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古开新

作者: 胡雪琪

平和工稳的三桥派

明代中后期,第一个文人篆刻艺术流派“三桥派”出现了,这也是明清流派篆刻的滥觞。三桥派的创始人文彭,字寿承,号三桥,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曾任两京国子监博士,世称“文国博”。他是明代书画大师文徵明的长子,诗书均传其家学。至于篆刻,更是文彭毕生精力之所聚。明代周亮工在《印人传》中评价文彭:“印之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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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对篆刻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推广石质印材,开辟了篆刻史上的石章时代。相传他任国子监博士期间,一次外出时,偶遇一赶驴老者带着四筐石头,与一商人争执不休,便上前询问缘故。老人说:“这个商人要买我的石料,我赶驴过江远道而来,他却压价,因此争吵,没想到惊动了您。”看着筐内那些原本准备加工为饰品的“灯光冻”石材,文彭沉思片刻,说:“你们不要吵了,这四筐石头都卖给我,我加倍给钱。”回家后,他让人将石料剖开,用以刻印,十分适用。自此,石印广为流布。

《印人传》记载,文彭早年的印章多为象牙材质,他设计好印稿后,找刻工李文甫代刻。发现了“灯光冻”后,文彭开始亲自刻制石印。据说,为了追求与高古印章相似的沧桑意蕴,他常把刚刻好的印章放在小盒子里,让仆人整天摇晃小盒,以求做旧之感。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文彭传世印章,边角多有残损,虽不一定是仆人摇晃的结果,但或许能从侧面说明文彭对“古”的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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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篆刻力主“六书”正统。篆法端正、笔法简洁的篆字,与斑驳古拙的边栏浑然一体,形成独特的审美效果,对时人及后学影响很大。秦汉印的质朴端方,在文彭刻的白文印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他的朱文印,则有着圆转清丽的风采。

文彭家世显赫,官居高位,交游广泛,又有真才实学,精于篆刻,从其学印者很多,艺术流派因此形成。“三桥派”又称“吴门印派”,这一流派的印风脱胎于文彭作品,着意学习秦汉古玺,平和庄重,文雅秀丽。

苍古朴拙的徽派

文彭的篆刻“朋友圈”中,除了文人,也不乏职业印人。其中有一人名叫何震,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何震久居金陵(今江苏南京),但与年长他30多岁的文彭交往甚密,二人亦师亦友,因此其早期篆刻作品多受文彭影响。后来,看到收藏家顾从德的《集古印谱》后,何震为秦汉印章的艺术魅力倾倒,遂弃旧学,转而钻研秦汉印的精髓。在汲取汉代铸印、凿印、玉印等不同形式与表现手法的同时,何震借助对印石特性的透彻了解,使用冲刀法治印,终于达到刀笔之外别有韵致的佳境。冲刀,顾名思义,是执刀从篆字笔画的一端向另一端猛力冲刻,运力连续,中途少停顿,行刀痛快,势如破竹,线条劲挺利落。

何震是明时安徽新安(今江西婺源)人,所以被尊为徽派篆刻的开山鼻祖。徽派篆刻家治印,在以秦汉印章为宗之外,还从金石、碑版、法帖、钟鼎、泉币、砖瓦等古物上的篆字造型中汲取灵感,在刀法上亦追求书法体势,善于变化,运刀如笔,作品风格苍古浑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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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震既受文彭教诲,也曾得到文彭挚友汪道昆的提携。汪氏十分赏识何震的篆刻。文彭发现了“灯光冻”印材后,汪道昆便向文彭索要了一百余方,一半请文彭治印,一半请何震操刀。为了表示感谢,他还邀何震去北方边塞游览。

在汪氏的大力宣传下,当时文人皆以得何震一印为荣。书法家王穉登曾向何震求印,以赠予“秦淮八艳”之一的马湘兰。而明代学者姚旅在《露书》中风趣地写道,万历三十年(1602年),金陵城内有“十忙”,有人写字忙,有人画画忙,有人行医忙,有人合香忙,而“何雪渔图书忙”。“图书”是印章的别称之一,何震每天忙于治印,全城闻名,也因此留下大量作品。他去世20多年后,心仪其学的程原、程朴父子选摹何震遗印约1500枚,著成《忍草堂印选》传世。

何震之后的徽派知名印人,有汪关、朱简等。清代歙县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四人,继承明代徽州印家的长处,又融入个人风格,自成一体,人称“歙四子”。

渊雅曲劲的浙派

明清更替之际,时局动荡,老辈印人相继凋零,印坛一度陷入沉寂。康乾时期,浙江杭州人丁敬以深厚的金石、诗文、书画素养,和在艺术上锐意创新的精神,一扫印章的时弊陋习,成就了一代宗派,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浙派”。

