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楮流芳：穿越千年的宋元古籍之美

“文化之源，系于书契；书契之利，资于物质。”

自人类有意识地使用文字或符号记录和表达思想感情以来，书写的介质从最原始的陶土、甲骨、玉石，发展到金石、简牍、帛书、纸张，再到现代的音视频、互联网终端等科技手段，人类记录思想和文明的物质载体不断改变，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历经数千年洗礼，代代传续，未曾中断。

此次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遴选了馆藏的66部宋元古籍。这是上海博物馆建馆七十年来首个宋元古籍大展，深藏于文物库房的稀见善本、千年典籍，乃至从未对外展示的“国宝”级孤本，都首次公开展现在世人面前，展品约半数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上海市珍贵古籍名录》，兼具版本文献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

玉楮永流芳

本次展览名为“玉楮流芳”，其中有深意。“玉楮”是对纸张的美称，原意是玉做的叶子，也暗喻字纸的珍贵；而“流芳”有两层意思，一是千年笔墨，散发芬芳；二是希望记录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典籍会千古流传。

宋元古籍的装帧方式十分丰富，有卷子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等多种形式；制作方式有手书传抄、雕版印刷和刻石拓印等。宋元典籍刊刻的繁荣，又进一步促成文学、艺术、科学的高度发展，在学术思潮领域引发一系列新变，促进了知识的生成、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传播。

展览分为“翰墨斑斓”“古椠生辉”“宝拓传真”三部分，分别展示了写本、刻本和拓本三种版本类型的古籍。千年典籍不再囿于书斋及学术研究视野，中华文明弦歌不辍的传承，藏在字里行间的时光记忆，生生不息。

一页宋版一两金

宋元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是中国古籍发展史上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造纸术进入成熟阶段，质量上乘、利于长期保存的竹纸、皮纸逐渐取代麻纸、藤纸；制墨术步入转型期，质地细腻、着色性更佳的油烟墨取代了松烟墨；印刷术也趋于完善。这些都为典籍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条件。

“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城，曾是当时世界上规模和技术首屈一指的图书印刷出版中心，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里记载：“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杭州本”，相比开封、四川、福建等地的版本，刻工精湛，字体优美，装帧讲究，校勘严谨，最接近古书的原貌，被誉为“最美宋版书”。

宋刻本纸质苍润、墨色清纯、字体古劲、版式疏朗，再加上历代藏书家的琳琅印记，由此呈现出的宋韵古香，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让人为之神往。但也因印量稀少，造价昂贵，除了皇家内府收藏，世人难见其真容，故有“一页宋版一两金”的说法。

明末，湖州有一位叫毛晋的藏书家，立志搜集善本秘籍遗书，家藏图书八万四千余册。他为了寻求宋版书，在藏书楼“汲古阁”的门口悬挂告示，愿以千金求购宋版书，只要经他鉴定是真品，卖家要价再高，他都来者不拒。一时间毛家门前书舶云集。时人言：“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宋版书一书难求，每每有幸得之，读书人便会在书页上书写题跋、钤印藏书章，这些珍贵的历史信息也为书籍史、文献学、校勘学、鉴定学、印刷术、造纸术等学术领域提供了研究价值。

珍罕北宋写本《妙法莲华经》

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主要以手写传抄的方式流通，宋元写本的存世量远远不如刻本，北宋写本更是凤毛麟角。通常，宋代以前手写传抄的文献典籍才叫“写本”，而元代以后的则叫“抄本”。传世和出土的写本，因其保留了宋人书写的痕迹，弥足珍贵。即便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抄写，随着个人的心境变化，每次也会有些许差别，因此件件堪称孤本。

现存宋以前的佛教写经中，数量最多的是敦煌出土本，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七部佛教写经均为传世本，十分珍罕。北宋开宝六年（973年），一个叫杜遇的人为积攒功德，用昂贵的金银粉在磁青纸上抄写《妙法莲华经》。这一写本当初写了十部，每部有七卷，但目前存世仅三件残卷，上海博物馆收藏了其中两件。

第一件北宋杜遇写本仅存卷一和卷端，卷前有两幅线描佛画，一幅为《释迦说法图》，另一幅是《伎乐天图》。画者笔力遒劲，雅承唐人规范，佛像庄严，细节生动。

这卷写本保存得相当完好，后世收藏者将其由原来易断的经折装改为更便于携带和保存的卷轴装。

另一件北宋杜遇写本仅存卷五，保留了原始的经折装。首题、译者、品题和正文中的“佛”字皆以金粉书写，其余部分由银粉书写，在磁青纸深蓝底色的衬托下，以楷书写就的金银字流光溢彩。制作工艺十分精巧，装帧也分外华美。

