浙派主切刀以表示金石气，邓则多用冲刀表现笔墨意味。总之，浙派主要追求古拙，邓石如则致力于在印章上体现书法意趣。“印从书出”是邓石如艺术创造力的体现和对印坛的巨大贡献。

当然，邓石如的印作并不是简单地将篆书书法作品缩小移植到印面上。邓氏治印，往往在小篆中融入缪篆元素，在直线中参以曲线，同时注意曲线间的呼应。行刀自如畅达，极得淳厚之美。他的代表作“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朱文大印，更是将篆法、章法、刀法十分高妙地结合在一起，令后世篆刻家心折不已。

关于这枚印章的创作，还有一个颇为神奇的故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秋，邓石如正客居京口（今镇江）。一日，他取一方印石在炉中烘烤，拿出来之后，发现石头上的纹理仿佛一幅赤壁图，似隐约可见苏东坡泛舟于苍茫烟水间。这种想象一下子激发了邓石如的创作灵感。他马上举刀，在这块石头上刻下了《后赤壁赋》中的名句：“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可谓妙手偶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