丁敬,字敬身,号砚林、钝丁等,早年以卖酒为业,却嗜好金石文字,善书工诗。他时常往来于扬州、杭州之间,与同有金石之好的“扬州八怪”之一金农以及古玺印收藏家汪启淑谈艺切磋。对于热爱篆刻艺术的后学,丁敬也悉心教导。乾隆年间,浙江海盐县有一个名叫张燕昌的青年,酷爱篆刻,却苦于无人指点。他听说杭州的丁敬是篆刻大家,就背上两个各重十几斤的大南瓜作为见面礼,去拜访丁敬。当时年逾花甲的丁敬被张燕昌的真诚感动,收下南瓜,同意收张燕昌为弟子。后来,张燕昌也成为清代治印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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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敬生活的康乾盛世,是金石学大为兴盛的时期。丁敬对金石文物的感情很深,每见名帖佳椠,不惜典当衣物购买。他还曾对西湖周边的古代石刻进行系统考察,搜访无遗,还不顾荆棘险阻,攀登拓印山间崖壁上的古人题刻,遇精彩者,往往流连终日,不愿离去。

在广泛汲取各种古文字资料的基础上,丁敬提出了创造性的观点:“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他将篆刻作为一门需要创新的艺术来看待,并创立了以切刀法著称的“浙派”。

如果说冲刀法是一气呵成,切刀法则是“积点成线”,刀杆竖立,向前、向下顿切,将碎切形成的线段串成较长的笔画。以切刀法刻出的线条,边缘不甚光滑,与古印的残损痕迹相近。丁敬的篆刻在具体刀法上长短不一,直线中穿插弧线和斜线,暗含起伏律动,使印章别具渊雅曲劲、古穆凝重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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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敬开宗立派后,浙派的后起之秀有蒋仁、黄易、奚冈、赵之琛等七人,与丁敬合称“西泠八家”。其中赵之琛,崛起于清末,广纳博收。他敏锐地注意到当时新发现的金石文字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将秦石鼓文、诏版权量,汉铜镜铭文、碑额、碑文,乃至北朝摩崖文字等都纳入印作,并根据印章印面对文字的特殊要求,将这些文字“印章化”,为印坛带来了生机,也因此成为划时代的巨匠。

一方好的印章,是由篆法、章法、刀法结合而成的。清中期以来,印坛多只注意刀法,赵之琛对此提出明确批评,认为“有刀无笔”和“有笔无刀”都不是佳作,只有刀笔结合,互为补充,才能创作出好的篆刻作品。赵之琛的朱文印,线条细劲挺拔,隽美秀逸,既有行刀的通达与畅意,又有篆书的逸趣,以及起笔、运笔、收笔的浓厚笔意。

赵之琛创作态度颇为严谨,17岁开始治印,40岁以后就很少动刀了。晚清民国时期辑存的《赵之琛印谱》,去掉其中重复者,共收录其印作近300方,这些印章大多保留到了今天。

刚健婀娜的邓派

浙派在印坛风头正劲之时,唯一可与之抗衡的只有邓石如一派。

邓石如,安徽怀宁(今安庆)人,号完白山人。邓石如少时家境贫寒,以鬻书刻印为生。32岁时,他被推荐至大收藏家梅镠的府上,得见大量商周钟鼎彝器、两汉瓦当碑拓。面对这么多高古的“教材”,邓石如日夜临摹,用功不辍。他在梅家住了8年,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研一大盘墨,直至半夜把墨写尽才罢休。功不唐捐,邓石如在书法方面突飞猛进,又迅速打出“印从书出”的旗帜,把自己绵厚而又磅礴的篆书引入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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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邓石如的印作与浙派名家的作品对比,不难看出:浙派篆刻多采用汉印通用的缪篆,邓氏多用有自家特色的小篆;浙派尚方,邓氏喜圆;浙派主切刀以表示金石气,邓则多用冲刀表现笔墨意味。总之,浙派主要追求古拙,邓石如则致力于在印章上体现书法意趣。“印从书出”是邓石如艺术创造力的体现和对印坛的巨大贡献。

当然,邓石如的印作并不是简单地将篆书书法作品缩小移植到印面上。邓氏治印,往往在小篆中融入缪篆元素,在直线中参以曲线,同时注意曲线间的呼应。行刀自如畅达,极得淳厚之美。他的代表作“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朱文大印,更是将篆法、章法、刀法十分高妙地结合在一起,令后世篆刻家心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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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枚印章的创作,还有一个颇为神奇的故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秋,邓石如正客居京口(今镇江)。一日,他取一方印石在炉中烘烤,拿出来之后,发现石头上的纹理仿佛一幅赤壁图,似隐约可见苏东坡泛舟于苍茫烟水间。这种想象一下子激发了邓石如的创作灵感。他马上举刀,在这块石头上刻下了《后赤壁赋》中的名句:“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可谓妙手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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