佛教经典《妙法莲华经》，又称《法华经》，是一部起源很早的大乘经典。经文记录了佛陀释迦牟尼晚年说教的内容，认为不论贫富贵贱，众生皆可成佛，被列为天台宗的最重要经典。后秦时期，龟兹国的沙门鸠摩罗什奉召入长安，设立译场，与弟子们翻译了《大品般若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等数十部经典，其中就包括这部脍炙人口的《妙法莲华经》。

天价南宋刻本《王文公文集》

由雕版印制而成的书籍叫刻本。雕版印刷的过程是先由人工手写样稿，再将样稿反贴到大小合适的木板上，逐字雕刻出来。木板雕好以后，再涂上墨，将纸张铺上去印出来，装订成册便成了书籍。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关于他一生的是非功过，千百年来众说纷纭。现存刊刻时间最早的王安石文集始于南宋，版本流传有两个系统，一为所谓的“杭州本”系统，二为龙舒郡（今安徽省舒城县）系统。

南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自清末流出内阁大库后，先后经颍川刘氏、湖州蒋氏、南通吴氏、常州王氏等收藏，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在香港书肆时，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两位先生委托旅居香港的王南屏将其购回。20世纪80年代初，收藏家王南屏、房淑嫣将珍藏的南宋龙舒郡本72卷悉数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珍藏至今。

明清以来，我们所能见到的《王文公文集》版本都来自“ 杭州本”，龙舒郡系统仅见此本，一线单传至今，因此是海内孤本。上海博物馆现存此书缺了一册四卷，此四卷究竟是何时、如何散出，以及是否存世，一直以来都晦暗不明。直至2 017年，此四卷中的三卷突然面世，随后又以2.3亿元的天价拍出，引起世人瞩目；2020年又在北京拍卖行出现，最终以2.6亿元成交，创下了宋版书拍卖的最高纪录。

无论是分卷、内容、文字，龙舒郡本都与“杭州本”存在一些差异，是整理、研究王安石文字、思想的重要文献。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的历史价值还体现在其独特的图书版式上。

该文集中有关书籍的一些基本信息，藏在了书页正中间的缝隙处：中间上部类似括弧的符号因形似“鱼尾”而以之命名，鱼尾下方有编号和页码，最下面的文字则是刻印这本书的刻工的姓名。这部《王文公文集》版心有无鱼尾、单鱼尾、双鱼尾三种形式，应当不是同一年代所刻。可见，它的印刷制作过程相当漫长，经历了多人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展览中《王文公文集》其中一页的背面写有“奉使判部郎中”等字样。南宋初年，由于纸张短缺，人们往往把用过的纸张收集起来，进行“二次利用”，因而出现了“公文纸印本”这一特殊的古籍版本形态。这部《王文公文集》也是用废弃的公文纸背、书札的空白面来印刷的宋代公文纸印本。这在当时来看，不过是为了节约纸张，而流传到现在，书背的这些公文却成了研究南宋社会、经济、军事、官制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因此，上海博物馆藏的这部《王文公文集》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献。

吴湖帆镇宅之宝《梅花喜神谱》

宋人爱梅，除了家喻户晓的“ 梅妻鹤子”的林逋，还有一位“爱梅狂人”，名叫宋伯仁。他在自己房前屋后也种满了梅花，常常在寒冷的冬雪中站立许久，只为欣赏和观察梅花的形态，他将其描绘下来编辑成一部梅谱并刊刻出版。宋人称画像为“喜神”，因而此谱被称为《梅花喜神谱》，是宋伯仁毕生画梅归纳总结之大成。

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双桂堂刻本《梅花喜神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刻画谱，全谱分为上、下卷，作者精心挑选10 0幅墨梅，每幅配有题名和五言诗一首。像“定格漫画”一般，画谱按梅花从蓓蕾、小蕊、大蕊、欲开、大开、烂漫、欲谢、就实的生长过程，记录了梅花的“一生”，形成诗书画合一的装帧形式，且留有黄丕烈、钱大昕等诸多名家题跋。

画谱初刻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原刻本已佚，后来在南宋景定二年（12 61年）由一家民间刻书坊—双桂堂重刻，目前所见仅有此孤本。它曾被鉴藏巨擘吴湖帆奉为“吴氏文物四宝”之一，是闻名海内外的稀世之宝。

在被吴湖帆收入囊中之前，这部珍本经过了12 0多年的流转，先后经过汪士钟、于昌遂、蒋宝龄、潘祖荫等人递藏，富甲吴中的潘祖荫又将其传给其弟潘祖年。民国十年（1921年）辛酉元月十三日，潘祖年的爱女潘静淑3 0岁生日之时，从父亲手里得到了这份礼物，但比寿星本人更欢欣雀跃的是女婿吴湖帆。为此，他将自己的书斋改名为“梅景书屋”，《梅花喜神谱》就成了“梅景书屋镇宝”。